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趨勢下，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

文化，不該是口自家的井

作者：余秋雨

世界如此大，文化的土地卻不大。余秋雨為此感到憂傷。走出學術的城堡，余秋雨再度滋潤台灣的文化魂魄，談的是「全球化趨勢下，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

　　今天的題目「全球化趨勢下，企業與個人的人文堅持」這是一個帶有某種傷感的題目，前些日子我剛來台灣時，我在《聯合報》上有一篇文章就談到了這種傷感，所謂人文堅持，堅持的是人文，這個問題其實難度很大。

　　2004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的題目是：「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權力與文化自由」，文化已經成為全球化趨勢下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裡面牽涉到人文的失落、文化的失落與文化的衝突，既失落又衝突，該怎麼辦？就成為世界各國學者們共同思考的問題。

　　《山居筆記》裡的一篇文章「抱愧山西」，這是在講清代大概從康熙皇帝開始，由於他非常聰明的政策，使得山西省一幫商人曾經創造過驚人的財富。清代有很多的邊防軍，邊防軍的後勤補給由誰來解決？當時交通運輸都很不方便，國家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於是就提出一個政策，誰能解決西北邊境國防後勤補給問題，就給他運河上買賣鹽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斷擴張後，山西商人做起了橫跨萬里的買賣，邊防軍需要什麼？南方有，他們就買賣；南方需要貂皮，他們也從北方運輸。

　　他們遇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他們賺了那麼多錢，卻沒有文化資源、文人、思想家出來為這個富可敵國的財團提供有關經濟學的幫助，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態、目標，及自己的人文價值，他們的最高理想還是土財主的理想，結果就產生了內在的矛盾，互相爭來爭去，裡面就開始垮了，再加上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種種原因造成山西商人破落得非常淒慘。現在山西是中國最貧困的省分之一。

　　文人到哪去了？

　　在這個現象上我看到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中國文人到哪裡去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已經窮到這程度，但是你們視而不見，完全不予理會，你們完全瞧不起，興亡這個概念對中國文化好像無關了，這個時候中國文化已經走到了另一種失去活力、敏感度，失去支援人類活動資源的可能性。

　　這個反面的例子可以說明，不論你有多大的財富、勢力，如果沒有足夠的人文資源，生存狀態將會產生嚴重的失衡，失衡造成衰落，衰落到破敗，破敗的結果比沒有發生過這種財富奇蹟的地方更為貧困。

　　這點出了我今天要說的問題，就是如果沒有人文堅持，無論是個人或企業，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處於什麼狀態，最後都進入到文化意義上的「傷魂落魄」，魂和魄都沒有了。

　　魂魄只能依存在文化上，這個問題發生在東方，特別是中國很嚴重。比較重要的原因是，譬如經濟大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慢，台灣發展的時間更早，在這個情況下，認真地對比我去考察的地方，例如歐洲社會發展時，出現了一些人文準備，但是中國都不具備，這一點我們的企業家要非常明白。

　　工業革命、文藝復興、啟蒙主義在中國都沒有發生，當發生這些過程時，一些人文大師走在時代前面，且整個社會都知道他們，例如米開朗基羅、達文西。啟蒙主義到後來的浪漫主義家伏爾泰曾說，他的任何一句話，好像幾乎巴黎的人都會知道，因為他們走在前面，而他們的思考已變成人民的思惟時，這一切財富才有出路，資本主義才能走向健全。

　　那麼中國的問題則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我們所說的人文，往往都是靠某種個人修養、教育背景、審美情趣來制約，這不能成為公民社會的普遍秩序。

　　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回到貧困的時代，因為貧困會製造大量的邪惡，但是當富裕起來時，如果沒有足夠相應稱的東西做精神平衡時，事情就可能會比較麻煩。

　　文化力度不足

　　以上是第一個主題：沒有人文準備。

　　第二是到了近代，中國社會開始激烈富有之時，中國文化的力度卻已埋沒在塵土下太久了，中國文化有力度的時候是在漢、唐時期，到了宋代雖然使我們的思惟精緻化，但力度慢慢淡薄了。

　　我曾經寫過我家鄉餘姚的幾位思想大師，從王陽明到黃宗羲，比較具有力度，不過最後還是於事無補，因為明代產生了一種流氓政治；清代又由於滿族與漢族間的族群分裂，產生了很多災難，導致中華文化的整體力度慢慢地走向黯淡。

　　很多年前我講過一篇關於清朝的文章「一個王朝的背影」，這篇文章產生一個結果，有人說我是清宮電視劇的始作俑者，清宮電視劇寫得很好，但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大家突然感覺到中國文化確實走上宮廷權術之路，而宮廷權術的時代絕對不是文化昂揚的時代。在清代中國文化的力度已不夠，乾隆皇帝想彌補此缺憾，編了四庫全書，儘管非常宏大，但此總結性的東西不足以產生往前走、創新式的力度。中華文化走到清代、走到近代，已失去它的力度，這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現狀。

　　第三是無數的政治運動、無數邪惡經歷，造成了中國大陸的文化方式悄悄地轉向整人文化、虛假文化，這我在《借我一生》裡也有談到。我曾寫過小人文化，講的都是古代歷史，還受到許多台灣讀者的迴響，原來台灣也有如此情況。

　　可見整人文化與虛假文化在一定爭執氣候下，成為了一種文化主體，文化高貴的部分完全被吞噬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破壞容易　建設難

　　若用文化的語言來說，經濟建設往前發展，但文化的破壞機制力量大於建設機制。文化的建設成本很高，例如考察與中國文明同年齡的古文明，首先得冒生命危險到中東、北非、中亞、南亞，這成本很高的，對我來說，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我太太每天在家裡哭，擔心我的生死。

　　但破壞文化卻輕而易舉，我個人體會很深，有時候和高希均教授、白先勇先生訴訴苦，隨便一個人造幾個謠言，就把你辛辛苦苦冒著生命危險的全部經歷抹煞了。當我風塵僕僕回到中國時，面對的不是鮮花歡迎、不是歌頌，而是幾個謠言，文化的破壞機制可說與建設機制不成比例，當破壞機制很強大時，建設就非常艱難。

　　在兩千五百年之前，中國文明、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同時成熟，當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在希臘的愛琴海邊思考時，釋迦牟尼正在恆河邊思考；孔子也在黃河邊思考，時間是差不多的。人類為什麼兩千五百年前在精神思惟上同時成熟，這是個謎，現在世界各國的文明研究者把它稱為人類軸心時代，一切都是由此轉出來的。不過三個的重點各有不同；譬如希臘哲學家思考人和自然（天）的關係；印度哲學家思考人和神的關係；中國則著重人和人的關係。也不知道是誰如此分工？分得大致可以，多少年下來，西方的自然科學這麼發達，印度的神學也非常精采，中國的人際哲學關係以清宮電視劇來看，就能得到總結性的理解。清宮電視劇即使有翻譯，外國人大概也看不懂，太複雜了，一個眼神、一句話都有深刻涵義，這就是中國文化多年來思考積累的結果，積累到最後就像老年病一樣。

　　所以整人文化在大陸這些年表現得特別明顯，文革其實就是整人文化。政治上非常地複雜，怎麼講也不明白，上層政治人物的路線鬥爭，坦白說和老百姓關係不大，突然有一天允許大家整人了，災難就這麼來了。

　　總結以上所說的這三個原因，

　　第一，我們缺少西方在經濟跨越與時代轉型時的精神文化準備，這個準備我們幾乎一個也沒做；

　　第二，中國文化到了清代與近代時，其實已經失去它的活力；

　　第三，整人文化與虛假文化大行其道，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使我們新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企業活力造成非常大的損害，正面的東西沒有積累，反面的破壞力卻非常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優秀、成功、傑出，等著吧！

　　我所謂的「憂傷」正在於此，因為它來得遙遠，且根深柢固，這一切都不是能靠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改變的。

　　雖然有一點不合身分，但今天能見到這麼多優秀的企業家、社會人士，我們不斷要做呼籲：重新打理文化基座，才可能使我們的社會更有希望，否則失衡所造成的混亂將會層出不窮。

　　文化，不該是口自家的井

　　這裡有幾個問題要去思考：

　　第一個是經濟目的和文化目的之間的關係，我看到美國舉辦的經濟論壇報告集裡，談到經濟行為的文化目的，用最通俗的話來說，「賺錢到底是為了什麼？」經過他們的研判，賺錢所追求的也都是文化目的，只是你沒有感覺到。譬如賺錢首要是為了追求安全感，或者成功的榮譽感，或能滿足心中的慈善的欲望，而這一切全部都是文化概念。

　　一個人要解決衣食問題其實非常容易，但為什麼還要付出這麼大努力從事經濟運作，背後的原因就屬於文化範疇、人文範疇，文化目的如果得以被擴大弘揚，那麼經濟、政治行為才能受到應有的制約。社會的和諧因文化而獲得，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第二是吸取型文化抑或創造型文化，這一點主要是對企業家說的，企業家們在打理企業或發展企業時，也經常會打出文化的旗幟，這是我非常感佩的。擁有財富又擁抱文化夢想的企業家在這個體制下，建設了自己的文化庭院，這是很好的。問題是這種文化，往往是對外部已有文化簡單地吸取，或者是企業董事長興趣的擴大。這好像是我在家裡後院挖口文化之井，但是外面的水引不進來。

　　一個大的企業並沒有在文化創造上做出獨特貢獻，企業對於文化從自我滿足型變成發散型，才是我期待的。我又想起歐洲的例子，義大利佛羅倫斯有個梅迪奇家族，文藝復興很難與這個貴族家族脫離關係，這個家族統治佛羅倫斯，具有巨大財富、極高的文化素養，再加上一定的權力，三位一體的組成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文藝復興。

　　一般佛羅倫斯的市民不可能一開始就佩服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他們起初佩服的是城裡最有錢的家族，因為身家性命都和這個家族有關。他們看最崇拜的領主喜歡這兩位畫家，也跟著一起崇拜，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給我們新的啟發，文藝復興不是來自哪個教皇的命令，也不是民眾的期待，而是幾個集團在文化品味上的良性競爭起了很大作用。

　　以上談到第二點吸取型與創造型的文化，極希望以企業為主的集團、群落，與優秀文化人組合在一起，才能做得好。

　　第三個是局部文化與國際文化的關係。當我們慢慢對文化意識覺醒，我們會遇到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能保存多少？我們會不會受到其他文明的衝擊？衝擊過程中，我們的文化能否堅持？被衝擊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這是到處在討論的問題。

　　我曾在電視節目裡說過，我非常喜歡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序言中所引用的一段話，它的意思是，本報告審視並否決了不同文化必然產生衝突、互相傷害的觀點，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南非屠圖大主教的一句話，「我們為差異而歡欣」。只有文化多元，才能讓文化具有選擇的自由，而文化自由是人權極重要的項目。

　　在長期威權下，往往因看到不一樣而惱火，我們應該為不一樣而感到高興，感到人類世界如此豐富多元，這才是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文化思惟，也是做為二十一世紀新新人類應有的文化素養。

　　在茫茫世界中，我們的文化心態是重要的，總結以上三種關係，

　　第一，要經濟目的還是文化目的？可能裡面還牽涉到政治目的。

　　第二，我們需要的是吸取型文化還是開創型文化？目前還是需要些開創性文化，開創性文化並不是全新的，而是很多東西要建立起來，以中國大陸來說，有一些更傳統的東西，譬如佛教文化，如何和現代生活結合呢？可能現在就需要某種開創性的組合。即使是傳統的話題，也需要開創，就如台灣佛光山的佛教家，能以開創的方式將佛教文化承續下來。

　　第三，面對局部文化和國際文化，需要建立良好的心態，讓別人的文化從容，自己的文化選擇也從容，如此一來才能出現多元、和諧、安定、大家都非常歡喜的文化天地，文化才不會在互傷、互害、互整當中奄奄一息。

（劉懿萱整理）

2005-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