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联模式的经济与政治根本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因此，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含着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也包含着推进政治的民主化。

事实上，这两个目标，这两种趋势，完全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割裂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是以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为基础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是经济活动的民主方式和民主秩序。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这样的经济民主必然会要求政治民主，并且也一定会上升为政治民主。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基础。我们无法想象，在苏联模式那种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统制经济即所谓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能够生长出民主政治；无法想象，当民众连他们个人的生活和未来都无权自主安排的时候，他们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当家作主”。所以，要发展民主政治，就必须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以自主、平等、竞争为基本特点的市场经济，是人民学习民主、培育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学校。要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充分、更真实的民主，就要使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成为更具有自主性、平等性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民主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发展民主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因此应当注意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因循守旧，忽视甚至否认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关系与结构日益多元、开放、复杂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与之相适应地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种倾向是缺乏对民主问题的深刻理解，只是笼统地高喊口号，空疏地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过急的要求，以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态度和情绪呼吁民主，这实际也是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左”的倾向。如不注意，这两种倾向就会共生并存，且相互刺激，彼此强化。必须看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但建设国家的民主政治是一件高度复杂的事情，需要有足够的基础和条件，民主又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也有各不相同的缺点和局限性。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是完全错误的，但由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国人搞民主要特别防止走上歧途，落入陷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举凡政党、竞选、议会、责任内阁、地方自治等等民主形式无一不有，但那是一个怎样的乱局？文化大革命号称是大民主，那又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再看看今日之台湾，所谓民主政治被一小撮无耻之徒搞到如此丑恶不堪的下作的地步，那也能觍着脸叫什么民主进步？请一定不要一厢情愿地把这些当成是所谓民主发展尚不成熟的问题，不是的，那是从根本上走错了路的问题。对中国人搞民主而搞错了、搞坏了的这三大严重教训，一定要给予严重的注意。

第三点，建设民主政治，需要正确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吸收、运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这就是要以渐进方式推进改革。所谓渐进，当然包含不能过急过快的意思，但并不是指一切慢慢来。以渐进方式推进改革，具体地说，就是要采取由边缘逐渐向中心推进、由基层逐渐向上层推进、由局部逐渐向全局推进的方式。

其意义在于：首先，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减少震荡，降低成本，从而保证改革所必然包含的试错过程的平稳并取得可检验的成果，这种风险与成本的可控性，是改革能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基本条件；其次，从基层与局部开始，可以使改革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条件比较对称，其收益与成本、权利与责任比较对称，从而能够形成激励，保证改革的动力，并使人们在切身利益的基础上切实地学习民主，逐步提高民主的素质和能力；再次，有助于在基层之间、地方之间、局部之间形成竞争的局面，从而有助于充分发挥实践的创新功能，这是因为，实践所具有的组织与制度创新功能，是通过自主活动及其竞争过程的选择功能来实现的。从这几个方面把握渐进改革的基本逻辑和原则，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符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们认为，对于“认真”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其中，“认真”注意以上三点，是十分重要的。

民主的普适性和特殊性问题，是民主政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一个在现实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近来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关于民主政治研究中有不少讨论涉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搞清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正确地看待和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民主观念中包含普适价值

作为一种社会观念，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意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权的要求与主张，它要求和主张国家权力应当属于人民、属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人们。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时说过：“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47-448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观以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观为依据，可见二者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只不过无产阶级的实践要求更加广泛和彻底。

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在平等观上共性的论述，说明了人类的平等观在不同阶级之间具有普遍性，我想这也应当适用于我们对民主普适性的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在思想观念上肯定存在差别，但其精神上的一致性以及价值取向的共通性也是存在的。这种共通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思想文化的进步性。民主观念的差别是历史与社会条件造成的，而其中包含的一致性、共通性则是人类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成果。我国第一个民主白皮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篇第一句话，即是“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价值观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体系，是人们的一种偏好。权力的共治和人民权利，不仅是古希腊城邦自由民的追求，不仅是掌握财富的资产者的追求，也是共产党人、无产者的追求，是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尽管什么是“共治”、什么是“人民”，在不同时代其含义大相径庭，但前人追求共治和民权的理念启发了后人、被后人所继承。这就是价值观上的共同性，它构成了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和政治文明成果。我想，所谓民主观念中包含的普适性，就是指自古以来人类对于人民主权的向往与追求。

二、民主制度是特殊的

民主观念中包含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民主制度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人类追求民主愿望是共同的，但实现民主的道路却各不相同。民主观念是一种精神现象，它来自实践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实践，上升为一种社会理想。而民主制度则是现实的，它要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条件的规定和制约。因此，历史与现实中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总是各具特色，表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从本质上讲不是精神文化现象而是政治历史现象。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是人类对于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的规范化、法律化、程序化的解决方案。社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面临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从根本上讲，制度不是来自人们的主观而是来自解决问题的现实需要。因此，对于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它所遇到的时代课题与任务是其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时代课题与任务设定了制度选择与建设的目标。除此之外，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条件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三大要素。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一个事物，既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又往往构成下一个过程的原因；每一个时刻，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连续性对于社会发展变动起着无法避免的约束作用。任何一个制度的选择和建立都不是突然的、偶然的，人们可以从它的身上看到历史的影子。一种现实的制度必然要受到以往制度以及相关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以习惯、习俗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往制度以及相关因素对一个新制度的建立及其变化的影响，被称为“路径依赖”。其实，不妨把“路径依赖”更泛化地称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影响制度变迁的第二个要素是现实环境和条件。人们不能凭空解决社会问题，人们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和资源等物质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说过，人们只能完成他们能够提出的任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只能根据他们可以掌握和运用的资源，同时考虑到国内外的现实环境，做出决定和选择，建立起这样或那样的制度。而且，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

影响制度变迁的第三个要素是意识形态，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这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观因素。制度变迁不是纯粹的客观进程，但主观因素的作用是有条件的。主观因素是在客观因素设定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的。

由于世界各国在其历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条件和意识形态不同，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各有不同是毫不奇怪的。而且，不仅各国制度之间有所差别，即使是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制度也有所不同，这也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就民主制度而言，一个国家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在一种制度类型下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的民主形式，则是由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决定的，是受到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条件和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的。由于诸多变量的存在，一个国家即使选择了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么最终它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用一个统一的指标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判断是不科学的。

概括起来说，我认为：民主既是普适的又是特殊的。民主的普适性是形而上的，是就价值观层面而言的。我们承认民主具有普适性，表明我们认同民主作为人类一种长久的理想追求的精神价值。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有的学者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特殊性表现在制度层面，民主制度是具体而特殊的。人们追求民主，却不能任意地实施民主，民主是有条件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民主实践因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条件而不同，因历史任务而不同。有的学者从民主特殊性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我们能够实行什么民主。

坚持民主观念上的两点论，可以为我们正确地对待民主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承认民主普适性的逻辑意味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吸收和借鉴人类以往民主政治实践的有益成果；民主特殊论的逻辑意味是：必须拒绝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坚持民主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两点论，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做到既博采众长又坚定不移

社区自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北京市海淀区的品阁小区，将北京乃至全国的社区自治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普通的小区，先后在六位年轻人与一位退休老厂长邵里庭的率领之下，向开发商及物业管理公司开展了维护正当权益的斗争，战绩不俗。有别于北京那些已经实现“业主委员会掌握社区大权、自主聘请物业”的少数社区，品阁小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小区不但有了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而且自己成立了物业管理公司，在自治的范围内真正实现了“自管”。(7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

论者指出，以前各小区的管理模式，由物业公司牵头，名义上是“自治”，实质上却是“他治”。物业公司扮演的角色近似于保姆，业主近似于婴孩。保姆并非由婴孩选举产生而多半系开发商指定；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这两点因素决定了物业公司不大像“守夜人”，反倒像个高高在上的监护人。由此可以解释何以本应为服务性质的物业公司，竟然冠以“管理”之名。这还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当前的现实：民众是需要“管理”的。

但品阁小区的自治实践却构成对偏见的犀利反击：普罗大众不但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且能管理得井井有条。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往堂皇的方面引申，至多只是一种合作关系。当业主委员会取代物业公司上马，它们与业主本是一体的。而品阁小区的成功经验中最值得推广的一点，就是对这个“一体”的高度认同感。此认同未必需要上升到政治、文化认同。但哪怕是朴素而廉价的利益认同，终归也可形成共同的诉求，一种凝聚力。这就是方向。

我觉得可以这样诠释自治的精义：此世政治之本质相当残酷，就是牧羊人与羔羊，或者说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争斗；独裁是一个牧羊人统治一群羔羊，民主则是消灭那个牧羊人，让羔羊以平等的面目自我治理。至于哪种治理术更好，理论上的答案并不可靠。如果允许用史实说话，那么后一种治理术衍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美国，罗伯特·威布书写“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就以“自治”命名；另一个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动物推翻了人的统治，将“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作为日常政治生活必须遵守的戒律之一，最终却演变成“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人们可能会质疑：你不是说自治是民主之源吗，《动物庄园》是怎么回事？我要反问：《动物庄园》是在实践自治还是仅仅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却在暗中塑造金字塔形的权力关系———那个紧握至上权柄的统治者，只不过由原来的人，换作现在的猪？要知道，自治的精髓是一切归之于民：民有、民治、民享。而《动物庄园》并未实现这些。民选的领袖摇身一变，成为整天制造催眠药式的口号方针的奴隶主。政治口号的糖衣炮弹，迷惑了其他动物，使它们甘于做奴隶而不自觉，沉迷于“自治梦”而无法自拔。

这种自治依然是“他治”，品阁小区的自治倒有些接近美国。说这话的意思有两重。第一，美国民主之起源兴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品阁小区的民主实践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特殊条件：小区人口不多，易于开会表决、集中管理，有邵里庭这种具备管理经验且精力充足的社区领袖挺身而出等———我们必须审慎提醒，同样的自治经验，挪到其他人口多、缺乏带头人的小区，未必能结出好果子。第二，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开启了“启蒙民主”之路，那么我们冀望于二十一世纪的品阁小区成为“维权民主”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