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哲（本名張月澄）的故事很具傳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他是活躍的台派知識分子，父親張聰明是台灣礦業鉅子，兒子張超英後來成為台灣的外交官。祖孫三代人都做著一個共同的「台灣夢」，它是百年來台灣人掙扎、呼喊，尋求拯救台灣之路的歷史縮影。讀懂這三代台灣人的心，或許就會更清晰台灣人的悲哀究竟在哪裡；由此對台灣的出路在何方有一個新的思路。

在張聰明那一代，台灣人別無選擇，生下來就被定為「日本人」。在台灣這塊自己的家園，卻成為「二等公民」。只有少數非常努力、學業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頭。而張聰明就是這樣聰明的台灣人。他學會日語後，就到日本律師所做翻譯，32歲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編的名人錄《台灣人物誌》。他有超眾的溝通交往能力和銳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尋找到經商之道，去開辦礦山。他聰明過人，眼光獨到，魄力恢宏，最後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國，成為台灣「礦業鉅子」和富豪。

張秀哲是家中獨子，備受父母寵愛。如果他走父親的經商之路，以他的條件和天資（同樣聰明），今天台灣的商賈歷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頁。但他卻倔強地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對經商賺錢沒興趣，一心想的是救台灣，使自己的家園獲得自由。

他認為台灣人勢單力薄，只有靠「祖國」的力量才能獲救，所以單槍匹馬，跑去中國，去找國民黨，去找魯迅，去找各種政治勢力和知名人物，勸說、呼籲他們「勿忘台灣」，幫助台灣人。

這本書，就是作者記錄在中國的遊說、吶喊、並組織救台團體和刊物的過程，讀來很像是一個台灣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

那個時代的不少中國政治名人，像國民黨要人戴季陶、知名將領李濟琛、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曾長期做中國統戰高官）等，都跟本書作者有過接觸。廖承志和姐姐廖夢醒還是張秀哲在廣州求學時的同窗，他還跟「聰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齡佳人」廖夢醒多次談心和通信，差點成為戀友。

張秀哲當時寫的《勿忘台灣》這本小冊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廣州和日本千葉都曾晤談。張秀哲辦的《台灣先鋒》雜誌，是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琛題的字。可見當年張秀哲是頗為活躍的台灣人。

被無數中國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國大文豪和思想家魯迅，跟張秀哲也有過多次交往。魯迅日記中，有六次記載跟張秀哲的見面，其中一次是記錄魯迅給張寫信。後來魯迅還給張秀哲的譯本《國際勞動問題》寫了序。魯迅寫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贊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筆橫掃中國文化醜陋的魯迅，此時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勞動問題，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了。」但魯迅後來還是寫了熱情洋溢的序文，說他要對張秀哲這位台灣青年「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表出我個人的感激」。

張秀哲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中國見人就喋喋不休地呼籲不要忘了台灣，請幫助台灣人結束日本統治。靠著父親的資助，他還創辦刊物，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奔走呼號，發出那個時代台灣人在中國最熱血的聲音。

在日軍佔領上海期間，張秀哲在那裡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灣，被帶上二十多斤腳鐐投入監獄，並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兩年。

作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應無憂無慮，作為獨子又備受父母寵愛。被投入監獄後那份難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獄牆關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灣，嚮往祖國。被釋放當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灣人領袖蔣渭水見面，秘商向「國聯」（聯合國前身）揭發日本人要在台灣種植鴉片之事。英文申訴信是張秀哲起草的。此事經國際媒體報導和國聯派人調查，導致日本當局被迫取消種植計劃。結果張秀哲因此在台灣被監視，日子更不好過了。

後來他又返回中國，繼續在那裡爭取「祖國」支持。但正像魯迅給他譯本寫的《序》中所說，中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不贊成寫序的魯迅，能打破慣例給張秀哲這個台灣青年的書寫了序，這裡面可能就有一種對台灣人的愧疚之情。魯迅在《序》中寫到，聽到張秀哲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誰也不大提起」時，「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

無論從思想還是人格來說，魯迅都是中國的異數，他感到對台灣心有餘力不足。但其他的眾多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就沒有魯迅那般悲天憫人的情懷了。對這一點，當時一廂情願、一往情深嚮往「祖國」的張秀哲也感覺到了：「一般祖國的民眾……對我們台灣人，像對異種民族一樣，對『台灣』的一切都覺很隔的樣子。」

但即使感覺有「隔」，被當作「異族」對待，他仍義無反顧、滿腔熱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灣，取代日本旗。

早在1934年，蔣介石民國政府駐台灣的領館就是用的張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給了「祖國」的外交機構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屋頂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國」般高興、滿足。後來國民黨在中國潰敗，接替戴笠出任情報首腦的毛人鳳先期來台安排，就把張秀哲家做了總部，屋頂不僅飄揚青天白日旗，還插滿了無線電台的天線。國民黨也感受到張家的「愛國情懷」，所以毛人鳳曾告訴張秀哲的父親，蔣總裁的船隻已安排在宜蘭，意思是一旦共軍攻台，可把張家也一起帶上逃走。

但是「祖國親人」踏上台灣的土地，卻把張秀哲等台灣人的「祖國夢」踩碎了，變成了一場惡夢。在隨後的二二八屠殺中，連張秀哲這樣的「愛國」青年也不能倖免，被關進台北警總情報部的那個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親的全力營救疏通，最後由國民黨在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親自寫條子，張秀哲就可能像無數台灣本地知識分子一樣被槍殺或活活扔進大海。

張超英後來在他那本暢銷書自傳《宮前町九十番地》中寫道，父親被救出後，變成「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跟家人都很少說話。「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張秀哲就這樣心如槁灰，直到去世。

是一種什麼樣絕頂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個滿腔熱血、激昂上進、充滿理想精神的台灣青年，變成那樣慘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

但張秀哲並不是個例。人們可以在前台灣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讀到同樣的故事。彭先生的父親是高雄知名鄉紳領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舉為「高雄歡迎委員會」主任，主持日軍撤離、國民黨軍隊登陸高雄碼頭的慶典。

但彭老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陸的國民黨士兵「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擁擠著下船……」他們「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中國是戰勝國，是來接收的，日本是戰敗國，日軍是投降撤離。但中國軍隊「邋遢不堪」，日本人軍紀整齊，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彭明敏的父親當時覺得無地自容，「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他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在《自傳》中寫到：這些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夫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門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領他們的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他們一下船邊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彭明敏的父親和其他鄉紳組成請願委員會，要求面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可進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位高聲抗議，結果「被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他就被槍決了。」

由於家人全力營救，彭父才逃過一死。但回到家後，他也跟張秀哲一樣，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彭明敏描述說，「父親回到家裡，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

從彭父留給子女的三條遺訓，可看出他對「祖國」甚至中國人的厭惡：第一，他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第二，要子孫跟外國人通婚（等於不讓他們再找華人）；第三，後代再也不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這跟張秀哲一樣，也是徹骨地絕望！

台灣另一位知識分子、詩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樣的故事。我看過他早年寫的兩首詩，一首叫「孤兒之戀」，寫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心靈痛苦，那種對自由的渴望，對祖國的懷戀。詩的結尾是，詩人說他希望像一隻掙脫籠子的公雞，「勇敢地跳上屋頂，從咽喉迸出高亢的聲音」。

巫永福在另一首題為「氣球」的詩裡寫道，他所渴望的祖國終於來了，蔣介石的軍隊登陸台灣，可是他們帶來的是更嚴酷的專制，台灣人像氣球一樣，被繩子拴著，無論怎樣「在風中掙扎」，都無法獲得自由，因為「主人緊緊握著繩索」，而且告訴氣球說，「我時時在監視你，知道嗎？」

跟張秀哲和彭明敏的父親等一樣，巫永福所表達的，都是失望、絕望、幻想的破滅。

張超英曾描繪說，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親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這是一個非常傳神的比喻。火與冰碰撞，其巨大溫差，不僅撕心裂肺，也足以滅掉最後一絲熱氣。

我不知道張秀哲在隨後倖存、沉默的二十多年裡，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後想明白了，自己錯在哪裡？他當年在中國求助時，就隱約感覺到了，中國民眾跟台灣的「隔」，他們把台灣人當作「異族」。他只是朦朧地感覺，但為這種「朦朧」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雖然倖存，但靈魂被「殺死」了。

他的後來做了台灣外交官的兒子張超英，卻想明白了父親錯在哪裡。他在過世前給本書寫的序文中說，父親「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台灣』更是一場落花夢。台灣人只有僅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守護台灣，才能建設台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

所以張超英沒有他父親那種尋找「祖國」的夢幻，而是走了另一條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駐東京時，去密見了台獨聯盟主席許世楷和辜寬敏等。在美國時，密見了台獨運動領袖彭明敏。這在當時是絕對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前給台灣人演講，張超英也去聆聽，他在自傳中說，「即使遠在海外，顧忌還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

張超英身在曹營心系台灣，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國際上力爭台灣的地位和尊嚴。他精通英文、日文（在東京出生），以他父親那樣的激情和活力，廣交美日媒體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獨自運作，促成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劃邀請了日本著名傳記作家江口克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秘書，其寫松下的傳記在日本狂銷四百萬冊，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訪問了李登輝總統，寫出《李登輝：台灣人的主張》，轟動台日。連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張超英也是通過美國大牌電視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時報回外交部，為台灣贏得寶貴的應對時間。

但不管張超英對台灣的外交作出多少貢獻，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國民黨總政戰處主任王昇的說法，「你是台灣人哦」。李登輝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對張超英來說，生為台灣人則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後卻自豪地在《自傳》中說，「雖然我在國民黨政府做事，但拒絕加入國民黨，心裡始終唸著自己是台灣人，要盡可能為台灣做點事，而不是為國民黨。」「生為他們（父母）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

張超英敢於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因他身上有父親張秀哲那樣的血性，還由於他有強大的後盾，他的妻子顏千鶴更敢為台灣發聲。千鶴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顏會是著名富商，名滿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梁實秋）就讀，後為離家近，改考台中東海大學，是首屆外文系畢業生。當年張超英追她很苦，無數次往返台北台中，時常因買不到火車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傳中說，「站久腳酸，就兩腿輪流休息，留一隻腳撐著」，為此他俏皮地對千鶴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鶴』字，我才需要忍受單腳獨立之苦」。

由於張超英的祖父聽到毛人鳳表示蔣介石已準備逃跑的信息，認為台灣不保，所以賣掉了礦山，而張超英的父親張秀哲也全然沒有經營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識形態方面為台灣做事。所以到了張超英這輩，已是只能靠公務員的薪水度日。幸虧顏千鶴在美國獲圖書館系碩士學位，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有份穩定優厚的薪水，才使張超英能天馬行空，從紐約到東京，把心力都用在台灣外交上。

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跟台灣斷交時，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紐約的台灣人教會，顏千鶴受訪時竟直言：「我對美國和中國建交沒有意見。但台灣的將來，應由住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人來做決定，而不是由美國和中國來代為作主。」當晚這番話在美國電視播出。張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時，已準備好丟掉職務。後來上司保他，報告台北說，是張太太過於緊張而說了錯話。但台北派人來查問時，顏千鶴竟擲地有聲地回答：「我沒有緊張，也沒有說錯話。」

張超英和彭明敏一樣，父親對「祖國」夢幻破滅，所以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不再對什麼「祖國」有幻想，而是認清自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就像半個世紀前彭明敏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中所說：結束國民黨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新國家，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

有言道：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張超英的祖父和父親，彭明敏的父親，都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典型。而張超英和顏千鶴夫婦，則是千千萬萬「苦莫大於心不死」的代表。父輩錯誤方向的台灣夢破碎了，他們用兩代人生命的代價，讓張超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認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實現你的台灣夢。

千鶴女士堅持把這本先生父親的舊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灣內憂外患之際，提醒台灣人，認錯「祖國」的慘重代價，認清台灣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義。她不是「鶴立雞群」，而是和千千萬萬的台灣人心有靈犀。今天新一輪的台灣夢，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奮鬥，奪回一個自己的家園！

2012年10月22日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