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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05 05:45:24瀏覽231｜回應0｜推薦0 | |
|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长久无法复苏，以致于某某花革命没在大家盼望的中国绽开，而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却反倒极不情愿地在运运们仰慕的美国持续半个月了，现在已从纽约蔓延至美国乃至全球其它各大城市。除了占据华尔街，高呼“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抗议者们还打出了中国国旗，宣扬中国政府集权的好处，批评资本主义的腐败，认为集权专政能让建设更加快速，让行政更有效率，让社会更加公平合理，共产主义是美国应该效法的。而警察粗暴对待示威者，高呼言论自由的美国主流媒体对此集体失声。这虽然让中共都感觉不好意思，但也让整天喋喋不休歌颂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美奴们目瞪口呆，大跌眼镜，以往他们一旦看见哪个国家爆发街头革命的消息就疯狂往国内转发，寄希望国内哪个蠢蛋去效仿，然而今天一下子就蔫了。苦于不能再玩弄一下他们屡试不爽的把戏，栽赃那些打中国国旗的纯正美国白人是中共派来的“五毛”，可要这么说连鬼都不信，现在唯一能做的祈祷着这些消息不要被国内的愚民看见，以免“搞乱了思想”。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想以前被他们洗脑的群众解释这件事情，只好惺惺作态地说“示威者们只是想早日结束经济危机，解决1%的金融人士占有99%财富的问题，让他们以后不要在大量民众失业的情况下分大肆分花红，并不是想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只是体制内修修补补的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以前向你们推销的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一点也没错。”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重新革命恢复帝制，经济危机问题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哪个国家，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到今天确实到了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人类所走过的漫长道路的时候了，尤其要检讨近百年前一时冲动而抛弃了帝制究竟是不是个深思熟虑后的明智之举。 有的人说：“我赞成你恢复帝制，但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让我当皇帝。”言下之意，如果还是让他当百姓，他就反对帝制，这就是被百年民主思想毒害后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说出来的话。他怎么不想想：你有什么施政纲领能解决社会这么多问题？就懂得享福一晚上翻几道牌子？他怎么不想想：在现行体制下当百姓，吃的是地沟油，还的是高房贷，过的是变态的高压生活，而在帝制下，虽然也是当百姓，却能保证吃不到地沟油，保证没有这么大的生活压力，保证见不到如此的社会不公，那么该选择哪种制度呢？你情愿以你一人之喜好而置天下苍生之福祉于不顾？ 如果我当了皇帝，我的施政纲领里会首先推行两个政策，这两个政策如果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就让世界摆脱金融危机。第一个政策是要限制个人或家庭或家族拥有的财产，无论这种财产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得的。假设这条界限设定为十亿美元，这足以使人继其若干后代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超过这个界限，要么须立即消费掉，要么强征国库，要么捐献给穷人。 没有止境没有约束没有限制的“奋斗、拼搏、竞争”，是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社会所有的矛盾几乎都由此产生。但有的人会说：“这种政策是在提倡平均主义，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但我认为，钱赚得越多的人，竞争力越强，越具有霸占赚钱机会的能力，我要令他这个时候松开他越握越紧的手，退居二线，把赚钱的机会让给别人，也该让别人也发发财了。人活着并是来做个赚钱机器的，赚了那么多钱，决不可能是给人打工老实赚出来的，应该把下半生花在享福和考虑人生意义上去。没有了温饱问题的忧虑，你应把时间花在学佛和忏悔上了，多为后世修点福。他若再扩张下去，再霸占下去，就不是在造福社会而是在危害社会了，是在垄断社会所有机会，让别人没有了活路。 第二条政策是遏制炒股、炒楼、期货、基金等投机市场，提倡人人劳动。正如我以前的文章中提到的，炒家并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相反却兴风作浪，哄抬物价，危害了社会，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能大赚其钱，这本身就是必须予以纠正的咄咄怪事，虽然现在道德败坏的人类几乎人人对此趋之若鹜，但我要说这就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有人说，这是资本聚集的方式，是扩大再生产必需的，取消不得。而我认为，这只是人类过度消费所必需的，而过度消费的思想是资本家故意向人们灌输的生活方式，目的是让自己的商品更有销路，赚取更大的利润，造成的结果，不仅使资源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甚至使人类出现许多原来没有的疾病。既然过度消费有害，则资本聚集实无必要。恢复帝制后，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要让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过度消费，被动地攀比追求，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让经济朝着良性循环转换。一旦拨乱反正，扩大再生产就没有了必要，要让股票、期货、基金等投机市场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取消信用卡，让人们量入为出地生活，让那些今天在里面兴风作浪呼风唤雨的炒家、红马甲、黄马甲、股评家失业，让温州炒房团破产，让在银行工作的人回到和大家一样的工资的时代，让形形色色的投资公司们关门倒闭。这个时候大家会突然觉得怎么手头不这么拮据了？生活的压力怎么不那么大了？房子怎么又买得起了？空气怎么又清新了？河水怎么又清澈了？农民怎么不潜心研究苏丹红咸鸭蛋了？餐馆老板怎么不老想用地沟油了？ 邓矮子有条歪理几乎欺骗了所有十几亿中华愚民，愚民对此几乎都深信不疑。邓矮子为了给高干子弟开绿灯，哄骗大家说：“大家不要有意见，让我们先富吧，我们先富了的以后会带动你们后富的。”并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要有意见，那我就不改革开放了，大家都一块穷下去！”于是当年愚民们容忍高干子弟批条子倒卖钢材，放任它们采取一切偷鸡摸狗违反乱纪的行为去挖到第一桶金，心里盼望着高干子弟们能早点能够完成血腥的原始积累，然后早点把穷人从火坑里救出来。但邓矮子从没向大家承诺高干子弟捞到多少亿才算是个“富”，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才会大发慈悲来带动百姓后富，直到今天高干子女仍很谦虚地说自己还不富，也许要等到猴年马月吧。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该富的早就富了，他们的孩子都已成了富二代开宝马在街上飚车撞人玩了，而穷人何曾见到高干子弟来带动穷人后富？相反，高干子弟在挖到N桶金后，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呼风唤雨控制全国的房地产，他们哄抬房价，积累财富的速度以极快的加速度进行着，穷人的儿女只有沦为奴隶般的打工者，赚微薄工资，甚至连这么一份工作还不一定在就业市场找得到，即使能找到，也得为高干子弟富二代当房奴，荷包里的钱转眼又回到富二代兜里去了。 要知道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当高干子弟及富二代看着自己存在瑞士银行几百亿存款，又看见你家孩子正点头哈腰为他的孩子打工时，他才没有意见，才会装出有修养的绅士模样，才会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如果他同样有了几百亿，但见到穷人也有几万块钱，而不必向他卑躬屈膝时，他的这种幸福感会大打折扣，陡然下降，脸色会阴沉下来。他知道只有让自己的财富与别人尽量保持越来越大的距离，才能保持他的这种“快感”。因此，当一个人富裕后，是决不可能去带动别人致富的，这是人的本性问题，他顶多装模作样地去办点慈善事业，作为胜利者在哭得鼻涕泡都出来的穷人面前，和恭维和感恩戴德的颂扬声中，居高临下地看着失败者们装好人，施舍九牛一毛，享受下所谓 “战胜别人后的快感”。人大概都打算做到这种境界，进了棺材才能欣慰地闭上眼，死而无憾了。 如果没有对财富的限制，富人们的资本扩张还将继续下去，穷人的生存环境将越发困难，但是世界上的财富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资本的扩张到了头，就没办法再扩张下去了，矛盾会马上显现出来，再扩张下去，穷人就得都饿死了，穷人要饿死了，富人们的日子也没法过，因为阳离不开阴，阴离不了阳，失去一方，另一方就无法存在，穷人没了活路，富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没人给他们劳动不说，谁来服侍他们？自己的富裕显示给谁看呢？于是在临界终点时，各种矛盾各种危机都会出现。 并非只有我懂这个道理，外国的经济学家也心知肚明，可是没有办法改变。何以故？因为要想改变现状，靠奥巴马在政策法律范围内修修补补绝对不行，杯水车薪，就得修改体制，甚至触动宪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想修改法律就得议员们投票，但议员都是受金融寡头控制的，他们决不会投出限制金融寡头们利益的一票。 而在中国，这更无可谈起，难道古帛寿同志没有看见地沟油威胁国人健康？难道不知道农业部大量引进转基因作物将导致亡国灭种的结局？难道不知道房价畸高会在不久将来带来经济崩溃？可他为什么不管呢？因为他认为这国家不是他家的，明知贫富悬殊下不可能达到他提出的“和谐”，他也懒得管，留给下一届小习去搽屁股就是了。想当初，他刚上台时，还领着温到处走访作秀，显示自己“亲民”风范，被愚民们称为“胡温新政”， 现在眼见着要换届，连这种秀都懒得做了，在电视里都很少再见到他。他反正让儿子赚够了钱，以后随便你中国怎么样，就是愚民们吃了转基因玉米全绝了种，也不干他事，何必在他任上断了农业部官员的财路，多得罪人，让各级官员在他后面戳脊梁骨？他去海外过富翁生活安度晚年就是了。 “党天下”的九常委都这想法，哪有“家天下”的皇帝有那份责任心？皇帝如果看到地沟油泛滥会造成子民都得绝症死掉，如果看到转基因食品充斥市场，让子民都绝种，而唯一好处只是让农业部的几个官员成亿万富翁时，他会像古帛寿那样熟视无睹吗？他要不管，他的儿子以后去统治谁？这就是帝制的优越性之所在。 出于下面几方面的考虑，必须个人财产进行限制。 一是降低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以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当一个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他就会试图不依赖于劳动，而是利用资本去赚更多的钱。一是去投机，二是去剥削。其动机是鄙视劳动，其目的是想不劳而获，这都是绝大多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最好能达到姜文冯小刚说的：“躺着就把钱赚了”的境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讲究炒股、发信用卡这些取巧的赚钱方式，越来越鄙视办实业致富，全世界都在效仿。这些行为并不产生财富，却能赚取很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呢？以信用卡为例，各家银行都竭力向民众推销信用卡，声称消费了足够点数就能得到百分之一的回扣，看似消费者赚了便宜，实际这些回扣不会平白无故的产生，因为商家在向信用卡公司收钱前，早已将物价提高百分之三，信用卡公司和商家都赚了钱，倒霉的实际是消费者，而银行几乎什么都没劳动，却把钱赚了。贷款者向银行贷款买房，银行只是在电脑里操作一下，利用交割的时间差，一串数字转给了房地产商，同样的数字又可以借给第二个人，消费者却需要承担多年的高利贷来还，他们赚钱象“空麻袋背米”。做实业又累，税率又高，整个社会受此带动，都想法设法不做实业，都不乐于从事实业创造财富，都热衷于炒股炒楼投机取巧。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哪里可能有和谐？ 华尔街这些搞金融的轻轻松松年薪高达几百万乃至数亿，这才是现在纽约示威者们最痛恨的。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的措施限制金融界的暴利，这种状况就一直会持续下去，社会的矛盾永远得不到解决。得利的只是华尔街的少数人，而仇恨却向整个社会倾泻，如果造成了动乱，为此买单的是无辜的民众。同样，中国的股民遇见了牛市，从不感谢党的政策英明，认为是自己天经地义该赚的，是自己眼光独到选对了股，要是赔了本，就对古帛寿个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就把责任全推“体制不好”上面，极易受运运和轮子蛊惑幻想着要推翻“我党”。如果统治者是皇帝，这莫名其妙的仇恨情绪就会指向皇帝，愚民想不清楚这仇该找谁算，一经挑动就认定谁官大就是谁的责任，这样，社会上的炒家、绑架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金融寡头们得了利，赚了钱是他们自己的，把股票市场搞砸了，却要皇上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让皇上来背黑锅承担责任，任何以家天下为己任的君主都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能做的就是打击被金融界滥用的投机行为。而在党天下的中国和被金融财阀们把持的美国，却一直在重复着这种荒唐，因为那里只有国，没有家。 事实上，美国也懂得限制个人财产的意义，但他们的政策不彻底，他们只是对高收入者高额征税，对低收入者加大社会福利，这样有限度地避免贫富悬殊的加速扩大。但是这种政策对真正的巨富们影响却不大，因为他们掌握的资产并不主要体现在现金收入，而是体现在他们实际控制的企业股份、房地产和收藏品上，更可笑的是，据报载，在美国，年收入5-6万的纳税约8%，年收入30-50万的中产阶级纳税约25%，而50万以上的纳税率却反而下降为18%，到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几乎可以不纳税，纳税比例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呈一元二次方程的抛物线！大家想想，这种议员是不是被巨富们收买了？制定的法律只照顾真正的富人，这就是你们运运吹嘘的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大家看看有多虚伪，连巴菲特自己都承认这太不公平了，难怪美国人民要揭竿而起。美国的这种对中产阶级高税收，对低收入者高福利的政策，未能使各个行业的“大鳄们”让出赚钱的机会给别人，并使国家存在大量躺在社会福利上的懒人。而在中国，不仅没有类似的政策，即使有，也一定行同虚设，因为“作个假账糊弄过去”对富人们来说并不是难事。 第二个要考虑的是对政权稳定的影响。 一个人假设有了十亿美元，却还想要百亿，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除了满足自己对外显示的心理外，就是为了四个字——奸盗邪淫，能让自己更方便干男盗女娼的勾当而已。等超过百亿，想法可能又变了，觉得自己有能力觊觎皇位，开始有了造反的野心，这将导致社会动荡。 有人或许会说：“哼！你讲恢复帝制，要限制我们的财富，难道就只准你们皇族垄断？”其实在我看来，皇族应该和大家一样，皇族也不能拥有庞大的资产，只能由皇帝一人独大。这方面历史有深刻教训。 在古代，困于交通和信息的不畅通，帝王无法独立掌控广大的疆域，不得不分封自己最亲的亲人为王，为其驻守各地。然而即使是最亲的亲人，哪怕是兄弟是儿子，都不可靠，等诸王有了实力，难免产生非分之想，何况是外人。因此，设藩还是削藩一直是各朝代难以解决的头痛问题，西汉景帝年间，发生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之乱”，到唐代，太宗感到陇右豪强的威胁而打击之，安史之乱后，藩镇有了实力渐渐不再听朝廷的招呼，明代叔叔朱棣造了侄子建文的反，也是因为他太有实力了。因为害怕有人仿效，朱棣当了皇帝后将各王兵权削减，只允许享受富贵，并由地方官员予以监视，以为这就能太平无事，谁知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汉王朱高煦照样也造了侄子仁宗的反，要不是这汉王太愚蠢，历史又得改写。即使这样，直到正德年间还是不能消停，宁王朱宸濠这样的白痴也能白日做梦造了个回反玩玩。在我大清康熙继位初期，强臣弱主，鳌拜作为勋旧股肱，势力熏天，要不是圣祖痛下决心诛杀之，鳌拜篡位是迟早的事。圣祖晚年，诸子为争夺皇位，虽然都住在京城享受富贵，并无军权，但也广植党羽，明争暗斗。要是放在外地当王，肯定早割据一方打起来了。 亲人们之间尚且这样，何况外人？象中国这种盛产野人的国度，要让他一路顺风赚上几百亿，或者教教气功有了几十万的信徒，本来没有野心的，这时候必然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神下来的，都要蠢蠢欲动要造反去包围皇宫围攻中南海了，总之到了这种地步，人不会安分。美国的巨富可以绑架国家政治，不允许出台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中国的富豪现在也在入党买官，以实现自己暴富后“崇高的新理想”当个大官过过瘾，顺带狠狠贪污一把走人。Believe it or not。信不信由你，中国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这总书记的位子是这些大富豪来坐。这对国家和人民，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有百害而无一利。 政治体制的不同决定了解决经济危机方式的不同，但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党天下的社会主义，都注定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经济危机是政府不想管，如果想管的话，完全可以像建国初打击上海资本家雷霆万钧之力解决，但现在可能吗？而在美国，政府想管却被财团控制着而无权管。只有在帝制环境下，皇帝的命运和全体国人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才能真正为穷人着想，不会像古帛寿那样不负责任。只有在帝制环境下，国家的命运才不受诸位金融寡头和九常委的私利影响和操纵，才能乾纲独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说危机是体制造成的，那么也只有改革体制才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怎么改？不是朝西方资本主义改，而是朝帝制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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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生活｜北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