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海權思想之研究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陸文浩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所博士生

摘要

　　孫中山海權觀形成的歷史背景，一是西方近代海權理論的興起，另是清末海權意識初步覺醒。基於這些影響，孫中山形成自己獨到見解的海權觀。面對西方現實主義與國家利益的薰染下，各國以不法的手段，取得在中國的利益。中山先生只能設法，建立自己的黨軍、海軍與建設商港的這種遠景，使得中國海權思想與實踐，兼具發展與防禦的路徑。這些在《實業計畫》與《國防計劃目錄》中發現，國家發展與海軍建設發展的關連性與重要性。並且早在20世紀初期就一眼看出，國際未來海權的爭奪與21世紀重心在亞洲─太平洋，而太平洋問題，攸關中國生存問題。這一席話，道盡中共在1949年迄今，整個海權與海軍發展的歷程。從中共經濟與軍事發展，都可看到太平洋的軍事力量重心，已不在是以美國為主，故從習近平提出：「太平洋之大，可以容得下中美兩國」，也就不難發現。國際局勢已不讓美國霸權與殖民時期「船堅炮利」的舊思維，來阻礙中華民族的發展與存亡之道。因為，中山先生海權思想的起源，乃以「富國強兵」為目標與習近平「富國才能強兵」、「中國夢」，有異曲同工的道理所在。因此，中山先生海權思想之脈絡，不僅影響當時中國海權的觀念，更影響中國大陸後續對海權與海軍發現有卓越的貢獻。

關鍵字：孫中山、海權、海軍、富國強兵、革命的先行者、中國夢

Dr. Sun Yat-sen’s Sea Power Thought Studies  and Its Influence on Mainland China

Wen-Hao,Lu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and Dr. Sun Yat-sen’s Thoughts

Abstract

  Dr. Sun Yat-sen’s sea power thought has been historically built up by the recent western related theories one hand, the first aware of the sea power in the end of the Chiang Dynasty the other hand.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Dr. Sun had his special sea power view points.Based on western real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was under oppression by foreign powers. For Chinese sea power and practice, Dr. Sun built up the Kuomintang Army, the Navy and commercial ports. Those could achieve the goal on bo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defense.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Defense Planning Directory” (written by Dr. Sun) emphasi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aval construction. He also f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ea power conflicts in the world and the 21^st Century gravity would be in the Asia---the Pacific Ocean. However, Chinese survival will be at stake in the Pacific Ocean. From 1949, PRC’s sea power and historic nav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had been corresponded to Dr. Sun’s thought.Chinese rising in economy and military mean that U.S. military power is no more the only one but Chinese. “The broad Pacific Ocean is vast enough to embrace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Xi said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hegemony and old colonial thinking will never impeded China’s undergoing the way for he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From original Dr. Sun’s sea power thought towards to Xi’s “Making China Rich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Might” and “Chinese Dream” are based on the similar principle.Therefore, respected respectively b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r. Sun is the father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ea power.

Keywords：Dr. Sun Yat-sen、Sea Power、Navy、Making China Rich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Might、Revolutionary Forerunner、Chinese Dream

一、前言

 「海權」思想發展與實踐，對中國人來說，是滿清末年以來，一個歷史上血淚的交織所警醒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戰略思想。也因為，先後有外國勢力相繼由海上入侵、逼我港口門戶洞開，陸續簽下許多不平等條約，與脅迫中國割讓領土，致人民成為次殖民地的次等公民與深陷水深火熱之中，受到滿清與外國的層層剝削，才會想讓一些有識之士想從事軍事戰略的改革。

 雖滿清末年有這些有識之士，如魏源等對海權的思想與發展有較於傳統陸權主義的來的前衛與進步。但其海權的觀念與實踐，仍停留在守護中國內河與內江的陸權觀念，連守衛沿海的基本戰略觀都沒有。因為，這種大陸軍主義與傳統冷兵器的使用，無法藉由工業的技術，提昇至熱兵器的發展。沒有海權的戰略觀，滿清不願意改革、投注經費再建設海軍與培育人才，導致中國無法因海軍的軍科技術的進步，改變海權的觀念─「近海防禦」。

 而歷次中、外海戰的失敗，使一些有心想改革傳統陸權觀念者，感到「有海無防」的悲哀與無奈。中山先生以其獨特的經歷與智慧深刻地認識到海權與國家強盛的「唇齒相依」的戰略觀，因此於1912年〈與梁士詒等聯名主張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中提出加強中國海權的戰略話語：「自世界大勢變遷，國力之盛衰強弱，常在海而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勝者，其國力常占優勝」。[1]而戰爭史也印證孫中山，能在當時封閉的時代，有較優於其他洋務派的海權觀。不只再次向後世闡明這世界的海洋爭霸歷史規律，也在在明確的指示，一個國家和民族必須走向海洋，才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直到1912 年10月28日，時任中華民國海軍總長兼總司令的黃鐘瑛因操勞過度，突然血吐滿盆，便請假就醫。11月，他被授海軍中將銜.12月4日因醫治無效逝世.終年43歲。12月28日，孫中山到上海參加黃鐘瑛追悼會併發表演說。孫中山的挽聯是：「盡力民國最多，締造艱難，回首恩南都儔侶；屈指將才有幾，老成凋謝，傷心問東亞海權。」除對黃鐘瑛一生給以很高評價外，也代表中山先生先認清中國當時處境、國際局勢、軍事發展，發出「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憤慨。這句話，道出了中山先生比美國海權之父馬漢更早，發現海權未來的爭奪在東亞，而攸關中國的生存在太平洋。而這太平洋的競逐，就在21世紀後由中共海軍得以實踐。這一實例從2012年從當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2月13日訪問美國前夕12日接受美媒訪問時，提及「呼籲勿讓摩擦和分歧干擾整個中美經貿合作大局，稱區內大部分國家都不願見到美在亞太加強軍力部署及軍事同盟，強調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由此，可發覺中共海權的發展之實踐與中山先生當時海權發展與海軍建設的構想，是不謀而合之外，且有延續與擴展中山先生的海權思想。因此，中山先生不只是中國的革命先行者，更是「中國海權之父」，而當之無愧！本文的運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透過中山先生遺留的著作中對海權與海軍建設等主張與中共現海權與海軍的發展實況，進行比對、分析，期能在本文中1.探討中山先生海權思想的起源及思想內容2.探討中山先生海權思想對於中共海軍發展的時代意義3.找出中山先生海權思想對於中國大陸所產生的影響，使能達成本文研究目的。

二、國際海權發展與中山先生海權思想的源起

（一）國際上海權發展

　　孫中山海權觀形成的歷史背景，一方面是西方近代海權理論的興起，另一方面是清末海權意識的初步覺醒。基於這兩方面的影響，孫中山形成了具有自己獨到見解的海權觀。從國際上來看，16世紀後期到19世紀，正是西方海上力量壯大發展的時期，西方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把海洋視為發展海外貿易，積累財富，保證經濟發展和繁榮的命脈，把海上力量盛衰視為國家興亡之所在。[2]海權思想最初是由美國海軍理論家阿爾弗萊德•塞那•馬漢（Alfred Thayff Mahan）提出的，在其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793-1812）》、《1812年戰爭與海權的關係》中，馬漢通過論述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歐洲海上強國爭奪海洋霸權的歷史，指出了瀕海國和海洋國家只有運用強大的海軍和其他海上力量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才能維護本國的戰略利益和大國地位。[3]而當時西方各國為擴展貿易，運用軍艦武力與商船運輸，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使中國陷入「次殖民地」的地步。而中山先生就在當時那種年代，藉著家鄉面海、到檀香山接受西方科學思想、為推翻滿清，革命遊走於各國、吸取中西方的國家發展經驗，飽覽中西兵書，得出一套屬於中國海權的發展途徑。這是當時有識之士所不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前衛的海權思想與做法的創新，均都不亞於西方的馬漢。

 中山先生於1924年2月3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像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但是他們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義大利仍舊把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隻兵艦到廣州來示威，還是用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進行他們經濟的力量。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利害。」[4]1924年2月17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又云：「歐戰以前，世界上最強盛的民族是條頓和斯拉夫，尤以條頓民族的聰明才力為最大，所以德國能夠把二十幾個小邦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5]接著又稱：「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甚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戰，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旋渦之中。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覇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覇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覇權，所以便起戰爭。」[6]或許這一段敘述，內容字數遠不及於馬漢《海權論》，但單單這段話，就道出當時國際上海權的競爭激烈。各國尋求向海發展的決心，並不在將陸軍視為唯一的武力展示之外。表示孫中山對世界各國的軍事動向，尤其海軍的發展是有在關注，且非常的深入。

　　 中山先生曾於1924年2月3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砲臺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像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國通商，自然是工業國佔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稅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7]其又於1924年2月17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8]從以上可清楚瞭解，中山先生以世界軍事的脈絡，清楚闡述西方在工業技術發展後，帶動商業的向外發展，並促其本國海軍軍科技術的提升及擴展商業的殖民思想。極力地要中國人反思，軍事與外交的重要性。並力促各國廢除對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與奴役中國人，也走訪各國政要，支持中國的復興大業。但在西方現實主義與國家利益的薰染惡鬥下，各國以不法的手段，取得在中國的利益，怎會輕言說放就放棄呢？於此窘境，中山先生只能反求諸己，想方設法，建立自己的黨軍，自己的海軍與建設商港的這種遠景，使中國海權思想與實踐，兼具發展與防禦的路徑。

（二）中國國內問題

 中山先生自幼生長在廣東香山翠亨村（今中山），翠亨位於中山東部，背倚五桂山，東臨珠江口的伶仃洋。從秦漢時代開始，伶仃洋沿岸城市番禺即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而其自小，見往來港口外國船隻，並透過鄉人傳述一些國外事蹟。13歲隨母往夏威仁島 Hawaiian Islands，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9]而所見外事，經中山先生長其吸收西方社會科學比較，於1924年2月3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10]又云：「中國受歐美政治力的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了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干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後，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的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像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11]然而就因為當時，陸海軍訓練不精、裝備不良，再加上指揮欠當。面對中國沿海七省，海岸線長達萬餘公里，防衛既不能摧毀來犯敵人於遠海而致勝，中山先生設想唯有阻敵艦於近海而防之。面對當時的窘境，其「近海防禦」也落於指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中山先生於1924年2月3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又云：「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有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佔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徵收關稅，有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的關係，便和英國人爭管海關的權利，英國人於是退讓，依各國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稅則，都是由外國所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12]由此，可知中山先生，非常清楚、瞭解到海權無法維護，海防就永遠遭致突破。海防無法有效防禦，除人員訓練須精良之外，更要有高性能的作戰艦支撐著。而有海軍人才與軍科技術，就能守住外國勢力由海上而來。守得住海防，才不至於我沿海商港門戶洞開。門戶不洞開，海防守住，主權維護著，就不至於海關受制於人，稅收與商業利益均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因此，海防的主權維護與商業利益，均在中山先生海權思想中盤旋，並急迫有待實踐。

三、中山先生海權思想的實踐作為

 依台灣劉達材將軍對馬漢著作中，分析馬漢之海權思想體系概分為兩大項，一為海權之構成，也就是影響要素有：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大小、國民習性、與政府特性等六項；另一為海權之遂行，即海權運作要素有分一海洋的使用─1.商業（生產）、2.航業（海運）、3殖民地（市場、基地）；二為海洋控制─1.強大海軍、2.攻勢作為、3.海外擴張、4.制海權。[13]而這些均與，均與中山先生實業計畫與國防計畫所提有許多累同。惟筆者發現，僅建立殖民地與海外擴張這兩個部分，未提及。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國的環境，無法讓中國有向外擴張及建立殖民地的能力之外，是中山先生繼承中華文化之王道精神，不以對外侵略他國為原因之二。故於此提出中山先生海權思想實際的作為如後：

（一）海權戰略問題

 中山先生於1919年9月在姚伯麟著「戰後太平洋問題」序中提及：「何謂太平洋問題？即世界之海權問題也。海權之競爭，由地中海而移於大西洋，今後則由大西洋而移於太平洋矣。昔時之地中海問題，大西洋問題，我可付諸不知不問也；惟今後之太平洋問題，則實關於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中華國家之運命者也。蓋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國也；爭太平洋之海權，即爭中國之門戶權耳；誰握此門戶，則有此堂奧、有此寶藏也。人方以我為爭，我豈能付之不知不問乎？姚伯麟先生有鑒於此，特著「戰後太平洋問題」一書，以喚起國人之迷夢，俾國人知所遠慮，以免近憂焉。其救國之苦心，良足多也，故喜而為之序。中華民國八年九月、孫文。」[14]另於當時期的西方，1904年，英國地緣政治學鼻祖哈爾福德·麥金德發表了「歷史的地理樞紐」論文，創立了與海權相對應的陸權理論。他將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稱為樞紐地帶，是其為世界政治的樞紐。1919年，又將「樞紐地帶」的概念修改為「世界島」的「心臟地帶（heartland）」，並且把歐、亞、非三大陸統稱為「世界島」。他的「心臟地帶論」認為：「控制了東歐就等於控制了心臟地帶，控制了心臟地帶就等於控制了世界島，控制了世界島就等於控制了世界」。[15]從20世紀冷戰結束後，現21世紀美國實行「再平衡」、「重返太平洋」等作為等觀之，可發現在100年以前的中山先生，就具有與西方海權觀念的同步思想，證明其在中國海權的看法，超越當時的洋務派有識之士之外，也證明他的思想未有擴張向外侵略的念頭。

 中山先生故於1924年2月24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統結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民族是受甚麼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列強來的。所受的禍害詳細的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中國此時受列強政治力的壓迫，隨時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16]又云：「照這樣看，只要一戰便至亡國，中國天天都可以亡，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後，戰鬥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像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鵝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戰鬥力的船可以抵抗。像這種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隻，日本如果用這種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砲臺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是美國。美國海軍從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盛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17]由此般的敘述，說明中山先生他雖為醫生入世，為革命、推翻滿清，不斷地也在軍事與國際關係上進行研究。看得出他對軍事鬥爭領域，比一般中國國內學者，更有多視野發現。

 中山先生曾於1924年2月24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號稱海上的霸王，他們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至於普通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了根據地。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發達；這個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還有極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齊來攻擊，自動員之日起，不過兩個月，都可以到中國。」[18]從這裡更可看出，他雖然不是軍人，也具有軍事戰略的知識。

（二）海軍政策制定

1914年〈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訂頒第一編軍政、第一章總綱內，其中包含第一節革命軍大元帥、第四條中華革命黨總理為中華革命軍大元帥、第五條大元帥統率陸海軍。於大元帥之下設最高統率部，稱曰大本營。其組織以專章定之。第六條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為大總統，組織政府，總攬全國政務，一切法令、條例，由大元帥制定公佈之。法令、條例未制定以前，民國現行法令、條例，於可以適用之範圍，經大元帥認可得適用之。[19]

    1914年〈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訂頒第二編軍政府，第一章大本營，第二條大本營置機要、參謀、法制三處，外交、內務、陸軍、海軍、財政五部、第四條參軍長以陸海軍大將特任，承大元帥命指揮監督所部參軍之勤務、第五條參軍以陸海軍少將、大校各一人充當，承參軍長命掌理軍令之傳達及守衛、扈從、接見事項。第八條主事為薦任官，承秘書長命掌理左列事務：第十一條參謀處設處長一人，陸軍參謀○人，海軍參謀○人，錄事○人。第十二條參謀處長以陸軍大將特任，承大元帥命指揮監督所部陸海軍參謀以下之勤務，統一作戰防禦計畫。第十三條陸軍、海軍參謀以陸海軍中將以下將校尉官充當，承參謀處長命掌理關於作戰防禦計畫。第六章海軍部，第一條海軍部總長掌理關於海軍軍政事務，統轄海軍軍人、軍屬，監督所轄各公署。第二條　海軍部於通則所揭之外，特設副官長一人，副官○人，掌理總務廳事務。第四條　海軍部設左之五司：軍政司、艦務司、軍需司、軍法司、海運司。第六條艦政司設左之四科，分掌事務：一、艦務科掌理左列事項：（一）關於艦船之建造、修理、購買、艤裝事項。（二）關於海軍工廠、船塢之設備及管理事項。（三）關於艦船之調查、研究、檢驗事項。（四）關於鋼鐵製煉事項。二、兵器科掌理左列事項：（一）關於兵器之製造、購買、修理事項。（二）關於兵器之調查、研究、檢驗事項。等等。第二十四章　海軍區域令：第一條民國沿海分為五區，其區畫如左：第一海軍區─自盛京省鴨綠江起經直隸省而至山東省黃河等之沿海一帶。第二海軍區─自山東省黃河起而至江蘇省淮河等之沿海一帶。第三海軍區─自江蘇省淮河起而至浙江省甌江等之沿海一帶。第四海軍區─自浙江省甌江起經福建省而至廣東省韓江等之沿海一帶。第五海軍區─自廣東省韓江起而至廣東省中越國界等之沿海一帶。第二條各海軍區內設要港如左：第一海軍區要港─設於直隸省秦皇島。第二海軍區要港─設於山東省煙臺。第三海軍區要港─設於江蘇省上海。第四海軍區要港─設於福建省馬尾。第五海軍區要港─設於廣東省黃埔。第三條各海軍區之防禦、警備，由該要港之要港部鎮守之。[20]從這裡可以非常清楚瞭解到，中山先生對於海軍整體的組織規劃，甚至依據軍事地略的瞭解，劃分未來海軍如何分配地畫分各艦隊防衛的海區範圍，這是一個文人或武備者，還無法能進行有效的規劃與指導。

（三）海軍之建設

　　 1912年4月21日在福建歡迎會答詞〈興船政以擴充海軍〉：「文以解職旋粵，便道過閩，既感閩政府暨社會諸君子歡讌迎送矣。到馬江船政局，又荷船政局長沈君希南盡歡迎，邀觀製造輪機脅鍋爐等廠十餘所，乃知從前船政締造之艱，經營之善，成船不少，足為海軍根基。惜乎甲申、甲午兩次挫敗，兵船燬失殆盡。而滿清政府，既不能整頓於前，復不能補救於後；一蹶不振，日趨腐敗。今幸民國光復，以此任屬之沈君。沈君在歐美習學製造有年，辦理必能稱職。且當時此局，係沈君令祖文肅所創設。從此沈君繩其祖武，勉力進行，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並駕，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則文所厚望於沈君也！」[21]

 中山先生曾於1924年4月13日〈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其餘像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22][23]1924年8月17日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又說：「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留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個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甚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砲隊和騎兵隊，海軍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為甚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兵士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24]在這方面，除了為解決全國人民民生之事，也更重要的闡述，軍事後勤補給，在海軍建軍中的重要性。

 1921年7月8日中山先生〈致廖仲愷告所著國防計劃目錄函〉中：「二十、各地軍港、要塞、砲台、航空港之新建設計劃。二二、發展海軍建設計劃。二五、各項重要會議之召開，如…海軍建設會議…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以為整理國防建設。三四、舉行全國總集員之大演習計畫，與全國陸海空軍軍隊，國防及攻守戰術之大操演。三七、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以為整理國防之需。四一、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國海陸空軍事學生。四八、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五八、我國之海軍建設計劃。五九、訓練不敗之海空軍計畫。六十、列強遼東遠征海陸空軍與我國國防」。[25]在這份對於海軍力量的建設計畫中，做了四個方面的具體規定，包括海軍基地與裝備建設、教育訓練、人才培育等，他五次提到三軍，其中四次將海軍放在首位，因為他認為「海軍建設應列為國防之首要」，為整個世界的潮流所向。

（四）港口與航運

中山先生1921年10月10日〈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物質建設）－第一計畫〉：「‧‧‧北方大港之築，用為國際發展實業計畫之策源地。中國與世界交通運輸之關鍵，亦繫夫此。此為中樞，其餘四事傍屬焉。第一部　北方大港　茲擬建築不封凍之深水大港於直隸灣中。中國該部必需此港，國人宿昔感之，無時或忘。嚮者屢經設計浚渫大沽口沙，又議築港於岐河口。秦皇島港已見小規模的實行，而葫蘆島港，在經籌商興築。今餘所策，皆在上舉諸地以外，蓋前兩者距深水綫過遠，而淡水過近，隆冬即行冰結，不堪作深水不凍商港用。後兩者與戶口集中地遼隔，用為商港，不能見利。茲所計畫之港，在大沽口、秦皇島兩地之中途，青河、灤河兩口之間，沿大沽口、秦皇島間海岸岬角上。該地為直隸灣中最近深水之一點。若將青河、灤河兩淡水遠引他去，免就近結冰，使為深水不凍大港，絕非至難之事。‧‧‧」[26]〈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物質建設）－第二計畫〉：「第二計畫　‧‧‧上海現在雖已成為全中國最大之商港，而苟長此不變，則無以適合於將來為世界商港之需用與要求。‧‧‧計畫港當位於乍浦岬與澉浦岬之間，此兩點相距約十五英里，應自此岬至彼岬建一海堤，而於乍浦一端，離山數百尺之處，開一缺口，以為港之正門。‧‧‧」[27]〈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物質建設）－第三計畫〉：「第三計畫‧‧‧。吾人之南方大港，當然為廣州。廣州不僅中國南部之商業中心，亦為通中國最大之都市；迄於近世，廣州實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亞洲之商業中心也。中國而得開發者，廣州將必恢復其昔時之重要矣。吾以此都會為中心，制定第三計畫如左：一、改良廣州為一世界港；二、改良廣州水路系統；三、建設中國西南鐵路系統；四、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五、創立造船廠。第一部　改良廣州為一世界港。‧‧‧」[28]台灣學者徐銘謙認為中山先生：「強調除了三個世界大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交通運輸的關鍵，還要在中國海岸線上的中小城市建設四個二等港、九個三等港和十五個漁業港。四個二等港包括營口、福州、海州及欽洲；九個三等港為葫蘆島、黃河港、芝末（煙臺）、寧波、溫州、廈門、電白、海口；十五個漁港城市則為安東（丹東）、海洋島、秦皇島、龍口、石島灣、新洋港、呂四港。孫中山重視海港、陸海交通、造船工業與大小船隊打造的完整中國海上交通事業，認為海權的掌握，是國民生計之所寄託，除了發展海軍，還要建設海洋交通建設，此為攸關中國民生之國民經濟發展的海洋建設。[29]以上國家建設思想，不外乎幾乎與國際接軌之外，對港口、航運及造船廠的建設，有與馬漢海權論裏發展航運、商業及港口基地均有一曲同工之妙。

四、中山先生海權思想對中共海軍發展的時代意義

　　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炮慢船緩，且總噸位和火力等均遜於日本聯合艦隊，以致既乏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全軍遭受重創,及至劉公島之戰全軍覆沒。近代海上頻遭入侵的歷史，留給人們的是一段刻骨銘心的傷痛。孫中山痛感國之積弊、海之無防的現狀，於1921年10月10日於《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物質建設）－序》深刻指出:「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30] 而這個發展，即所謂的「海權」的維護，也就是海防無法守住，中國的發展，肆將受到侷限，因海關及一切皆操控在外國勢力的入侵，百姓本身受滿清政權的壓制，還要再受到外國人的再剝削，生靈荼炭！

　　中共自1949年迄今，歷代領導核心都十分重視海洋問題。毛澤東曾明確提出要「保障海道運輸的安全」，要建立「海上鐵路」。鄧小平也指出「進軍海洋，造福人民」和「發展海洋事業,振興國家經濟」。1995年江澤民指出：「開發和利用海洋，對於我國的長遠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2007年胡錦濤進一步深刻指出，「無論是推進發展還是維護國家安全，我國在海洋空間都擁有巨大的戰略利益。」[31]目前中共面對國際情勢，新冷戰的地緣政治發展，已於2013年依據《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將原國家海洋局及其下屬中國海監總隊、原公安邊防海警部隊、原農業部中國漁政、原海關總署海上緝私員警的隊伍和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並以「中國海警局」的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活動，同時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32]建立一支高效實用的執法力量，以保衛國家安全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此外，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是國家海洋安全的重要戰略舉措。[33]回想中山先生於1912年4月21日〈興船政以擴充海軍〉提到：「文以解職旋粵，便道過閩，既感閩政府暨社會諸君子歡讌迎送矣。到馬江船政局，又荷船政局長沈君希南盡歡迎，邀觀製造輪機脅鍋爐等廠十餘所，乃知從前船政締造之艱，經營之善，成船不少，足為海軍根基。惜乎甲申、甲午兩次挫敗，兵船燬失殆盡。而滿清政府，既不能整頓於前，復不能補救於後；一蹶不振，日趨腐敗。今幸民國光復，以此任屬之沈君。沈君在歐美習學製造有年，辦理必能稱職。且當時此局，係沈君令祖文肅所創設。從此沈君繩其祖武，勉力進行，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並駕，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則文所厚望於沈君也！」[34]又於1912年7月1日〈復陳其美論建設國防武備書〉云：「英士同志惠鑒：來函備悉。中國之海軍，合全國之大小戰艦，不能過百隻，設不幸有外侮，則中國危矣，何也？我國之兵船不如外國之堅利也，槍砲不如外國之精銳也，兵工廠不如外國設備齊完也，故今日中國欲富強，非厲行擴張新軍備建設不可。同志謂中國國防不有相當武備建設，此中國不富強之原因誠是也，故中國欲勤修軍備，然後可保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也。文聞袁同志世凱擬向外國大借外債，以為擴張新軍備建設之需，果此事實行，則中國有相當新軍備建設也，如是則中國富強矣，可計日而待也。昔滿清政府將擴張海軍建設之費，以為建設一大娛樂園，以作私人之娛樂，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軍備建設，改革中國舊軍備也，而不有昔日滿清政府之腐敗也。」[35]所以當年「中國欲富強非興船政以擴海軍使之與列強並驅齊駕不可」的名言，迄今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說，大力發展和運用海軍力量維護國家安全，尤其是海洋安全，仍是當今各國的戰略舉措和普遍選擇。[36]

    1949-1976年毛澤東時期中國大陸先後受到美國西方國家海上封鎖、兩岸對峙、朝鮮戰爭、越戰、北方前蘇聯的牽制，雖起初扶持中共建軍，但漸漸發展到邊境重兵對峙與衝突、中越及中印邊境亦同如此。當時中共難以走出海洋，更別說是18000公里近岸海岸線初步的守護與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的維護。[37]當時毛澤東處於西方勢力的圍堵下，認識到「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在「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思維、1970年代，海洋世界出現「圍海佔地」的現象，暮年的毛澤東點出中共海洋潛在的危機：「我們海軍只有這麼大（伸出自己的小姆指）」；他伸出自己的大姆指稱：「我們的海軍要這麼大！」[38] 1979-1989年鄧小平時期。198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國家戰略朝向「經濟建設」，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鄧小平時期成功建立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經濟開發區再到內地的四級開放格局。[39]其成功的經濟發展，奠定後續中共走向海洋、建設強大的海軍的基礎。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提出要「建設一支精幹、具有現代戰鬥能力的海軍」的構想，鄧小平指出「中國海軍的戰略是近海作戰」。這被看作是中共海軍由「近岸防禦」戰略向「近海防禦」戰略轉變的轉捩點。[40] 1989-2002年江澤民時期，其認為要使國家的改革和發展都得以順利進行，必須要有一個穩定安全的環境來保證。因此，強大的軍隊是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可靠保障和堅強支柱。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地區霸權主義和周邊不穩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其要求軍隊必須充分發揮悍衛社會主義祖國鋼鐵長城的作用，更好地擔負起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41]另在1993年曾多次指出：「我們一定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海洋，增強全民族的海洋意識」。在「振興海業，繁榮經濟」的指示下，各地區的海洋意識逐漸增強，「科技興海」、「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深入基層。同時江澤民多次視導海軍部隊海上演習，號召「加快海軍現代化建設步伐，確保大陸海防安全」。1996年5月15日江澤民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批准書，並於該年7月6日生效，使中共成為第93個批准加入該公約的國家，也表明中共初步邁向海洋戰略的國家。[42]江澤民於1997年9月12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在未來戰爭中，誰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誰就比較容易取得優勢和主動權，廿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的幾場局部戰爭特別是科索沃及波灣戰爭表明，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能不能把最新科決技術即時運用於軍事領域，謀求戰鬥力實現質的增長，對於戰爭勝負有至關重要的意義。[43]2003-2013年胡錦濤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共國力的變化，預備進入21世紀，「近海防禦」戰略發生細微變化，這時中共海軍「近海防禦」的內涵是對「近海綜合防禦」以及「近海縱深防禦」能力的追求。[44]2011年11月5日解放軍報官網頭版刊登「海軍轉型路線圖」指出：「中國大陸海軍訓練要從近海向遠海跨越」。先前中共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對海軍的描述是「按照近海防禦的戰略要求，注重提高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準，增強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胡錦濤出席海軍第十一次黨代會，強調「加快推進海軍轉型建設，拓展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意味中共海軍戰略將由原來的近海防禦轉向全球防禦。[45]迄2015年5月2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發表《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有關中國海軍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要逐步實現向「近海防禦和遠海護衛」結合的轉變。這海軍戰略的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從國家戰略層面看，中國確立了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需要建設一支能夠有效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強大海軍。二是從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看，武器裝備遠端精確化趨勢明顯，海戰場的範圍不斷擴大，僅僅立足近海防禦已不能有效維護國家海上方向安全。三是從現實安全挑戰看，當前中國面臨著複雜的海上安全威脅與挑戰，需要海軍具備有效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海外安全利益等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46]因此，從以上中國歷史的演進，不難看出除了這一部陸權史，也是一部讓人可歌可泣的一部海權維護與發展史。而現在的中國大陸發展海權與海軍的模式，不排除有當年孫中山先生想完成的海權思想與建設強國海軍的夢。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4月15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務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47]在最後一段「富國才能強兵」這個觀念，與在百年前後的孫中山曾於1894年6月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書、1895年2月18日香港興中會宣言、1921年6月演講「求學在立志救國」中，均有提到「富國強兵」的構想。

五、結論：中山先生海權思想對中國大陸無遠弗屆的深遠影響　　　　　　　　　

　　中山先生早在20世紀初期就能一眼看出，國際未來海權的爭奪與21世紀重心在亞洲─太平洋，而太平洋的問題，且攸關中國生存問題。這一席話，道盡中共在1949年迄今，整個海權與海軍的建設及發展歷程。也讓世人看到中山先生對於國家圖發展、人民圖生存，必須要有經濟的發展，而要有經濟的發展，除當效法西方科學技術思想的提升與實踐之外。更重要的國家要圖發展，定要先維護海權、守住自己的海關。要發展海權，當運用港口的建設、海軍人才的培育、提升海軍的軍科技術、海軍組織的規畫等作為。在百年前，中山先生就有如此宏偉的遠光，是當時有識之士無法比擬之外，其後續的實踐與運用，我們都可從中共海權思想的脈絡、海軍的建設與發展、甚至海軍戰略「近海防禦」之指導，均有當時中山先生的影子。中山先生身為中華民國的國父、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的先行者，乃當之無愧之外！其海權思想的建立，比對西方的馬漢海權論述，雖其生前未留有一個完整的敘述與全貌給後人。但他的實業計畫、孫文學說、三民主義，以及一些電稿、函文，均透露著這個一代偉人，對海權、海軍、海關的重視。

　　而在當時西方海權盛行的時代下，少年的他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經過對西方海權國家的考察，認識到海上力量強弱與一個國家盛衰強弱之間的緊密關聯。而國家盛衰強弱常在海而不在陸的戰略遠光，更充分他能用一語道醒夢中人的淺詞用語，說出海權的維護，對於當時的中國生存是最重要的問題。歐戰的結束，與列強、當時西方戰略家不同，他指出，太平洋將成為世界的焦點。這個看法歷經一個世紀，在美國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歐美軍將整個重心放在歐洲。如今，21世紀的今天，美國「重返亞洲」的在平衡政策，已受到「富國強兵」的考驗。因一直實行馬漢海權論的美國，長久以來保持著建立全球霸權海軍，到處擴展戰果，花費極龐大的國防經費，國事力量已逐漸衰退，其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世紀。

　　隨著20世紀末，中共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沿海的經濟、以港口及其附近作為經濟特區的發展模式，與當時中山先生高度重視港口在國家經濟發展和戰略位置中的特蘇地位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實業計畫》這個著作，無疑是近代中國最具有戰略眼光的國家發展建設的藍圖，他不只跳脫西方海權思想中的硬實力與攻勢作為，並將他的以海興國、以港口、鐵路的發展為重點。這道出了中共在「和平崛起」之路後，經濟已達全球化的境界、軍事力量也不斷地藉由中山先生「富國強兵」，也就是先國家富裕後，才能支持軍事技術的發展。然而中共接續中山先生「聯俄」的思想，也從1991年蘇聯瓦解之後，運用自己經濟的強大力量，支撐海軍的建設與發展，大肆向俄羅斯與烏克蘭購買，具有現代化的軍艦與潛水艇。也運用購買的能力，從俄羅斯行軍事科技的技術轉移，而不至於讓國防技術一直遭他國所控制，走出屬於一條自己「國防自主」的道路。這科學發展之路，即便在百年前，在中山先生的相關著作中，也將科學列為救國要項之一。而中山先生的海洋觀、海權思想，是以海興國、以海強國為目的，不以侵略他國為國家發展的目的。他把對海權的認識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次，把發展海權與國家安全、發展海軍及發展實業與國家民族興衰緊密聯繫再一起。這得確與一般海洋憂患意識是有本質的區別。

　　從中共的經濟與軍事發展，都可看到事實的各種例子之外。太平洋的軍事力量的重心，已不在是以美國為主，故從習近平主席提出：「太平洋之大，可以容得下中美兩國」。也就是不再讓美國霸權與殖民時期的舊思維，一直借「船堅炮利」，來阻礙中華民族的發展與存亡之道。因為，有了孫中山海權思想的起源，當思中山先生的「富國強兵」與習近平「富國才能強兵」、「中國夢」，有異曲同工的道理所在。所以，中山先生不只是中國大陸革命的先行者與中華民國的國父之外，更是中國發展海權與建設海軍的海權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