前言：馬英九明明知道不該讓「非正式權力」囂張，卻只寵幸一人，刻意讓政府監管崩解，「自己人」為所欲為，這種故意敗壞政府的行為，當然造成「無所不A」的環境，馬英九明知故犯，顯然背後必有更多不為人知之黑幕！

       ＝＝＝【照妖鏡】＝＝＝

馬英九偏愛「自己人」掌權的原因，因為「專業」從來就不是首要要項，「關係」才是重點，因此形成更扭曲的結構，才有縫隙可鑽，從中搞三捻四！

馬英九時代寵信密友、親信、自己人的真正的問題，就是讓台灣再度產生「非正式權力」指揮公權力的亂象。

親信、親人和親友，長期以「非正式權力」指揮公權力，置國家體制於度外，正是弄權貪瀆之所以層出不窮的總源頭。

當一個民主政體的統治者若不能恰當地掌握權力與能力的分際，造成了偏差不斷累積，將使官箴、財政、金融、政府效能各種環節出現各式各樣之顛三倒四的「合理性危機」（Rationality Crisis）。

政府的統治已頻生不合理之處，奸宄自然有空隙可鑽，進而引發更大型的「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這些年，馬英九政府各種頻被爆料的貪腐，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

其實，這不是個別人物的操守問題，而是馬英九比陳水扁時代更墮落，讓整個國家已經沉淪到「不可治理」（Ungovernable）的處境之中。

可惡的是，馬英九明明知道不該讓「非正式權力」囂張，卻比陳水扁時代更甚，只寵幸一人，刻意讓政府監管崩解，「自己人」為所欲為，這種故意敗壞政府的行為，當然造成「無所不A」的環境，馬英九明知故犯，顯然背後必有更多不為人知之黑幕！

說馬英九「明知故犯」並不是惡意汙蔑，因為，那一年，我非常清楚地聽到馬英九說「痛恨非正式權力」‧‧‧

那一年，是二○○七年年底，「金馬指揮部」有人找我一起參與撰寫《哭泣的台灣---看民進黨執政八年》，其中邀請了馬英九幕府中重要的蘇起、高永光、朱雲鵬‧‧‧等幕友撰文，說是要鑑往知來，全面反省與警惕馬英九執政後不要重島覆轍！

邀請者要我代邀我的恩師南方朔寫序，並請我以長期主跑行政院與政府組織的經驗，特別針對「自己人」弊端，反省扁政府更提前警惕馬政府。

沒想到，馬英九上任之後，「自己人」橫行變本加厲，「非正式權力」明目張膽，馬英九還不敢管束他身邊的情治大總管。

這種破壞體制與放任，正是貪腐的溫床，當年馬英九痛恨，如今馬英九沉溺，這種明知故犯，已經不只是「無能」，簡直是「無恥」！

而我，竟也一度在這種「無恥」勾當中被利用過，我特別悲傷，更有一種識人不明，曾經被馬英九利用當幫兇後的悔恨與自責感‧‧‧

=====《附錄：那一年，我當馬英九幫兇的文章﹝二﹞》======

《用人看忠誠，專業靠邊站》

真正的問題，就是產生「非正式權力」長期指揮公權力的亂象。

以最讓國人關注過的趙建銘引發的所謂四大弊案，短短時間，吸金的財貨竟以上億元來計算，如果不是掌握公權力的人士配合駙馬的「關說」，相關單位為什麼配合？這些人或許未必參與「圖利」（這部分有待司法單位進一步偵查」，但可論斷，這些「被關說之人」必接受了「非體制內人士」的指揮。

進一步追問：龐大的國家機器，為什麼抵抗不了一個「非體制」人士的壓力，原來是這種壓力早就鋪天蓋地了，公權力早就習慣於接受這些非體制力量的壓迫與指揮。別忘了，二○○○年陳水扁就任後，副院長和秘書長，會前先向總統府的秘書請示，會後要向總統府的秘書匯報。

上行下效，當權新貴機要秘書習於越級遙控，下巴翹得比天高。政府的運作就是親信、親人和親友成了「傳話人」，各部門的官員們不順從而因此被拔烏紗帽的故事層出不窮，也難怪許多高官一接到電話那頭傳來：「我是趙建銘。」脊樑骨就先矮了半截。

趙建銘都是如此了，那些和陳水扁更親近，可能有長期「革命情感」的戰友、是生命相隨的妻子、是情義相挺過的故友、也可能是伸過援手的金主‧‧‧能不聽聽他們的意見嗎？

哪一個人的見解和意見，最有代表性？當然給了所謂的「一妻二秘三師四親家」等空間。

非正式權力就會讓正式體制的決策與控管更失靈，開始就有徵兆。2000年8月，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市府向當時閣揆唐飛簡報台北巨蛋案，唐飛裁定了要「蛋落松菸」，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和副主委羅文嘉等有異見，到總統府找陳水扁陳請，決策一夕翻轉。

問題核心並不是松菸適不適合蓋巨蛋？公共決策本就有多元意見。問題是，有沒有一個透明與嚴謹，眾人可以依循與預測的決策體系！

行政院長的「裁決」都可以一夕翻盤，程序不明確，權限被混淆，層鋒意見就可定案，政府體制的存在意義何在？

因為沒信心與不信任，靠「非正式權力」掌控的用人風格，對國家機器的最大影響就是，整個決策體系都混亂，失去了定位了。

連行政院長都可能被翻轉了，其它的部長呢？其他的次長呢？司處局長更不會被信任了，還是找條「通天之道」吧。

「通天之道」正是那些機要，找那些號稱通天的立委，更有效的，當然就奔走「後門」，哪還能有紀律可言，官箴和專業，漸漸流失。

正就是在對國家機器的不信任下，陳水扁「掌控一切」為核心的用人之道，形成了親信、親人和親友，長期以「非正式權力」指揮公權力，置國家體制於度外，正是弄權貪瀆之所以層出不窮的總源頭。

當一個民主政體的統治者若不能恰當地掌握權力與能力的分際，造成了偏差不斷累積，將使官箴、財政、金融、政府效能各種環節出現各式各樣之顛三倒四的「合理性危機」（Rationality Crisis）。

政府的統治已頻生不合理之處，奸宄自然有空隙可鑽，進而引發更大型的「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2006年後，政府各種頻被爆料的貪腐，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其實已不是個別人物的操守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已經沉淪到「不可治理」（Ungovernable）的處境之中。

不可治理造成影響最深的，在政商金融的控管中，最令人囑目。

想要掌控金融體制，一向就是台灣政治體系，確保統治優勢的重要手段，一九八九年以前國民黨威權體制時，國民黨就是以「家族帳房體制」，由蔣家絕對信任的俞國華，長期主控央行與財政部，而且嚴格管制私有銀行的興起，全數是公有行庫控制的金融體系，那是一個金、權完全融合的年代。

政治戒嚴時代國民黨以金融安定的理由，嚴格管制金融業的自由化，但同時又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藉著黨營的投資公司不斷介入新興金融營運版圖，繼續進行壟斷。如在一九七六年，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聯合了台灣銀行、土地銀行與華南銀行三公營行庫成立了當時壟斷國內債券與商業本票發行的票券龍頭中興票券。

又在一九七九年，國民黨的光華投資聯合證交所、台灣銀行、土地銀行成立當時壟斷資本市場融資融券業務的復華證券公司，甚至國內最早扮演投資銀行的中華開發信託，也是由當年的霍寶樹、俞國華與林伯壽等人出面成立。不過，當時國民黨掌控金融的牟利動機並不明顯，主要是利用各種管道掌控國家資源，並藉此豢養地方派系、民意代表與高層黨員。

從反對時代，就對黨國政商體制持續批判的陳水扁與民進黨，執了政，當然會把這體制當成非要處理的重要任務。

問題是，想要解決？還是想要如法炮製？或者是，從中牟利？

政黨輪替初期，陳水扁的新政府由於長期欠缺和金融圈的淵源，第一任的任期內，陳水扁掌控金融的布局並不順利。陳水扁並沒有足夠分量的金融大老相挺，被視為扁朝金融國師的林鐘雄中風臥病，和陳水扁長期相熟的金融圈人士，除了誠泰銀行的林誠一外，不論是龔照勝、呂桔誠、陳聖德等人，都是金融專業經理人，資望都不足立刻替陳水扁扛起金融大旗。

陳水扁一度也想比照李登輝模式，掌控中華開發，推出胡定吾卻不敵劉泰英。

同一時期更大的變化是，金控公司成立，大型的民間金融勢力，如新光、富邦、中信等都擁有上兆元的資產，成了主導金融版圖的新勢力，這時候的金融版圖政商規則，已經由蔣、李時代的「政治領導市場」，在民營資本挾鉅額資本下，和政治勢力成了結盟關係，如開發金控董座爭奪戰，不論是辜家還是陳家，主動又都爭相到官邸尋求同盟。

這種關係在陳水扁續任後，一統公營行庫人事布局下，徹底清除舊勢力，改了觀。一九九○年以來，公營行庫盛況不復過往的寡占金融版圖，個別資產和民間的金控規模也相形見絀，陳水扁挾勝選餘威，一舉破格部署扁家軍全面掌控公營行庫，加上兆豐金控有鄭深池把關，陳水扁至少掌控了七兆四千億元的新「超級金控」，這是一家比任何民間金控資產都大許多的新金融體系。

這家等於是以陳水扁為「共同董事長」的「超級金控」，和民間金控結盟時，又挾更多資源放大分貝，陳水扁得以在台灣發動起第三波的政、金複合體的新統治模式，也就是所謂的「二次金改」，「吳辜蔡」成了超級金融巨獸，又和官邸「後門」扯出瓜葛，崩壞更甚。直到2008年1月，都還未放棄將彰銀併給台新金，謝長廷派親信人馬呂桔誠和董瑞斌，接掌兆豐金。重點都在於，只有「自己人」才放心。

問題是，這些「自己人」掌權的原因，「專業」從不是首要要項，「關係」才是重點，怎能不形成更扭曲的結構？

〈以上文章摘錄自『哭泣的台灣』，INK，2008/02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