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理文《南詞引正》會像詞人的樂府《花間集》？
（見劉有恒，《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第二集)》，臺北：城邦印書館，2016）

《花間集》（940年）是五代十國時的後蜀文士所編的詞集，也是中國詞史上的第一部詞集，重要性非凡無匹。而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在南宋初年的紹興十八年（1148）所刋印有晁謙之的跋文的建康郡齋本。而這個版本裡獨有一篇由晁謙之所寫的跋文，十分特出：

『右《花間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長短句。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言婉。嗟乎。雖文之靡無補於世，亦可謂工矣。建康舊有本，比得往年例卷，尤載郡將、監司、僚幕之行有《六朝實錄》與《花間集》之贐，又他處本皆訛舛，廼是正而復刊，聊以存舊事云。紹興十八年二月二日 濟陽晁謙之題。』

而這個善本，就藏在趙萬里任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北京圖書館善本室裡。而同樣，在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室還藏有第二個版本，也是南宋但較晚出的淳熙十一到十二年間（1184~1185年）刋的鄂州冊子紙本，但這個本子裡並沒有晁謙之的那篇跋文。後世不少版本的《花間集》都附有晁謙之的跋文。在1955年時，文學古籍刋行社發行過晁谦之跋本《花间集》的影印本。所以查《花間集》的版本流播，此篇晁謙之的跋文也並非後世少見。

晁謙之的跋文，讚美了唐末的才士的詞作是『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此十個字，用來比詩詞曲甚或文學作品的真及逸與深及婉，都是十分切題的。不過，如果一位非專業人士隨便用到其他地方，則一定顯得十分令人感到突兀了。這種例子，就出現在1961年被公開問世的一份文件───所謂崑曲祖師魏良輔的《南詞引正》裡。

這篇題名為《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毗陵 吳崑麓較正）的文字，列了所謂的《南詞引正》二十條（筆者按：有人核算應只十八條，吳新雷另有看法，分割後，予以認定還是有二十條）之後，有所謂抄手的文徵明的後跋，指出此《南詞引正》二十條是魏良輔所作，而經其同年的吳崑麓較正過，於是下文接着指出了，魏良輔此篇二十條的論如何唱崑曲的條例，是『情正而調逸，思深而言婉』：

『右《南詞引正》凡二十條，乃婁江魏良輔所撰，余同年吳崑麓較正。情正而調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輩咸尚之。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爲絕唱。今良輔善發宋元樂府之奧，其煉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於明時，豈弱郢人者哉。時嘉靖丁末夏五月金壇曹含齋敘。長洲文徵明書於玉磬山房（真迹）。』

吾人一比對，就可以看出，《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裡於此處用的『情正而調逸，思深而言婉』是作偽者抄自於晁謙之所寫作的《花間集》的後跋文裡讚美詞人們的詞作的『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而只更動了一個字，把『真』改『正』。

按，依《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此作的性質，是屬說理文的文類，都是在述說如何唱崑曲的演唱手則，到底其中的哪裡是表達了文學作品裡的『情』與『調』。即便把『真』改『正』也沒差多少，仍是不倫不類。而晁謙之的後句的『思深而言婉』，喻崑曲演唱手則，尚可融通。但是此位作偽者趙萬里，已如吾人在各辨偽文章裡指出的，他是版本及恢復古籍古態的熟手，而且詞學的鈎沉與版本考查為其糊口之業，因此寫作了不少與詞學考辨及整理的著作與文章。但作偽者他於曲學實甚皮毛，所以此處，拿詞作文學的贊詞，拿來贊唱曲的專業之作的《南詞引正》二十條，實文不對題，也敗露了偽跡。

如果是曲學專業戶，那麼即便要作偽造一份《南詞引正》二十條，即便用上了晁謙之的『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當成底本，亦應改如『言正而真，思深而婉』之類，不止『情』字不當用，『逸』字亦應改字。而『調』字實亦不佳，亦應改字。而『調逸』比『情真』更不佳，因為『調逸』是指文章的風格是十分飄逸，脫離塵俗的，按，論唱曲應一五一十，教人們如何踏實唱出，怎能不着邊際講出飄逸打高空的謎語呢。故『調逸』兩字，實為對魏良輔的曲律的最大侮辱，知者自能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