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性啟蒙，意識到臉的巨大鋼架，竟是連結一座感官與慾望的人間……

圖／吳孟芸

黑黑白白，明暗參差，我們屏息於雙色世界，在漆黑的羊水中，隨著探頭與胎位游動，守候生命臉書的首頁。

鼻、唇、耳翼……猛然浮出，胎兒正以手摀著臉，如預告片，讓線索在黑暗的想像裡，若隱若現，慢慢打撈。

在產檢超音波室，我最期待的就是4D臉相重組。這些臉或無辜、或沉睡、或滿足……約莫此時，臉於是有了輪廓，定了航程，接受世間的美醜尺度。

然而臉的事，嬰幼時是不懂的。是什麼時候，臉才向人生展示意義，開始注重儀容，開始對鏡顰蹙，開始計較眼皮層數、鼻梁高度、雀斑範圍、魚尾紋多寡？

像是性啟蒙，意識到臉的巨大鋼架，竟是連結一座感官與慾望的人間。

對於臉的啟蒙，我是晚熟的。翻開中學時代的照片，笨重眼鏡、規矩髮線、傻憨微笑，我活在自己的世界。

漸漸地，我和城市在許多事上，以臉為依據。

比方選舉。

走在選情膠著的城裡，旗幟飄揚，看板林立，有候選人端莊微笑，有候選人展示線條。有時，我是不理智的選民，對於毫無概念的選單，我會選順眼的。

長相不能油膩，那是貪汙的意象；笑容不宜拘謹，那讓我感到不自然、藏懷心機；面目不可過於年輕，涉世未深如何遊走政壇染缸？

比方看診。

這以慢性病居多的門診，老年人自然也多。阿嬤心中的醫師，該有張專制、權威、自信，甚至會管教病人的臉。有天當她發現，坐在診間椅上的，竟是年紀還不夠格當她孫子的醫師時，總會說：「現在醫師都這麼年輕。」

有時，遇上大學生，他們也常對我說：「醫師你看起來很年輕。」但其實我也臨而立之年，似乎沒人察覺，2010年夏後，第一批七年級主治醫師已悄悄進入醫界。

有次，我向一位旅美女教授解釋乳癌枝節。她打扮貴氣，說話快、狠、直接，喜歡批判台灣醫療，舉動談吐間釋放出一種不好惹的訊息。

「是這樣嗎？你要不要和你的老師討論看看。因為我看你還滿年輕的。」她說。

我安靜下來，沒繼續和女教授辯解，轉而臉紅，即使我知道我說的有憑有據。

「我再查查文獻好了。」我簡單回了她。

我就此屈居下風，多麼羨慕那些遇事「臉不紅氣不喘」的人，因為我正是那種遇窘境，臉會立即潮紅的人。不止臉紅，耳朵也是，它帶給我困擾。

我更不是一個可以把臉裝得很兇，或有勇氣和周邊對立、抗爭到底的人。我總是以妥協逃避爭端，喜歡靜靜的、相安無事。

朋友說，我的臉不具攻擊性。除非很冷的沉默，面無表情，才有肅殺的氣味。

或許因為此，我常被人問路，在城市、鄉村、離島，甚至海外都經驗過。我常想，是我太面善了嗎？還是長得帥（純粹想太多）？

有回在吉隆坡市郊攔了計程車回Puduraya車站。我攔到印度司機，乘坐前跟他強調再三，我要跳表計費。

計程車在市區塞塞停停，每隔幾分鐘，司機就拍拍跳表器，說機器壞了，走慢了。哪有這種道理？太荒唐了。我心想。

不久車到Puduraya車站，因為施工封閉，附近一片寂靜。我付了車資，司機竟不找零。於是，我坐在椅上不離去。

緊接著，司機變臉了，像通緝犯那種神情。在四周無人的時空下，我不想為區區幾塊馬幣惹上麻煩，就逕自下車。

回旅社後，我後悔了，很氣自己選擇讓步。為什麼沒有勇氣當面兇惡地向他喊著：「找我錢！否則報警。」

因為一張無法兇暴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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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是一個人的辨識標誌，我們很難單從腿、背、肚腹就輕易指認一個人。每獲知一個新名字，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長怎樣。

妮塔是交換學生，來自香港。我負責接待。

來台之前，我和朋友一直期待她的長相。正嗎？香港來的，應該時髦前衛，踩著響亮高跟鞋，提名牌包，走在中環街道。

但妮塔來醫院的第一天，穿牛仔褲、慢跑鞋，還有一件略微黯淡的淺藍夾克。她個子矮瘦，戴金邊眼鏡，鏡片有些磨損，綁馬尾，整個人樸質恬淡。她和我認識的一些香港朋友不太一樣。她的臉總讓人感到天真，像無法偵收到環伺惡意，只專注於眼前事物，沒有旁騖，沒有打量，沒有陣營。

妮塔結束短暫見習後，和我保持e-mail不穩定的友誼。偶爾來信say hello就是人生一個大階段，畢業了，工作了，離職了，復業了。

直到一年半前，妮塔來到台灣，約了一些當時結識的朋友。這些年來，有些朋友進了職場、惹上官司、升格父母、困於借貸、體重失衡，每個人臉上或多或少都有了改變，只有妮塔，金邊眼鏡、馬尾、牛仔褲，時光就在她身上靜止了，停在五年前。

她還是像一位單純的學生。

那時妮塔剛結束一段感情，飛往南非自助旅行一個月。當她向我們講述約翰尼斯堡的旅遊故事時，我彷彿能感受到她的心有餘悸。

在約翰尼斯堡的每一天都是防衛，隨時得注意有無可疑人士跟蹤。就算是向普世開放的教堂，在這裡還是得鎖上層層房門，有條件的博愛。

搶劫、偷竊、槍響是旅行的必然體驗。她永遠記得那晚，在號稱治安最好的桑頓區（Sandton），被兩名黑人用槍頂住頭搜刮現金。

事後，她腦中一片空白，只記得黑人的眼神是那種光看就能預感災難的。

妮塔報警了，雖然案子不了了之，但她慶幸一切只涉及金錢，肉身仍保有。很快地，妮塔跳離黑人陰霾，在當地參與了索威特觀光行（Soweto visit tour），據說是參訪南非最大的黑人區（township）。

妮塔講述黑人區的故事時，違建、非法酒屋、克難、碎裂……語調中充滿著對邊緣的憐憫。她對於當年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感到不解，這張臉──無關美醜，無關凶善，只論顏色，決定去留。

她說得起勁，話題轉向南非電影《再見曼德拉》，似乎忘了搶她的正是黑人。

有天，妮塔搭乘Baz Bus前往開普敦，和車上一位拉丁裔背包客聊起被搶經驗，背包客直截地說，那是因為妳的臉。亞洲的臉，日本人的臉。

日本人？妮塔感到不解，後來才知道，那樣的臉對黑人而言，都叫日本人──帶著昂貴生活水平與財富。即使只是個克難的亞洲背包客。

臉就在此時傳遞了錯誤的訊息，卻透露了生命的真實、人性裡的某些恆常。

妮塔突然說：「我希望我兇一點。」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歲月其實也在妮塔臉上動了些微的工，有了冷暖，多了唏噓。

妮塔接著說了一連串職場的挫折。因為面善與忍讓，許多不公與不義便不斷往她伸張──嚥著氣頻頻假日值班、多一次月報、被護理人員有意無意大小聲，甚至還被病患性騷擾。

幾天後，妮塔返回香港。

有天，我隻身走在城市街頭。綠燈，通過路口，一輛違規右轉的車向我鳴示喇叭，然後咻的一聲，在我眼前擦身而過。

我立在斑馬線上，只希望自己長得粗獷、兇悍一點，最好有張像電影《艋舺》裡的臉，如此才不被人看準你人單力薄、面善無膽、打不過他。

臉讓某些人吃虧，也讓某些人占上風。面惡是一種保護，在面貌的城裡。

也許，幾年過後，當我再見到妮塔，已能在臉上找到歲月的流動；也或許，時間真的在她臉上靜止了，她的人生還是反覆那些吃虧的細節。在面貌之城，我會持續讓歲月熬磨，寫就自己的臉書，一本與時光和人性的和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