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台最近推行變相語言「潔淨」運動，廣播電視機構不得在廣播時只講外國名字的英文縮稱。原來，有關部門近期悄悄下達了廣播中禁用英文縮略語的命令，這意味著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等流行的縮略語，須在廣播中讀用中文全稱。於是，本極緊湊的球賽現場中文旁述，因應新措施的需要，把簡明外語稱號轉作中文全稱，非常累贅。據悉，官方解釋實行新做法，是考慮到並非人人都懂得英文縮略語。

如果北京當局追求潔淨漢語，欲減少外來語「干擾」，為何只針對英文縮略詞？日文呢？日本用語「侵入」漢語版圖由來已久，難道今天的文字警察如入鮑魚之肆，再也聞不到漢文字的壽司味道？

漢譯西洋文化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資料來源：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國近代史 

第一卷 

根據統計，現代中國人所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當中，約有超過60％是從日文漢詞直接輸入的，而這些全都是由日本人翻譯西洋文化而來的語詞。

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在介紹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Douglas R.Reynolds教授所撰寫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英文原著書名為：China，1898～1912）」－【黃金十年】一文中寫道：

『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份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

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這些日本漢語大多是1895年甲午戰敗之後，由留日中國學生所帶回來的。這些現代詞彙的導入，可以縮短中國人輸入西洋先進文化的時程，快速中國現代化的速度，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這也算是一種「文化大革命」。

1958年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的研究（由大陸語言學家：高明凱與劉正埮合著）」一書中指出：現代中文當中來自國外的新詞總共有1270個，其中來自日本的有459個，約佔總數的35％，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所列的－現代中文當中的日語詞彙則多達784個。而香港學者譚汝謙、林啟彥在翻譯－實藤惠秀所著之「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時又增補了一些新詞彙，讓現代中文日語詞彙增加為844個。

從日本引進的現代漢字詞彙總共有多少呢！？恐怕在一時之間很難算清楚，根據上述學者的考據，我們可以以來源做一些粗分：

有一些日式漢詞是日本人全新創造的，像「革命」、「主義」「瓦斯」、「混凝土」等；有一些是中國固有詞彙，但是被日本借去之後，重新給予新的定義－像「經濟」就是由「經世濟民」一詞取得（經濟一詞是由福澤諭吉所翻譯）；而最特殊則是下面兩種現代漢詞，它們最早是由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西方文化時所創，但是在中國並未普及，後來被日本人引用，再又回銷中國。

第一類是：現代中文與日文當中的－「權利」、「自治」、「義務」、「主權」等漢字辭彙，都直接引用自北京同文館翻譯編撰之「萬國公法」一書。

第二類則是：日本人捨棄其自己的翻譯，改採由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譯（或合著）之漢文經典內的專有名詞－像「化學」這個專有名詞，日本原來是使用荷蘭文的音譯之「舍密學」或「分離學」但是由於漢文譯本的關係才改成「化學」、「代數」在日本最早是翻譯成「點竄學」，後來也是受到漢文翻譯的影響而改。

這些日語詞彙的輸入，代表著一件事實：因為中國人的故步自封，使得中國與日本上千年的師徒關係，經過明治維新的改變，到19世紀末已經完全反轉，日本已經從徒弟轉變成中 國的 老師，反向開始對中國輸出先進文明。
 

漢譯西洋文化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第二卷

很多人都以為中日兩國之間的文明逆轉，是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界：在之前－日本是中國文明的輸入者與追隨者；但是到了明治維新之時－中國則轉成日本文明的輸入者與追隨者。

其實不然，「明治維新」之前與剛剛進入實質變革的前幾年，日本還是不斷的從中國來輸入許多西方的先進文明，藉這些所謂的「漢譯西洋文明」來填補當時日本外語人才不足與留學生尚未學成返國的缺憾。

這是因為長達200多年的鎖國政策－日本唯一可以接觸的外來文明與國家就只有中國與荷蘭，而當時漢文在日本是顯學，懂漢文的日本人相當多，因此從中國來輸入西洋文明會比較快，也比較省力。

另外日本的文化歷史大多直接傳承自中國，因此不論是－生活習慣、社會組織、經濟結構…19世紀之前的日本與當時中國相類似，許多漢譯的西洋書籍（文化）是經過中國人或在中國生活時間很長的傳教士的轉譯，書中原本不適於中國國情處已被刪除變更，甚至還經過適度的修改使其更適應中國的實況，這樣對於剛剛接觸西洋文化的日本人來說，不僅可以免除不同文化間互相之適應與衝突之弊，而且也可以縮短其理解消化的時程。

漢文書籍被引入日本之後被翻印的書分成3大類：翻刻、訓點、和譯；所謂「翻刻」指的就是100％直接翻印中文書籍（文字與文法都不變更）、「訓點」就是在中文字旁加注日本假名、「和譯」中的「和」指的就是「日本」－所以「和譯」指的就是將中文翻譯成標準日本文體。

德川家康在1603年2月12日－受封為「征夷大將軍」之後，就在江戶（現在的東京）建立了日本最後一個幕府。

整個德川幕府採取的國家政策是－封閉的「鎖國政策（1633年－日寬永10年發布鎖國令）」：對皇室採取挟天子以令諸侯的隔離政策，對諸侯則不論公與私都一律干涉，對人民是嚴格劃分階級，實行連坐制度，連衣食住行都加以限制－人民不可以隨便進出入日本、不可以與他國人民接觸，違反者嚴重的話可能會被處死刑或終生流放。

鎖國令中甚至規定－在命令發布之前就旅居海外的日本人，若返回日本，也必須處以死刑。最不人道的是連海上遇難被救漂泊異國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國。

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有2：

一是「政治因素」：藉鎖國來鞏固自己辛苦建立的江山。
二是「經濟因數」：藉鎖國來壟斷對外貿易，將一切對外貿易的利得由幕府獨吞。

不管如何，整個日本至此被完全地孤立起來，外國文化與貿易的輸入只剩中國與荷蘭等少數國家，對外開放的地點也只剩下長崎一地而已，人民變得封閉與保守。

相對於日本的保守與封閉，中國對外就寬容的多，因為中國一直自許為「天朝大國」，雖然自大但卻一直開放與其他國家的接觸，古代歷史不算，僅從明朝嘉靖31年（1552）至清康熙12年（1674）的100多年之間，來到中國可查的西方傳教士就有90多人；反觀到日本傳教可查的傳教士只有6人而已。

由這些傳教士翻譯成漢文（中文）的西洋書籍文物就超過220多種（相對的這些傳教士同時也翻譯許多中國文物並將其傳播到歐洲－如利瑪竇首將四書譯為拉丁文、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伏爾泰編寫元曲「趙氏孤兒」一劇在歐洲演出並引起轟動。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也結合了明末著名的中國學者－徐光啟等合譯了「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勾股義」…等書、又與曆局監督李之藻合譯了「圜容較義」、「乾坤體義」、「同文算指」…，之後湯若望（J.A.Schall von Bell）與徐光啟、李之藻、龍華民等人共同修訂了「天文曆學」，只是曆法完成時明朝滅亡，還來不及施行，後來清朝創建，即採用西洋教士所研訂的新曆法，順治皇帝並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又因為對於湯若望的敬重，順治皇帝還暱稱湯若望為「瑪法」（滿語祖父）。

其中，「幾何原本」書成於明萬曆35年，共6卷：第一卷講三角，第二卷講線，第三卷講圓，第四卷講圓外形，第五六卷論比例；利瑪竇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辭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繼湯若望之後清廷又任用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為欽天監，以後好幾任的欽天監都是由外國傳教士擔任。這些傳教士不但引進西方最先進的知識與書籍，同時也引進與改良了當時最新的西洋銃、大烏銃等火器…，像南懷仁在清初就幫助清政府改良與製造各類火炮，為此南懷仁還編寫了「神威圖說」一書－對火炮的的製作進行了系統研究。

清康熙皇帝本身就精通－歷史，地理，算學，醫學等諸多學科，其中還包括許多先進的西洋工藝與科學，而這些先進的西洋知識就來自西洋傳教士的教導，可惜的是康熙的繼任者－雍正皇帝卻因為在皇位的爭奪上有傳教士捲入其中，而且他們是站在雍正政敵允禟的一方，於是當雍正登基之後便下令驅逐所有西方傳教士，18世紀時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便告終止（另一個理由就是，在1715年，羅馬教皇發佈禁約，嚴禁中國教徒尊孔祭天，對以儒家信仰的中國來說，這是大逆不道，因此造成中國禁止天主教的傳播）。

由於上述種種理由，讓這些屬於西方的現代文明沒有辦法真正在中國生根發芽。對還處於中古世紀的中國來說，這些漢譯西方書籍內容包羅萬象，除了宗教之外，有－自然科學與史地、政法…等方面，是19世紀中葉中國人瞭解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學習西學的主要參考書籍，而這些書籍流傳到日本後，同樣也被許多日本人翻印，並將其廣泛流傳，成為幕府末年和明治初期時日本人吸收西方文化科學的重要啟蒙書籍。
 
 

漢譯西洋文化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第三卷

德川幕府對內是採取相當嚴格的鎖國政策，在鎖國時代，日本幕府不但禁止一切天主教在日本的活動，同時也把西方傳教士用漢文編譯的自然科學與世界地理…等方面的書籍也一併禁止，偷渡而經查獲者，最嚴重的可以處以死刑。

一直到享保5年（清康熙59年/西元1720年）德川第8代將軍－德川吉宗當政時期，才下令放寬西洋書籍的輸入，但是仍然嚴禁有關於天主教的書籍輸入日本。當時德川吉宗派遣清木文藏到長崎去向長住當地的荷蘭人修習西洋文化，但是學習時間冗長，因此各種漢譯西洋書籍便藉這個時期開始傳入日本，如利瑪竇所著之：「幾何原本（與徐光啟共譯）」、「同文算指（與李之藻共譯）」、「萬國輿圖」、「乾坤體義」、「測量法義」、「職方天算」、「曆算全書」…等書，均在這個時期傳入日本。

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編譯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勾股義」…等數學書，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圜容較義」，義大利傳教士熊三拔編譯的「泰西水法」等在－寬永7年【1630年】在日本都還被列為禁書。

這時的日本完全是依賴中國輸入漢譯西洋文化，來了解西方文明的，只是由艾儒略（Julio Aleni）所著介紹世界地理－「職方外紀」被幕府解禁後不久，在1795年不明原因的又被禁。

相較於漢譯西洋書籍的大量被引進日本，當時僅有少數日文書籍是直接從荷蘭文翻譯過來的，像1774年由前野良澤與杉田玄白翻譯的人體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就是其中一本，只是當時日本懂荷蘭文的人太少，文句翻譯的相當粗糙難懂，因此整本書讓人閱讀起來感覺相當吃力，所以日本人還是相當依賴漢文翻譯的西洋書籍，而且透過漢文譯本的過濾與改編，比起由日本人直接翻譯要來的節省時間。
 
幕末維新志士從這些漢譯西洋書中吸取了豐富的知識，也間接衝擊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解放。而幕末各級政府與明治新政府的領袖則運用來自漢譯書籍的知識，在與歐美使節的交涉中樽俎折衝－像1854年2月，美國將軍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艦隊抵達日本（黑船事件），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本人就是以魏源所編撰之「海國圖志」當中有關美國的記載來作為對佩理談判的參考依據。

像這樣的例子相當多，所以一直到明治初期，日本各級學校仍舊在使用漢譯西書作為教科書和參考書；像1872年（清同治11年/明治5年）日本公佈新學制時，就指定漢譯的「萬國公法」為日本學生的標準教科書，這是因為「萬國公法」是當時一本相當重要的國際法權威經典，成為明治初期日本外交家與西方列強進行外交斡旋的重要工具。

所以在明治初期，甚至流傳著「長劍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槍，手槍不如萬國公法」的說法。因此「萬國公法」裏的所使用的詞句在日本風靡一時，不管在公部門的各種公文、佈告…以及政治人物間來往的筆記書信、或是尋常百姓的交談當中常常被引用。像現代日語中的－「權利、自治、義務、主權」等漢字辭彙，都源自於漢譯的「萬國公法」一書。
 
日本人在當時所公佈之「全譯中學西校改定普學規則」中，對於西洋翻譯書籍的選定有明白指出－『環海各國，皆我同井四鄰也。……且初學者未通其語言，未習其文學，故先宜就漢人所譯之書，加以研習，已得其略』。
 

漢譯西洋文化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第四卷

日本是從1852年（清咸豐2年/日永嘉5年）開始大量引進由中國人翻譯的漢文西洋書籍，藉此快速的引進大量的近代西洋文明。

最初被日本引進的漢譯西洋書籍大多以醫學書籍為主－這是因為當時日本禁止日本人信奉天主教，而醫學書籍較為專業，不容易出現與天主教有關的「違禁」字句。像在1850年（清道光30年/日嘉永3年）由廣州書局出版由英國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主筆、中國醫生陳修堂協助，兩人共同著作的醫學書－「全體新論」在1857年就被日本醫生越智翻刻，後來還被其他人翻刻，單這本書在日本就被翻印達6次之多。

而合信的另一本著作「西醫略論」於清咸豐7年（1857年）出版，書中插圖多達400幅之多，詳盡解說有關於外科手術等內容，書末還附有關於各種藥品的詳細記載，隔年合信又出版了「婦嬰新說」和「內科新說」，這幾本醫科書籍都是合信以歐洲醫學書籍為藍本，並根據自己實際的臨床經驗編寫而成，最重要的是翻譯成漢文時還經過合格中醫師的完整校對、潤飾與重新編排，所以文句相當通暢易懂，因此一出版不久日本人就拿回去翻刻。

相對於當時許多日本人自己翻譯的西方醫學書來說，由於當時日本人精通外語的人才不足，書內的譯文大都粗劣難懂，所以合信與中國醫生所翻譯重製的漢文醫書相當受到日本人的普遍歡迎。因此這些書在日本幾乎都有兩種以上的翻刻本。

除了醫學的專書之外，合信於1855年也出版有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漢譯新書－「博物新編」，這本書依內容不同而分成3集：第一集內容是有關於物理學方面，內容有：「地氣論」、「熱論」、「水質論」、「光論」、「電氣論」。第二集內容為宇宙天文知識，包括「天文略論」、「晝夜論」、「地球論」…等等。第三集名為：「鳥獸略論」，詳述了各種獸類、禽類的知識。由於這本書不但解說豐富，還附有各種豐富的圖片。因此一出版也立即被日本人翻刻，由於內容詳實，因此在日本大受歡迎，翻刻本被多次增印，後來也有人出版真正的日文翻譯本（和譯本）。
 
除了專業的書籍之外，有關於當代的史地書籍也相當多被引進日本。比較為人所知的有：南懷仁所著之「神與外記譯解」於1852年被東都北清溪譯註並出版；1853年，陳逢衡所著之「英咭利紀略」由津荒木以訓點本出版；魏源編輯的「英吉利國總記」在1857年由正木篤翻譯成標準日文版本，另外正木篤還將林則徐在澳門出版翻譯自西文報刊的「夷情備采」，也翻譯並改編成「澳門月報和解」在日本出版；魏源編輯最重要的一本書－「海國圖志」在1851年被「偷渡」到日本之後引起轟動，1854年，日本人乾脆在國內翻印了「海國圖志」（盜版！？），引起了更大規模的閱讀熱潮。

此後，「海國圖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價錢一路走高。到1859年（安政6年），這部書的價格竟然比最初時飆升了3倍之多。另外因為「海國圖志」全書的份量太多，於是許多日本人便根據自己的需求，摘錄精華或有關部份、編成選本，進行翻印。

像在1854年（永嘉7年），鹽谷宕陰和箕作阮甫2位幕末著名維新學者就曾節錄「海國圖志」之「籌海篇（議守、議戰、議款）」並翻譯成「翻刊海國圖志」共2卷2冊。魏源的另外一本著作「聖武記」（書中內容主要是記述了清皇朝前期的一些重大軍事活動，企圖以此激勵清朝統治者振興武備，抵抗外來的侵略）也早在1850年日本就已經出了翻刻本。

另外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Muirhe ad）用中文編寫的「地理全志」在1854年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帶入日本，日本的訓點翻印本是在1858年出版，「地理全志」分成上下兩篇，上篇介紹世界五大洲地理概況，下篇主題為－地質、地形、水、氣、生物、人類…等，部分日本學者認為「地理全志」較「海國圖志」更為簡明概括。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所著之「聯邦志略」，不僅是魏源編撰「海國圖志」中最重要的參考書籍，當其原版的漢文譯本傳入日本後，1864年就出現訓點版本，「聯邦志略」全書分成上下兩卷，上卷是介紹有關於美國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等，下卷則是紀錄美國各州的地志…等。

1871年12月（明治4年），剛剛進入「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新政府派出一個大型的使節團出訪歐美各國，主要目的是為修改幕府時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同時也順便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以吸收可用於日本改革的先進經驗。這個使節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Iwakura Tomomi）為特命全權大使，木戶孝允（木戸孝允きどたかよし‎；又名きどこういん‎）、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としみち）、伊藤博文（いとうひろぶみ）等為副使，隨員包括政府各部門的主要官員與留學生，而漢譯本「聯邦志略」就成為節團副使木戶孝允研究美國並與美國談判的主要參考書。
 

漢譯西洋文化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最終卷

到了清朝末期，清廷根據『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原稱中英續增條約（1860年）』完全解除了天主教與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禁令，於是，更多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

這些西方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還將各類西洋書籍翻譯成中文藉此將更多的西方學術文化介紹到中國。為了方便書籍的出版與印刷，一些西方傳教士乾脆直接在中國通商口岸陸續創辦了一些新式書館（書局或出版社），如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43年在上海開辦墨海書館，美國長老會傳教士1845年在寧波設立美華書館等。

這些書館除了翻譯之外，還可以直接印刷出版西方自然科學著作的漢文譯本。同時清政府也從19世紀60年代起，開始聘用外國傳教士翻譯西書。1862年，清政府設立了第一所外語學校北京同文館，聘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為總教習，丁韙良親自動手並延攬許多中外教習，翻譯出版了－「萬國公法」、「星軺指掌」、「博物新編」、「格物入門」、「化學指南」、「全體通考」.........等一批西方書籍。

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局。1868年局內專設翻譯館，聘請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等人與中國學者李善蘭、徐壽、徐建寅、華蘅芳等共同翻譯西書，為配合洋務派舉辦工業與建立海軍，陸續翻譯了幾十種有關工業技術和軍事方面的書籍。

像前面提過在日本受到相當重視並且被指定為教科書的－「萬國公法」，就是由北京同文館翻譯美國學者惠頓（Wheaton）所著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萬國公法」是由丁韙良親自翻譯，翻譯完成之後，由恭親王奕忻派總理衙門章京4人加以修潤後才出版），「萬國公法」在1864年於北京出版，隔年在日本就出現了翻刻版，由於這本書在日本相當受到歡迎，先後被翻刻達5次之多....而另一本由德國人－馬爾斯（Martens）所撰寫的「星軺指掌（中國近代法學譯叢）；是專門論述公使領事問題的著作－該書出版於1876年，是同文館正式翻譯的第一本國際法著作，出版之後不久，在1879年（明治12年）日本就出現訓點本。

這時日本已經進入明治維新時代，他們已開始自行向歐美等先進國家派遣留學生，也開始自行輸入與翻譯西洋文化，只是當時留學生尚未學成返國，所以初期日本並沒有停止從中國間接輸入西洋文化，許多西洋書籍也還是透過－翻刻、訓點、和解－等方式直接由漢文譯本輸入到日本，也就是幾乎中國每出一本漢譯西洋文化書籍，不久之後在日本就會出現翻刻或訓點版本。

日本人不只是翻刻或翻譯漢譯之法律或科學著作，甚至連幕府時期被禁止的宗教書籍－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聖經在解禁之初都是先藉由漢譯版本，在日本展開傳教的。進入明治時期，基督教在日本獲得解禁，於是日本教徒開始著手翻譯許多基督教的經典，也是因為當時日本能翻譯的外語人才不足，於是日本的天主或基督教會乾脆就直接拿漢譯之－「新舊約聖經」在日本翻印並做為教友研讀之用，所以日本最初使用的聖經之文字風格與中文版本的用字遣詞幾乎無異，一直到1917年（大正6年）日本才有全新翻譯印行的純粹日文版本聖經。

不止書籍翻譯方面，甚至是新聞或是雜誌，最初日本也全部都是由中國直接引進的，當然當時出現在中國境內早期類似今日之報紙或新聞雜誌，都是外國傳教士在境外或殖民地創辦之後，再經華僑或華商之手而傳回中國的。

一直到1833年（清光緒13年）才有傳教士在廣州創辦了中國第一份類似今日報紙的書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至此之後風氣大開，愈來愈多這類的新聞書刊創立發行。傳播最廣與影響知識階層最深的是在1868年－丁韙良與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丁韙良與林樂知兩者均為美國傳教士）在上海創辦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本週刊－「中國教會新報（CHURCH NEWS）」，6年後「中國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A REVIEW OF THE TIMES，或 THE GLOBE MAGAZINE）」。

這份周刊內容包羅萬象－除了基督教義、教務之外，還包含許多當時最新的「西學新知」，因此相當受到許多『思想先進』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與喜愛，所以當時人稱「萬國公報」為「西學新知之總薈」，也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新知的話，就一定要看「萬國公報」。在當時中國－不但光緒皇帝每期必讀；清廷洋務派大臣都是這份周刊的忠實讀者，在1896年清末維新前後，單期最高發行量曾高達38,400份。

那個時代幾乎每一個中國文化人，都會詳加閱讀每一期的「萬國公報」。林語堂曾經表示過：透過「萬國公報」，林樂知成為他生命中影響最大、決定命運的人物；康有為、梁啟超以「萬國公報」為精神支柱和理論依據；孫中山不但是其忠實讀者，甚至連後來就是孫中山 先生親自撰寫的「致李鴻章書」、「上李鴻章書」的2篇文章，都是在「萬國公報」裡面發表的；甚至日本天皇都私下長期訂閱這份周刊。

「萬國公報」總發行時間長達33年、總共出了700多期，1876年，清政府為表彰林樂知對中國的貢獻，授予他五品頂戴官銜。只可惜在1907年，林樂知在上海病逝，「萬國公報」也停止發刊。

更遺憾的是當時這些新聞書刊的發行者與編輯大多為外籍傳教士或長期居住在中國並通曉漢文的外國人，不是中國人，所以這些新聞書刊的所有知識產權一直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所以並沒有對國家整體的改革有任何重大的進展。

但這些刊物東傳到日本之後，卻對日本的現代化造成深遠的影響，1853年（清咸豐3年/日本嘉永6年），日本人正木篤將林則徐翻譯在澳門出版的西文報刊「夷情備采」，改編翻譯成「澳門月報和解（這個和指的是日本－大和民族）」。

之後風氣大開，愈來愈多類似的新聞雜誌創立，如－「官版中外新報」、「官版六合叢談」、「官版香港新聞」、「官版中外雜誌」…只是這些也都是日本直接拿中國出版的新聞報紙到日本翻刻並重新出版而已，由於當時還處於禁教時期，翻刻本就略去了有關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報導。

一直到「官版巴為達亞新聞」才算是日本本地土產的新聞報紙，只可惜創辦人還是個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這些報刊為幕末時期的日本提供了海外情報，充當了啟蒙的媒介角色，而這些新聞雜誌的出版，也奠定了日本以後的新聞業的基礎。

在這些漢譯本翻刻的刺激與推動下，柳河春三才在慶應4年（1869年）首先自主創辦了日本最早的雜誌「西洋雜誌」，這是日本第一家以「雜誌」命名的期刊（比中國的「中外雜誌」晚了5年創刊；取名「雜誌」應該是受「中外雜誌」的影響所及），次年才又創辦「中外新聞」、「日日新聞」和「江湖新聞」…等，其中「中外新聞」在江戶、大阪、京都，長崎…等地發行，以報導日本國內消息為主，是日本最早的報紙，只是不是天天發行。

到了明治3年－「橫浜毎日新聞」創刊之後，日本才出現所謂的日報（每天發行），「橫浜毎日新聞」是使用西洋紙由鉛版印刷的，與現在的報紙相當接近。明治4年，屬於地區型的報紙開始在各地大量的創刊，「京都新聞」、「大阪日報」、「名古屋新聞」、「開化新聞」、「新聞雑誌」…等地都是在這一年創刊開始發行的。到目前為止，日本全國性報紙與主要地方性報紙種類多達數百種，每日發行總份數達4～5,000萬份，平均每戶日本人家中都有訂1份多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