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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回憶台灣白色恐怖時代(六)
2014/01/21 20:32:01瀏覽530|回應0|推薦12

我就是利用暑假期間,放假期間,或者我在加拿大請求一年休假,就是我只拿60%的薪水,就給我一年的假期,你就可以回來教一年,所以我看見過馬蹄湖的荷花開,我在這待一年嘛,那後來我一直到我1989年,1990年,我加拿大退休了,當時我其實,我在大陸教了太多的大學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一直教到新疆的大學,教到甘肅的蘭州大學,我教了太多的學校。那後來我退休的時候就很多別的地方的人就問我要不要回來,在一個地方教書,那當時呢,我就選擇了南開,因為南開畢竟離北京,離我的老家比較近,而且我的侄子跟我的侄媳婦都是南開的校友,所以我就選擇了南開。選擇了南開就本來只是教書而已,但是我這個侄子是很喜歡多事的人。

當時的,所有南開的工作人員都知道,當時的南開的這個什麼,這個外辦的主任是龐先生,姓龐的一位龐先生,那個龐宋風旁先生,這個龐先生跟我侄子兩個人很熟,我侄子從日本每年都回來。這個外辦的龐先生就跟我侄子說,說我回來不要只是教書,說最好辦個研究所,其實他們那時候本來是想把我的研究所掛在他們的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現在只是教語言,如果成立,成立一個外國語學院研究所,他們就可以也有研究生了,就想要這樣辦,本來他們是想讓我這樣做的,我當時就說不成,我說我這人只會教書,我說我對於行政完全都不懂,何況中國的行政,我更不懂了。他們說沒有關係,你只要來,我們自然會有人管這些行政的問題,就說來說去,所以就說弄個研究所,當時還不叫中國古典文化研究所,叫中國文學比較研究所。

這個名字很奇怪,教了幾年,可是因為外語學院沒有成立研究所,沒有,所以那我就空空叫研究所的名義,但是還沒有能夠真的招研究生,這個時候就是加拿大的,我的一些朋友,就知道我在這邊成立了研究所,當時剛剛辦的時候也很困難,就我們研究所就是挂靠在地方,有沒有真正的什麼經費,什麼辦公啊什麼都,很困難的。所以就借用了東方藝術系的一間房間做我辦公室,借用一些教室。我侄子我就在埋怨他了,我說你教我來,我也辦​​不下去,怎麼辦呢?又沒有經費甚麼,我侄子就每年帶一批日本的學生到這邊大樓,就給我蓋了個研究所的大樓,然後呢,然後這個時候呢,那個中文系陳洪先生做系主任,就是說把我們這研究所離開這個外語學院,到中文係來了,所以我們就等於就到中文係來,現在我們是屬於文學院,文學院下邊有中文系,有我們中國古典文化研究所,有東方藝術系什麼的,屬於這方面,屬於這方面的,所以我們就跟中方系合在一起了。

這個不是在UBC,這就是在南開大學。

對對對,我想既然是學校教我來教書,我現在就是我說,自從我女兒出了那個意外的車禍以後,都不在了,我就覺得人生實在是太渺小了,在時間上,我們是短暫的,人生不夠數十寒暑,在空間上我們也是狹小的,就跟你周圍的這些個環境,所以就是人生經過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難以後,反而把小我打破了,個人是短暫的,文化是永恆的,所以我當時就把我的退休金就是成立了兩個,建立兩個基金,托安獎學金,托安用的是我老師的,安明他的別號,叫托安

顧隨老師的別號,所以我就想,因為我的老師,其實我當然根本沒有時間講,就是我當年離開北京到南京去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我的老師給我寫了一首詩,說分明一見旁其北,船筏趕煙無道難。我的老師同時給我寫了一封信同日,說苦水,他自己稱號他自己別號是苦水,說苦水假設有法客船,則所有法足下以近得知,此語對苦水為非誇,對足下以非過運。

他說假如我苦水真的有法可以傳的話,那麼所有的法你就得到了,所以他給我一首詩,說船筏趕煙無道難,他說我到南方去是不是把他的法帶到南方了,所以我就想我對不起我的老師,沒有作出什麼事情來,我的老師還對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用我的老師的名字,別號立了托安獎學金,那麼另外我又成為一個詠言的這個研究基金,詠言大家一聯想也聯想到詩經的,詩言至歌詠言,覺得我是教詩的,所以就詠言,其實還不是,詠言就是結合了我那個車禍去世了,我女兒跟我女婿的名字,我的女婿名字叫詠庭,鐘詠庭,我的女兒叫趙言言,所以詠言是他們兩個人的名字,所以托安獎學金是紀念我的老師的,詠言的這個獎學金的名字是紀念我的女兒跟女婿的。所以我現在就覺得我就是為了,為了中國古典文學能夠傳播,所以我真的是,這是我的餘生惟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就是這樣子。

曾經想過自殺

就是我也不是一直這樣樂觀的,我在最困苦的一段時間,前幾天我在他們,我的學生的班上講到,王國維的悲觀哲學,說王國維後來自殺了。其實我最困難的未來的困苦,我還其實,我可以忍受,其實是真正的就是家庭之間的一些個痛苦是更難忍受的,所以我其實也曾經想過自殺

我很認真地想過,我想自殺有什麼方法是最好的辦法,就是煤氣。因為你不知不覺你就離開了,但是我畢竟沒有做。

是我就是我後來是解脫出去了,因為我真是為這個家庭可以說我從,我1948年結婚,1949年生下我的女兒,我先生就被關了,從此以後他沒有工作倒無所謂,我覺得艱難一點,我可以養家的,可是我先生,我就是說他不知道是因為他的被關了,或者是被什麼,總而言之,他這個人是沒有一種,你說他回來什麼可以講講,你在苦難時候遭遇,他在被關的遭遇,他不講,他沒有,他不肯交流的,他是一個從來不肯交流的人。而且他,因為他有很不得意嘛,他又被日本人也關過,白色恐怖也被關過,而且他平生實在沒有什麼就是完成,或者是什麼,所以他,而且他的傳統的中國舊的男人的那種想法,他是覺得,後來都是我出去工作來養家嘛,

他而且是有的時候是非常兇暴的。  從師生情誼中得到心靈的慰藉

我其實不大夸張這一方面,我也不大談這一方面,我還是很堅強的,我就是,你像我先生被關著,我沒有對任何人,就是我真是那時候要自殺,我也不會表現,我也不會對任何人說的,只有做出來再說。但是現在我已經打破了,我經過歷經苦難以後,當最大的苦難發生了,當我女兒又去世了,我反而把自己打破了,我自己說的,我現在不再為個人而活了。一切都過去了。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因為在我們就是在人生里邊,真正你的思想,就是說能夠接近的是你的老師跟你的學生,所以我常常開玩笑,我說古代文學皇帝要給你誅滅一家的時候,不但是你家族的九族,有十族,有老師那一族,因為學生跟老師的影響是很大的。
  

( 創作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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