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在「中華民國」體制內的反台獨者絕非統派，他們俱是島內派系鬥爭下名目不同的獨派成員。「中華民國」體制的堅持，毫無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政體既成事實的可能，卻只是掩護與其既鬥爭又聯合的作為相生相成戰略同盟的獨派而已。「中華民國」體制論者，至多依存在島內與獨派的競合關係下以成就其“民主價值”，並據之作為抗詰內地「一國兩制」政策的戰略工具而已，卻毫無在大陸復辟「民國」的可能；亦即，「中華民國」於現代中國政體有革命兼過渡之功，但因為其歷史脈絡的封建性、帝國主義的派生性、和異化的本土化運動的偏狹性，而成為一個在上世紀雙戰體制下被扭曲至今的反中遺物，大限可數。

    島內藍幫媒體一再呼籲綠幫人馬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綠幫對於充當這個戰略老二的位置自是尷尬為難。然則「台灣國憲法」胎死腹中，又欠缺超克國共內戰體制的意識與高度，也欠缺揚棄美日制華戰略框架的膽識與功能，在島內充老大的面子沒了，卻不能再失當老二的裡子；於是只得考慮戰略轉進，與藍幫同構「憲法共識」，尸居餘氣，還是可以哼哈兩聲。可六十多年來，不論這島國自命的名號叫什麼，它是依附在一個美國國內法的卵翼下延喘殘息，它是遵奉美日、美韓、美菲、美澳…等等亞太戰略的驅遣而頻喊汪汪；它的主權從未獨立於美國之外，也未獨立於中國之內。它雖堅持這個名號的表面，卻早已失去這個名號的實質。作為戰略名號，「中華民國」有其價值；但這價值未必屬於島民的，它到底是美國和其島內合作裝置的資產，卻無疑是島內庶民的戰略負債。兩岸交流幾年累積的獲利，透過不公不義的賦稅制度，除了當道自肥其複合體之外，在加工與脅持島民恐共焦慮和忮中症候的條件下，又被當道大量拿去買進美國軍火和雞肋外交。從無償美援到有價外援，如今將逾廿兆元的“國債”加身；禍延子孫之餘，卻還得面對美方「棄台」的戰略驚嚇，惶惶不可終日。「中華民國」名號？於此何有哉！

    試想：這作為歷史遺物的「中華民國」稱號，除了撐持藍綠當道複合體的獨佔利益之外、滿足島國主義政治的主權想像之外，於升斗之民的實質生活有何干係？一張四年用一次的選票，就能滿足自己次次盼望、又次次失望、再次次奢望的精神狀態？選舉主義政治是形塑自己的價值想像？還是糟踐了自己的生活品質？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之爭、認同之爭，幾十年下來島內庶民得到的多？還是失去更多？

「一國」妨害了誰？

    李光耀曾說：「沒有冷戰時代，就沒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存在可能。」上個世紀，靠著外援與內削體制而發了戰爭財的政商獨占的台灣，靠著美日台三角關係中代工牟利而稱龍亞洲的台灣，卻隨著世紀末的蘇東解體、冷戰結束而走勢衰微。相反地，中國雀然崛起於冷戰結束後，而美國則重新盤整相應的全球戰略，何曾在乎你「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在風雲變幻的美中競合消長的世紀新局下，所謂86%島民支持的沒有前景的「永遠維持現狀」之音，就像那偏安苟且黔驢技窮的「不統不獨不武」之聲，徒然是一個經年累月自欺者絕望般的悲歌。

    作為被藍綠當道這樣那樣操弄過國家認同甚至人種認同的島內庶民，是不是該自覺地質疑獨佔國家機器者所加諸自己的種種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我人的世界觀與歷史觀是不是在“主權獨立”、“人權至上”、“民主統一”等等金玉其外的美麗名號下，被理所當然地收納於「鞏固國家共識」的政治框架中？從而被順理成章地置入在「有助亞太安全」的戰略框架裏？或許我們是名號上的巨人，卻也可能是框架內的侏儒──國號之爭，反映的正是無力維持現狀、遑論改變現狀的實質處境。然而教人不禁懷疑的是，「一個中國」到底對誰不利？「各自表述」是可大可久的宏圖共識、還是偷安苟且的一廂說法？「中華民國」蛇尾「是台灣」之後的全腦萎縮症，為何又複製在「一國兩區」的虎頭雄辯上？這是台灣國族主義政治的戰略？還是台灣國族主義格局的宿命？從為台灣當道抬轎的「中華民國憲法」而觀之，「不統」的聲明既違憲，「不獨」的口號也違憲；偏偏藍綠兩幫正媒合「憲法共識」，機關算盡，面目全非。形諸文字的憲法是國家機器的操作依據，卻不是立國為邦的形上要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教人「君子不器」，倒是藍綠兩幫卻增修減廢、樂此不疲，還幾度汪汪“正名制憲”，無怪乎為政失道數十年！

    一九七九年元旦，兩岸因內戰而分裂之後30年，中美建交生效的同時，內地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其中聲明：「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聲明同時，內地終止對金門的戰略炮擊；然而馴從美帝統戰30年的島內當局為圖偏安獨佔，卻封閉資訊，曲解事實，執意固守反共戒嚴體制，拳拳緊抱美國制華戰略下的《與台灣關係法》，藉此圖謀其小朝廷爵祿的世襲罔替。五個月後，宜蘭人林毅夫泅水回應「祖國統一大業」；而奉化人蔣經國則逕行「政權本土化」和相應的「三不政策」。自此，「寄希望於1700萬臺灣人民，寄希望於臺灣當局」的念想成空，兩岸依然走著人為對立的歷史道路。30年後，面對島內“三不”與“本土”的歷史遺留，胡錦濤重申30年前《告臺灣同胞書》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一貫方針，並揭示了「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的睿見卓識。然而，島內當道處在全球消長重整、台灣靠山告罄、出口經濟連續負成長、50萬台勞登陸謀生的當口，依然使用虛妄的“主權”議題欺惑島民，或曰「傾中賣台」，或曰「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憲法》解釋。雙簧彌天，口沫滿地，完全不脫內戰體制的舊思維。去年10月，辜寬敏投書發文說：「我必須指出，『中華民國』的象徵性符號，已經成為我們要發展一個正常國家的嚴重障礙。若不是國民黨佔多數的立院所制定的鳥籠公投法，『中華民國』早就被人民給公投處理掉。因為這個國號和憲法，根本不是由台灣土地上的人民所共同同意制訂的。」辜文的“正常國家障礙論”，有其道理；問題是：所謂鳥籠公投法，不正是「由台灣土地上的人民」以選票同意的立院諸公出品的嗎？這種「嚴重障礙」的國號和憲法處理不掉，還能怪誰呢？怪“選民”？怪“選舉”？怪“民主”？況如今「憲法共識」當紅，辜老老要台灣當道在大陸東岸道寡稱孤，綠幫當家的也只能不識抬舉了。陳芳明說：「中華民國的存在，正是兩岸和平的最佳保證。北京無法承認中華民國，台北也無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可以使用各自表述的方式互不否認。」陳氏樂於「中華民國的存在」，樂於「各自表述」；但他的「中華民國」又非「一個中國」，而是作為他「台灣民族」論的掩體之用。不容或忘的是，無憚於暴露對後殖民理論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荒謬混淆，聯合報系為陳芳明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史觀主張：上世紀那個「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光復，乃是繼日帝殖民台灣之後，中國對台灣的「再殖民」。如今他與謝長廷、許信良等人的台獨產業轉型，只是退一步進兩步的戰略歸建；他們瞭然當今的「中華民國」體制無害於台灣獨立，不利於台獨複合體的只是「一個中國」對其獨佔島內的權力解放而已。然而，彼於島內庶民又何有哉？

    以當前環境觀之，台海兩岸做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兩部分，能不能、會不會因為雙方談判策略的不同而改變？《聯合報》今年五月的社論〈兩岸同屬哪一個「中國」〉說：「如果要從『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求同存異』的主命題，變換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立即觸發的爭議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究竟是指哪一個『中國』？」這種命題問法的本身透露藍幫媒體“兩個中國”的基本心態及立場，距上世紀李登輝治下的“兩國論”並無實質長進，俱是內戰格局下的畸形思考之必然。該文還自動給“兩個中國”開房間，說「兩岸主命題亦不無可能推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只要能界定這『一個中國』是『屋頂中國』即可。如果『一個中國』是『屋頂中國』，兩岸則是『同屬一個中國』的兩間『房間』，新的主命題即告建立」。看似服務親切的造屋運動，然則坐實周恩來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就揭示其「把獨裁合法化，把內戰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的本質判定而已。試問：“一屋兩房”的外交與國防主權如何配置？是要過客混居雜交嗎？是要房客鬩牆轟趴嗎？欠缺兩岸主權共識的所謂「屋頂中國」，只是一廂情願企圖偷渡“兩個中國”的海市蜃樓罷了；徒有「憲法各表」與「一中各表」的當今中華民國，不過是以偷安苟且、各表各話為能事的台獨載體而已。〈兩〉文宣稱：「北京大概不會說：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就是兩岸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這種說法不實際，太離譜，且必會惹怒了台灣人；…」那麼，「兩岸同屬中華民國」之說會不會也太離譜了呢？馬記「一國兩區」是不是逼得中華民國反證其更不實際的《憲法》呢？不明就裡、甘受台獨複合體驅遣的台灣人或許會被〈兩〉文的假設惹怒；但如果，當北京在「一國兩制」的大方針下也退一步進兩步，超克內戰殘餘，拋出兩岸自此同屬一個「中國」，既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非中華民國的新命題、新國號時，試問台灣當道跟不跟進？爬上「屋頂中國」的《聯合報》願不願意坐下來鼓吹接受一個「中國」的談判？或者，台北有那般掌握機先、主動命題、「大膽西進」的胸襟與識見？還是，徒然以「現在並不是改換兩岸論述主命題的時機，仍應留在『九二共識』的層次」為託詞，而退守“各表一中”、“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等封閉固拒的原形底線、坐以待斃而已？《中國時報》有云：「有些事可以等，因為時間可以換取空間，改變原先的遊戲規則；但有些事即使等得再久，也改變不了事實，而漫長的時間只是延緩救贖的空間罷了。」誠哉斯言！

自宮的「中華民國」

   人們看見一個荒謬可笑的邏輯是：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台獨，從而容忍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以其“民主憲政”卵翼台獨，從而是中共以《反分裂國家法》保護自己反對的台獨。經濟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頻以惠台政策讓利與台獨互為表裡的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是台灣」以巨資軍購作為美帝的反中前沿，於是演變成中共間接購買美國軍火來打自己。文化上，分明是美日的戰略布局、感官文化、消費型態、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從屬地與殖民地，且在其文史教科書上進行反共民族主義與除中國化的本土運動長逾六十年；卻還自居「中華文化領航者」，兼還頻以「台灣書院」對「孔子學院」叫板。社會上，年輕學子最親剝削台灣五十年的日本，次親裹脅台灣六十年的美國；而最敵視未有解放軍一兵一卒進犯過本島的大陸，連非洲和中南美國家都還比中國值得他們友善。這般島內及兩岸之間令人發噱又嗟嘆的異化現象，自反共法西斯到台獨法西斯的國家機器複合體自是居功厥偉。問題是：號稱“民主自由”、“包容多元”、“資訊開放”的台灣，為什麼其人民至今相信自己未必清楚的「一國兩制」是洪水猛獸般的選項？為什麼其人民喪失了翻過「統戰」歷史舊頁的思考功能？為什麼其人民還將「共產黨」三個字當作罵人的話？為什麼其人民毫不置疑地堅信特定傳媒、文儈、學閥所形塑的「二二八」、「六四」、「達賴喇嘛」、「劉曉波」、「方勵之」、「民運人士」…？為什麼其人民對歷史、對國家、對土地、對生活方式的封閉與偏狹更甚以往？為什麼…這樣那樣進步文明的此岸，對彼岸來的除了人民幣以外的電視節目和陸生陸配，施予封殺和限制的待遇？而不是彼此相反？自上世紀中葉雙戰結構下的仇視、妒恨、敵對歷史以來，台海兩岸各自走上彼此陌生的分斷體制逾六十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雙方庶民何不各自檢視當道數十年來打造的對方形象是什麼？從而各自檢視且相互印證當道兩岸政策的優劣良窳？總不消在資訊氾濫的今天還將六十年來的偏聽當耳順吧！

    如果Samuel Huntington的「國共內戰是西方文明在亞洲的內戰」之說屬實，則超克內戰體制、重塑亞洲價值、建立中國特色、共襄世界和諧當是正本清源之道。此外，本文以為國共內戰和派系鬥爭還是一種歷史僵局的反映，「一國兩制」受到的阻力之一，便來自傳統政治裏的封建遺習。這遺習之一是當權派複合體慣於昔說今用，以濫用儒家學說幫辦當代政權為能事，自漢魏宋明乃至袁曹段蔣以來的漢人政權無不興好此道。今年三月末，《聯合報》社論說：「我們一貫的看法是：中國若要統一，必須能為人類歷史創造一個文明的典範；倘非如此，竟可能因中國之統一反而造成人類歷史的文明大災禍，那麼就不可強求統一。」振振有詞的“文明的典範”是什麼呢？該文解釋：「孟子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的『仁義』二字，就是本文所說的『文明』；這是理想的創造及道德的追求。…未來，中國若要談統一，更應有『王統一』與『霸統一』之辨。」然後以秦併六國為隱喻，暗示內地的一個中國政策為「霸統一」。那麼，《聯合報》的「王統一」所指為何呢？該文說：「兩岸未來的道路，必定要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一種『在特殊情況下的法制化政治關係』之後，一同走上『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始有可能『從合理的過程，通向改善之目的』，若因此而實現了兩岸統一，那才可能是為人類歷史創造文明典範的『王統一』。」易言之，自李登輝治下就提出的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乃是「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才是「合理的過程」，從而會有《聯合報》為人類歷史創造文明典範的「王統一」未來完成式。必須承認：《聯合報》為「中華民國」的一片丹心，可照汗青；然其為「中華民國」的幾番辯飾，無力回天。要《聯合報》面對“義”與“利”、“王”與“霸”俱是相互辯證關係的道理，可能很費工；因為，《聯合報》無視於孟子的權變。但可以提出思辨的是：在先秦氏族制全盤崩壞的現實條件下，孟學是對孔學的發展還是修正？是全面承繼孔子的禮治主義？還是片面強調唯心的先驗的道德理想主義？更值得思辨的是：兩千多年前孟子的仁政主義在當代有沒有現實性？如今的選舉主義政治和孟子的民本主義政治相較，誰才接近「民主」？「民主」之大成的島內立院諸公較之奉祀鬼神的三峽含柑豬公，誰才不褻「文明」？「文明」既是「仁義」，則金援美帝侵伊和贈勳侵伊劊子手，是成仁取義還是敗仁殘義？美帝建立“北約全球化”的快速武力打擊系統以脅持當今世界資本流，是「王統一」還是「霸統一」的「文明」？「中華民國是台灣」歡迎美帝軍擴亞太、騷擾南海，並甘為之前驅，又是《孟子》哪一章哪一節的「仁義」呢？「大道廢，有仁義」，不仁不義的“兩個中國”下的藍媒所謂「王統一」，能「為人類歷史創造一個文明的典範」嗎？還是徒然「延緩救贖的空間罷了」？

    《易經‧乾文言》有道：「利者，義之和也。」大利於天下，乃是大仁大義；私利弊天下，則是敗仁殘義。兩岸分斷，是大利？是殘義？姜尚對文王說：「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生利澤民，共享同擔，才是仁義興國的王道。《聯合報》吹噓島內「民主體制是五千年中國文明中所僅見」；確實“僅見”──因為那拼湊舶來的選舉主義體制跟“五千年中國文明”毫無干係。從立院諸公混戰美牛的鬧劇，從法院認證召妓正犯當選“民意代表”的喜劇，從兩顆子彈成就“貪墨總統”的醜劇，…人們清楚看到那既非孔子的德治禮教，也非孟子的民本王道。《聯合報》還喇叭什麼人類「文明」？嚎喪什麼孟子「仁義」呢？子貢曾以小白殺了公子糾，而管仲非但不為公子糾殉難，反倒替小白當家的人格問題就教孔子；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孔子認為“正而不譎”的齊桓公搞「霸統一」，在“譎而不正”的春秋當世，未嘗不利於「王統一」。他並不一味反對「霸統一」的手段，然而這故事可能超乎《聯合報》的理解範圍之外了。在戰國諸侯的大爭之世，秦併六國被《聯合報》怠惰地指斥為“血流成河、宮室成灰”的「霸統一」；事實上，強秦成為諸侯公敵那是必然，但秦王稱霸又豈是偶然？六國君主哪個有依恃「仁義」結束亂局的品質和條件？其孰不是受限於智能和胸襟而欲求「霸統一」之不得？若無秦之「霸統一」，則戰國亂局是否距離「王統一」的理想更加遙遠無期？逗趣的是，《聯合報》本欲指桑罵槐，卻反證台灣當道猶如偷安苟且、昏聵無能的六國君主，但圖合縱美、日、韓、菲、印、越之力，而終潰於中國分久必合之勢的命運。更逗的是，《聯合報》主張「倘不能使台灣人民因認同『中華民國』是『一部分的中國』，進而認同『台灣人』亦是『中國人』；則即使北京兼併了台灣的土地，也恐怕絕難獲得民心」云云。島內庶民在當道及其幫辦經年累月鋪天蓋地的反共仇中拜美親日統戰洗腦之下，民調顯示除中國化的「台灣人」認同與「永遠維持現狀」的主張皆已過半，則如何「認同『台灣人』亦是『中國人』」？既堅持「中華民國」的憲法與國號，又四處自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如何「認同『中華民國』是『一部分的中國』」呢？《聯合報》的「屋頂中國」是不是蓋得太一廂情願而錯亂了自己的思考？兩岸問題膠著未解，關鍵既有美帝戰略布局的外因，復有島內尚未解放的反共親美意識形態枷鎖；哪是什麼自覺良好的「王統一」可解呢？

    換個切面觀之，孟子的「仁政」論放在當時治國平天下的層面看來，與當今《聯合報》所謂的「王統一」或者「文明的典範」一般，俱是一種囿於欲霸不能的政治詐術。一如島內文儈們言必稱之的「民主統一」論，分明是作為扈從美帝制華戰略的反共拒統工具之用，卻眾口鑠金為“文明的價值”之頌。孔子說：「政者，正也。」這種理想，「譬如北辰」，地面上用不到。孔子不願面對奇正互用的治國方略，他用心良苦地堅持「民無信不立」，說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不信任統治者，則國家無法立足。所以他教育子貢說：寧可先除去國防武備，再除去倉廩糧食，但不可失信於民；可他不解釋：失去安全與生計的話，誰還相信這個統治者和他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呢？孟子看出孔學是人格啟蒙教育的良方，適用於修身齊家的層面，但在政治上就不堪用了。所以他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義”為何呢？孟子說了：「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可見，在孟子看來，民生才是大義、才是王道；而非《聯合報》胡謅的島內“民主體制”。“台式民主”作為工具、作為詐術，當道比誰都清楚、比誰都善用。兩蔣用以安內攘共；李登輝曾說要搞基督而不搞政治；馬英九曾說不參選台北市長；陳水扁曾說要正名制憲；謝長廷曾說要退出政壇；許信良曾說要絕食到扁仔被特赦…「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善哉孟子！馬記「不統不獨不武」本身就是不高明的詐術，「永遠維持現狀」的妄想也不外是一種童騃自欺，遲早面對幻滅的結局，藍綠當道何必重蹈“正名德治”的失敗覆轍呢？愛講名義，卻不知顧名思義；高談德報，卻不知何以報德。豈不聞〈拿來主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五千年中國文明」不是什麼都可以套用，更不該任意冒用。當今商場政界和高教學程，孰不是奉《六韜》、《商君》、《孫子》等兵道法術之典為教戰守則？誰還冬烘又自欺地拿《孟子》那套倫理絕對主義來教人「王統一」呢？連孟子自己也清楚搞政治的人可不是儒式聖人，所以他承認：「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莊子點撥「大仁不仁」，老子揭櫫「聖人不仁」，這般立國為邦的「不仁」大道，自非把島內選舉主義“民主體制”道德化、神聖化，從而封殺其體制思辨與變革空間的《聯合報》所能理解。「中華民國」複合體老是不當利用儒家道德，用孔孟仁義給當道窮途末路的憲法與國號塗脂上彩，卻也因之腐朽了「中華民國」政權的生命。好端端的所謂「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明明不只是台灣，台灣明明「是『一部分的中國』」；然而自兩蔣以來的漢賊不副實，到李馬扁的自我閹割式正名，哪位“大人”之言而有信呢？賣台！賣台！如今的「中華民國是台灣」還有啥可賣的？50萬台勞？還是廿兆“國債”？大人者，「惟義所在」，為了民生大義，馬英九何必做個「言必信，行必果」的硜硜然小人呢？「匹夫匹婦之為諒」，那是庶民之義，而非王者「不仁」之道。既然早已失卻小信於前，何不扯下「不統不獨不武」的“文明”假面具，伸大義於歷史、行大仁於百姓？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答：「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王道器度者何？苟利於天下，王者不必在我也！《聯合報》苦心孤詣搬出“中國文明”、搬出“孟子仁義”來為中華民國借壽，怕是恰得其反了。其社論曰：「本報主張的杯子理論說：『台灣是水，中華民國是杯；杯在水在，杯破水覆。』兩岸若要談統一的課題，不能打破這隻杯子。」風風火火的中國崛起，已成燎原；杯水車薪，徒然自欺欺人而已。此際，王天下之道正是打破這隻比斗筲還小的杯子！然則「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島內當道有此器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