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終於又重訪建中。以前總是在寒暑假期才能返回台灣，因此這是二十多年來首度重睹台北在春天的美。萬花怒放，那種愉快的景象還真不是記憶能比得上的。能不能說這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變化呢？能不能說這就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的目標呢？
特意從台北車站沿著當年上學的路程，走過重慶南路、博愛路穿過植物園而到了建國中學的大門口。大門和紅樓看來都和當年一樣，門內的銅像也似乎凝結了時光仍然瞻之在前。連學生都穿著一樣的制服，戴著一樣的帽子。變了的是門房：由男而女；但一夫當關的氣勢仍舊是萬夫莫敵。

紅樓正門台柱上崁著一面石牌，上面鐫刻了四言的銘文，「赫赫黌官…….」。這銘文記得是高二時一位國文老師姚朋先生的手筆。銘文所記的是賀翊新先生自校長位上退休的大事。在當時，那真是大事。賀校長在當年的師生心目中是建中的化身，是建中自由學風的創造人和守護神。不論這樣的評價有多少群眾心理的意味，也不論賀校長以「河北幫」治校的背景有多少歷史的因素；當年是崇拜英雄的時代。上有蔣公，那麼下就有賀翊新校長（還有北一女江學珠校長、和其他許多省中校長）的神話地位吧。但這神話正鑄造了建中精神和建中自由學風的氣勢。在當時，在學子心目中，賀校長的退休集結了許多事實的、想像的，和自我投射的情結。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會聽到賀校長被學子提起；那麼賀校長退休的大事應該不是已盡成灰吧。但是，站在紅樓前我卻不能完全認出石柱上的銘文了。刻文於石的永垂於世也不期風雨的消蝕；三十多年到底是多久？會不會我是若干時日以來第一個站在銘文前仔細閱讀的人呢？下一位會是什麼樣的人？

石牌上的銘文也登在那一期的「建中青年」上，應該是民國56年3月出版的建青第四十期，也是我們這一屆接棒後的第一期。（我們負責了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和四十三期；然後交棒給蔡傳志、蕭堉真、溫肇東、張復、施智漳、吳光彥等人。）我們這一小撮建青編輯在當時的氣氛下（記得文星停刊前由李敖主筆的那篇「謝然之先生，天厭之天厭之」的社論嗎？），還真有些仁人志士的味道。錢永祥兄主持了以「國書三封」一砲而紅的「植物園」特區，專門搞串連（不只是面向江學珠校長的女兒們而已，雖然錢兄在當時也不免「獨」具另眼）。李潮雄兄主持「紅樓的故事」紮根本土。王宇東兄和後來加入的張逸民兄革新美術設計，再加上原有的孫徵明兄等，建青四十期承先啟後，正好誕生在賀校長退休的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

新銳之氣也反映在封面上。王宇東兄設計了一個上紅下黑的二色封面，構圖簡單有力，不只前衛而已。後來候立朝先生的雜誌有一期也用了類似的設計，但候先生卻沒有抄襲建青的問題，因為這個紅與黑的封面被教官們（或者安全部門）在一場「印刷廠政變」中改成了紅與藍。（我始終不明白，要改幹嘛不改成藍與黑？留著紅是何用意？）
這場印刷廠政變來的全無預兆，完全在我們高中生的經驗之外。我們那天還像往常一樣到板橋林老板的大觀印刷廠去作付印前的校對。一進門，全廠頓然停機，每個人都定定望著我們…。然後我們知道有些照片、文頁被抽掉了，然後我們知道封面被換掉了，然後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我被告知的原因是我們對賀校長的退休「紀念」得過了頭；我用了一張新校長崔得禮先生的照片，下註「滾雪球的人」。雪球愈滾愈大固然好，但是化了怎麼辦？（故事的教訓：別亂用自己沒經驗過的比喻。）當然，故事沒有這麼簡單。我們這一小撮人並不真正明白，「當時的氣氛」是怎麼一回事；並不真正明白，文星，在居高臨下的政治人物視野中，是如何可以和建青掛鈎起來。事實上，在這記破天荒的教官團突襲印刷廠搶扣建青的重拳之前，在這之前二年，建青已經被關愛的眼神垂注到了。從建青三十期（民國五十三年主編谷文瑞）到三十四期（民國五十四年，主編楊少麟，加上沈謙）這兩屆，有些文章像何文振的「液態空氣時代」，實在是想不引人想入非非都難。入人於罪的後果就是學校把楊、沈這屆腰斬，將下半個任期（建青三十六和三十七期）交給夜間部去負責。日間部則在一個學期之後再接手回來，也就是章鳴明和李振瀛負責而老錢和我加入的建青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期。因此，這次的事件也可以導致建青再度下放夜間部。事實上，下放已經啟動。

救了建青的，卻正是崔得禮新校長。他同意我的請求，讓建青留在日間部，而夜間部只負責監察編務和行政。這個安排讓夜間部趙主任（原為日間部訓導主任或訓育主任，我不復記得；因此也曾經負責監察建青）監督了建青四十一期的編務。我不知道趙先生在之前對建青的控管如何，但他對四十一期可絕不鬆懈，我也沒有放棄同崔校長陳情的機會。一個黃昏放學之後在他的辦公室，我向崔校長陳述了四十一期的初稿內容，並要求放行由趙主任扣下的幾篇稿子。我一再重複述說建青的光榮傳統，終於他以四川話（就是說，崔校長要講親近的話了）開口了：「徐錚，我不希望你變成李敖第二。」那是第一次，我意識到了建中校長和政治領袖之間的關聯，建中的地位，和李敖先生與我之間八竿子也打不到，但卻一竿子可及的類推。他放行了所有的稿，如我所請；但隔壁辦公室的趙主任卻還是不放行。我還記得他苦著一張圓臉向我用道地的京片子說：「唉，崔校長大人大度，但我可惹不起保防啊，你不知道他們的厲害。」我還真不知道，但卻知道立刻跑回校長室告狀。終於，崔校長以國語說：好，趙主任不必再管建青了。建青就又回到日間部訓育主任沈文瑞先生的治下；而沈先生就完全是另一個故事。我必須交待：在這個過程中，我曾試著把保防官每期必登的保密防諜大文刪掉；這當然是刪不掉的。

沈文瑞先生是我終身難忘的一位建中老師。印刷廠政變之後，我的學生生涯面對了一個我自己在當時並不知道的危機。當時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級任導師陳教官突然之間對我作了家庭訪問。我除了應他的要求向他展示了我所有的「藏書」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太多的對話。但是家庭訪問到底是希罕的事情；從小學以後，那次是我得到的唯一一次家庭訪問。一直到後來，另一位教官才告訴我，沈文瑞先生為了我們的事和保防官拍桌子對幹。不需要那位好心的教官告訴我，我也能明白對那位讓趙主任寧可違背校長也不敢得罪的保防官拍桌子幹架需要多大的擔當。而所為何來？為我們這些學生。當然，如果沈老師不拍桌子事情會如何演變已是無由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絕對可以不拍桌子，而我（們）也絕對會面對保防官的下一步；絕對不會有人能保証這一步不會改變我目前所過的人生。沈文瑞先生原是教官，曾經參加過東山島戰役；教官退役後出任建中訓育主任和國文老師，他對建青絕對做到維護自由學風。當然，在這點上，我必須明確地提出崔校長。賀校長曾一度下放了建青，而崔校長始終維謢了建青。如今回首，在當年的條件下，所有這些先生們都是令人尊敬的。只是， 唉，保防官，我最後不是還是登了您的大文嗎？

在麗日和風中我走出建中。「沙漠」上的朝、夕會似乎仍然迴繞在木樓、風雨操場和紅樓間。六十年風雨如晦，這石牌、銅像、門房所見證的，難道不是一個建中建國的歷史嗎？像繁花似錦的台北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