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屆世界經濟論壇上，充斥著兩場辯論－一場是一直以來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爭論，而另一場則直接的多：怎樣改正那些銀行家所犯下的錯誤。

上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始就資本主義展開論戰，發展中國家最終用民族主義政策取代了資本主義政策。在上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這場辯論仍在持續，但是辯論雙方的陣營發生了改變。

那些剛剛獨立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介于資本主義和蘇聯式共産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有著濃厚的興趣。而結果就是令人失望的經濟發展速度。同時，當冷戰結束，許多前蘇聯衛星國的GDP數據被充分證明是虛假的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更加確信無疑。

但是在達沃斯，發達國家沒有了往昔全盛時代的樂觀情緒，金融風暴使得發達國家垂頭喪氣，不知道前邊路在何方。奧巴馬政府也受困于麻煩的國內問題，而無法在論壇上告訴其他國家應該做些什麽。出席論壇級別最高的西方領導人薩爾科齊，則替了奧巴馬的空缺，他發表了一篇法國式的，討論保護主義的演說。從世界各國飛來齊聚達沃斯的人們現在來到了一個自疑的國度。

關于資本主義的大爭論有了一個意外的新結果。傳統爭論總是在左右之間，即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辯論。而正如那些市場經濟福音家所預言的那樣，自由民主取得了全面勝利，當然是在它不再強大之前。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民主式的資本主義發現他們正同國家資本主義展開一場激烈的競爭。從亞洲到非洲，中國模式的吸引力越來越大。當面帶沮喪的歐洲人討論著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失敗時，達沃斯中國代表冷漠的表情與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與中國對google的憂慮相比，google更擔憂自己與中國的關系。

而同時，另一場關于銀行家的辯論也在進行，盡管不那麽引人注目。本屆達沃斯論壇的舉辦正逢各大銀行年終分花紅，這些銀行家所犯下的大錯再一次引起了國內金融家和普羅大衆之間的公開辯論。金融家們侃侃而談，稱如果有監管措施的話，這場金融危機就不會發生，畢竟，危機的起源就是過多的個人貸款和機構貸款。歐美銀行業的大佬們都收到了這種抱怨：如果薪水降的太多，他們手下最傑出的那些人就會轉投瑞士對衝基金，或者香港和新加坡的那些競爭銀行，那?收入高，稅費低。但是政治家、非銀行業的老板以及其他精明的銀行家都知道銀行從業者的收入目前是一個首要的政治問題。

2008至2009年，對銀行業的複雜的拯救措施充分反映了納稅人在承擔整個銀行業的損失。現在風險和回報間的平衡表已經很清楚了。銀行家們賺取了大量的回報，而公衆則要肩負由此帶來的巨額風險。正如google首席執行官埃?克·施密特在達沃斯論壇上說的：“我賺大錢，你保釋我，這不是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破壞了民衆和政府間的社會契約。

無論是東西方的競賽或是銀行家和公衆之間的爭辯，都無法在達沃斯論壇上得到解決。但這兩場辯論的不同點則清晰又真實。

原文後的一條評論，感覺不錯。順便翻出

科?斯·科爾斯寫道：

該選擇哪種資本主義？這本身只是生造出一種辯論以凸顯新觀點罷了。資本主義與利潤無關，與自由和民主大體也沒有關系。資本主義僅僅是用資本投入到工業，並爲國內的人民提供崗位。

當然在任何國家，最關鍵的事情就是用工業化來促進繁榮。而所需要的就是産品和資本，或者叫流程和資本。東西方在這點上都有足夠多的新點子。因此討論的實質就是爲什麽我們要投資，和怎樣投資。在東方，他們很簡單的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資本主義就是投資並創造出新的産業，也就是我所謂的工業化。而我們則忘記了我們最初是如何成功的。自由，或者說自由民主，它的基礎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之上，而是賦予人們創造新興行業的自由。如果我們爲建起了一套完全錯誤的（金融）封建制度而沾沾自喜的話，這就太讓人迷惑了。

這是我們的問題。對任何公民來說，著眼點都應該是盡力去釋放我們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

我們不能一面賺錢，一面則把本國中的其他人排除在外。沒有人在存款機構?存錢只是爲了

承擔存款機構的損失。我們需要找到一種辦法，來讓每個人都能實現自己。現在該放棄這種愚蠢的說法：我們無法同時擁有自由和成功。文明的意思難道不是每個人都能自由的過他們想過的生活麽？我們必須認識到，如果投資不能被容忍，而這些金融家又無法自由退出的話，我們就是在封建社會中生活，而不是文明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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