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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24 12:43:02瀏覽628｜回應0｜推薦0 | |
| 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陈明忠访谈纪录(上)
文／吕正惠、陈宜中 原载：《思想》杂志，2008.05 陈明忠 先生，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一个大地主家庭。日据末期，考上高雄中学，因在学期间备受日本同学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开始反抗日本人。毕业后服役，被迫构筑工事，因脱逃曾遭关押。光复后，就读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二二八事变期间，加入起义队伍，并参加谢雪红二七部队的敢死队，在埔里的乌栏桥战役中最后一人离开战场。1950年白色恐怖期间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曾到制药厂工作，最后升任厂长。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国共产党命令，在台阴谋判乱。狱中备受酷刑，坚不屈服。经海外保钓学生及其它特赦组织大力营救，终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曾为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及“中国统一联盟”大力奔走。 陈 先生与 林书扬 先生（被关三十四年七个月）为目前台湾左统派中最受尊敬的两位前辈。 国民党来台接收大失民心，台湾的反国民党力量主要是向左转，支持当时处于内战中的共产党。50年代的白色恐怖统治，目标就是要清除岛内这一反抗力量。这些左派，大约三分之一被枪毙，三分之二被关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幸存。被关押的左派，出狱以后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批老左派的难题之一是，他们很难流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须努力了解他们在狱中时外面所发生的变化之外，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大有困难。他们大半接受日本教育，在年富力强有机会全力学习中文时，却关在狱中至少十年，丧失了最好的学习机会。 下面的访谈是50年代反国民党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观点表达，涉及台湾、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议题，充分表达了像 陈 先生这种老一辈左统派革命者的观点。 一、「台湾人的悲情」来自日本的统治 问： 陈 先生，您的经历非常特殊，我们今天的访谈，事先没有设定一个问题表，您想怎么谈就怎么谈，请从您最想说的谈起。 陈：我想先谈「台湾人的悲情」。民进党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悲情。这根本不对。以我的经验，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如果要讲悲情，就要从日据时代讲起。日据时代，台湾人是二等国民，被欺负到什么程度？我的思想改变是从高雄中学开始，当时我们一班五十个人，只有十个台湾人，其它都是日本人。我经常被骂是「清国奴」，动不动就被打，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对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同学打架，事后来了十几个日本人打我一个，最后跟我讲一句话：「你可以和内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这对我冲击非常大。不是说一视同仁吗？我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打架却不可以打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脑筋开始产生混淆，两三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思想才整个转变过来。 我感觉到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人，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例如，当时村长在乡下都是有声望的人，是我们尊敬的人。但是，日本的警察叫村长跪下，村长就要跪下，这在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太瞧不起台湾人了。日本人跟台湾人的薪水也不一样，同样的学历，日本人的薪水比台湾人高60%，为什么会这样？再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叫做林金助，是石油公司的工友，给大家烧开水泡茶的。可是林金助这个名字日本人也有。有一天上面有人来视察，从名册上看到名字，以为他是日本人，马上升他当雇员，因为日本人是不能当工友的。日本人可以当劳动者，就是不能当工友帮人服务，不能倒茶、扫地。你想，当时身为台湾人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为还有琉球人），一点尊严都没有。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为在日本人面前没有尊严，才知道尊严最重要。我家的佃农在我面前也没有尊严，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样，所以，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也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所有的台湾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没有尊严，那我们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呢？难道这不是「台湾人的悲情」吗？ 二、二二八不是省籍冲突 问：那您怎么看待二二八？ 陈：二二八是反抗，是反抗国民党的恶劣统治。「造反有理」，这是人民的哲学。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问：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国民党政府，这有什么不同？ 陈：当然不一样。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瞧不起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国民党是中国人的政府，它是一个不好的政府，我们是反抗一个我们自己的不好的政府。二二八时，我们反对的是一个恶劣的政府，而不是所有外省人。当时从大陆来的人，好坏都有。台中农学院的外省老师，包括院长（就是校长），学问好，思想开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对他们，还保护他们。二二八事件期间，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请我的学弟林渊源（他后来当高雄县长）照顾他们。 问：照您这样讲，二二八就不是省籍冲突，至少主要不是省籍冲突？ 陈：二二八本质上是一个反抗恶劣政府的行动，不是省籍冲突。当然有些本省人情绪激动，打了外省人，这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你们还要注意，当时的省党部和陈仪是作对的，他们要把事情闹大，好搞垮陈仪。蒋渭川是省党部的人，他找了一批打手，专打外省人。他故意制造纠纷，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我们在台中开大会斗争台中县长刘存忠，因为他贪污。民众要把他处死，谢雪红说，他有罪，但罪不至死。民众又喊要割他耳朶，谢雪红又说，那太残忍了。民众说，那就打他，于是谢雪红让一些人上来打。这可以证明，反抗的人相当节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蒋渭川这个人你们要注意，他是省党部李翼中的人。二二八之后，他当了台湾省民政厅长。我第一次坐牢之前，在 1950年1月9日 的中央日报上（按：此 时陈 先生拿出复印的剪报资料），看到一则怪异的启事，内容是「庆祝蒋渭川、彭德、李翼中、林日高等四人出任民政厅长、建设厅长、省府委员」。在贺词的下面有21人署名同贺，名单中好多人竟然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或行踪不明的台籍人士，像林茂生、王添灯、林连宗、宋斐如、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还有陈炘。我后来坐牢时，才听说这则启事是地下党（即共产地下组织）的吴思汉刊登的。吴思汉为什么要用这些人的名义来刊登？因为据说这些人之所以被害，都是蒋渭川告的密，所以吴思汉故意用他们的名字以示抗议。蒋渭川是CC派，他的老板是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也是CC派。那时候被打的外省人，很多都是蒋渭川的人打的；蒋渭川找了一批流氓，到处捣蛋，要把政学系的陈仪斗倒。陈仪很气，要抓蒋渭川，结果被蒋跑掉了，蒋被李翼中保护起来。蒋渭川的女儿，为了保护父亲，挡在蒋渭川前面，结果被陈仪派去的人杀了。 李敖曾说，二二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台湾人杀外省人，第二个阶段是外省人杀台湾人，第三个阶段是台湾人杀台湾人。李敖的说法太夸张了，很容易引起误解。第一个阶段，一些外省人被打，少数人被打死，蒋渭川的打手到处乱打人；第二个阶段，外省军队从基隆登陆，一路开枪扫射，但因为大部分台湾人躲了起来，所以只有在街上的人，才会被流弹打中；第三个阶段，国民党补杀了一些台湾知名人士和地方领袖，其中不少人可能是蒋渭川开名单密告的，所以李敖说台湾人杀台湾人。李敖讲话是很生动，但太夸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二二八是省籍冲突。 当时，我们根本不觉得二二八是省籍冲突。我们要反抗的不是外省人，而就是贪官污吏。但是，贪污的人都躲起来了，倒霉的却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还有些被打死了。不过，二二八的性质并不是省籍冲突，而是反抗国民党暴政，是政权跟人民之间的冲突。 坏的人是那些贪官污吏，但我们学生对外省老师的印象就比较好。因为，那时候来台的外省老师很多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左派的也很多，比较进步，比较讲民主，跟学生相处很像朋友。台 籍 老师受日本人影响，权威性较强，讲话都是用命令的，所以学生对外省老师比较有好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黄春明也这么讲（他的外省老师因为是共产党，后来也被枪毙了）。 关于二二八，我还可以说两点。民进党一直在制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二二八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大屠杀。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上下。1950年我被捕时，在狱中跟台湾各地的难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状况，据我当时估计，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后来，民进党成立了二二八赔偿委员会，列了一大笔经费，到现在钱都还没领完。据我探听，领的人不超过一千人，而且其中有一些还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领的。民进党完全不公布这个消息，还继续炒作，实在很不应该。 还有，陈映真跟我讲过，有一个外省老师，看到接收人员欺压台湾人，非常不平，写了几篇小说加以揭露，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按，这些作品已收入人间思想丛刊《鹅仔》，人间出版社，2000年9月），可见二二八主要是「官民矛盾」，不是「省籍矛盾」。 三、白色恐怖是国民党镇压人民，不分省籍 问：您的说法跟民进党的差很多。有些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您不同意吧？ 陈：好多人（尤其是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二二八是民国36年（1947年）的事，但是一直要到我第一次坐牢出狱的那一年，1960年，才有人因为台独案件进来坐牢。另外，台独派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会」是1960年，台独联盟是1970年在美国成立。怎么看，时间上都差太多了。 光复以后，台湾人热情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可见他们对日本的统治有多反感。后来看到祖国的政府这么糟，才开始想，要怎么办？然后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祖国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红色祖国；一个国民党的白色祖国。既然压迫我们的是国民党，是白色祖国，于是年轻人就开始向左转，向共产党那边靠拢。当然，当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据时代本来就已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的暴政，才转向共产党的。所以，当时在共产党里面有这两种成份，一种是日据时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还有一种是二二八以后对国民党不满才向左转的。在第二种里面，有些人日后因为反国民党而变成台独，李登辉就是一个典型；不过在当时，即使是第二种人，也是向左转的，而不是主张台独。根据后来警备总部的资料，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只有72个人；但到了五Ｏ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后，共产党员统计有1300多人。从这个对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后年轻人向左转的大趋势。 问：您现在谈到二二八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接着就是白色恐怖，您对白色恐怖有什么看法？ 陈：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撤退来台湾。当时我们认为，「解放台湾」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1950年（民国三十九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竟然侵犯中国主权，开入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保护，国民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开始大量逮捕、屠杀反对他的人，特别是潜伏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我要特别强调，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对于人民的恐怖统治。凡是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没有证据，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间，报纸注销地下党领导人蔡孝干投降的消息，他呼吁所有地下党员出来自清。当时蔡孝干所供出的共产党员共有900多个，主要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简称「省工委」），加上别的系统（包括搞情报工作的）。受难的共产党员共约1300人左右。可是问题是，按照谢聪敏引用立法院的资料，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因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人数就有14~15万人，可见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冤枉的。就共产党员来说，他们是「求仁得仁」，是无怨无悔的；但是就大多数受冤枉的受难人和他们的家属来说，白色恐怖当然是「悲情」。另外，根据台大社会系范云的估计，在14~15万受难人当中，约有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占台湾总人口数也还不到15％，由此可见，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说，白色恐怖不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谓「台湾人的悲情来自于『外来政权』的统治」这种泛绿阵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正确的说，白色恐怖应该是「白色统治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是国民党对所有台湾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统治，与族群矛盾没有关系。 四、为什么认同「新民主革命」？ 问： 陈 先生，您愿不愿意谈谈，二二八以后您政治态度的改变？ 陈：二二八前后，我对国民党这个政权已经彻底失望。但当时我听说，大陆还有一个共产党，是主张革命的。后来，我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受制于封建传统，譬如，中国还有很多大地主，许许多多的佃农整年劳动，却一直处在饥饿边缘。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帝国主义侵略，备受外国人欺凌，毫无民族尊严，譬如，台湾的中国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压。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的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这四种阶级的人，占了中国绝大部份人口，这些人应该联合起来，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国收买的买办阶级，这样中国才有前途。我突然了解，国民党政权就是封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总代表；他们只占中国人的极小部份，却仗恃着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肆意的欺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台湾人）。这样，我就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以这种恶劣的手段接收台湾；同时也了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认识整个中国的状况。这样，我就转向了「新民主革命」。 二二八之后，很多台湾青年都有这种觉悟。譬如，我高雄中学的学长锺和鸣（后来改名锺皓东，作家锺理和的同父异母兄弟），毕业后考上台大，后来放弃不读，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陆，去参加国民党的抗战。光复后回到台湾，当基隆中学校长。二二八之后，他也是因为觉悟到，要救中国只有参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党，不幸被捕。那时候还没戒严，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结果被国民党枪毙。 又譬如，台北的郭琇宗，跟我一样，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念建国中学时，也跟我一样，受到日本同学的欺负，起来反抗，被日本人关了起来。国民党来接收的时候，还特别派人把他从监狱迎接出来。二二八之后（那时候，他已经是台大医院的医师），他也加入地下党。白色恐怖时被抓了，国民党要他投降，他宁可被枪毙，也不肯投降。跟郭琇宗同时枪毙的，还有许强和吴思汉。许强是台大内科主 任 医师，在日本读医科时，日本人很佩服他的才智；他们说，如果诺贝尔奖有医学奖，许强有可能得到。吴思汉原本在日本学医，放弃了，偷渡到朝鲜，一路跑到重庆。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他发表了〈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文章，轰动一时；为了表示对祖国的情怀，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思汉」。后来，他们思想都改变了，转为支持共产党，被捕后宁死不降。他们这些人都比我们没被判死刑的人，优秀太多了。当时这样又有才能、又勇敢的台湾青年很多，最杰出的都被处死了。 台独派说，二二八把台湾的菁英杀了许多。这一点也不准确，因为二二八杀掉的知名人士并不多，而且，大半是年纪较大的。白色恐怖杀的青年人就不知多了多少倍，他们都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应该说，台湾人才的断层，关键在白色恐怖。当时还有很多岛内的外省朋友，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合作，想要打倒国民党。这样，你们就能了解，为什么国民党有了美国保护之后，就开始逮捕、屠杀，而且牵连那么多无辜的人。你想想看，地下党听说只有1300人，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却多达14~15万人（保守估计），你看这个政权有多残酷！ 五、台独运动是地主阶级后代搞出来的 问：照您所说，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其实都是政权跟人民的矛盾；这个政权在压迫人民的时候，是不分省籍的。但是，国民党政权毕竟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当年老蒋几乎完全用他带过来的外省菁英统治台湾，所以还是种下了省籍冲突的祸因，以至于台独派日后不断炒作族群，甚至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都讲成是「外省人杀台湾人」的族群杀戮。您能不能进一步对台独运动做更细部的分析？ 陈：刚刚说到，二二八一直被讲成是台独运动形成的原因。我认为时间不对。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开始有台独政治犯却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几个人是台独政治犯，其它通通是红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会是1960年，美国台独联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远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年轻人是向左转，而不是转向台独。台独的概念是从土地改革才开始。当然，土地改革是应该的，但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看法就不一样。我自己家里是地主，有好多亲戚也都是地主；他们的感觉是：国民党在大陆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来台湾才向台湾人下手，是要把台湾地主的势力消灭掉。 同时，土地征收的价钱也差很多。台湾是两期稻作，中间种杂粮，但是征收土地的计算方式是以两年的稻米收成来计价，中间的杂作不算。国民党一方面用战争末期的粮食价格作为计价标准，让土地变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二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湾农林、台矿、台肥）股票，高估为十元来作补偿。这一来一去，原本二十元的东西变成一元，所以很多人不满意。 地主不满意，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白色恐怖，反对的话就会被抓起来，所以什么都不敢讲。但是因为他们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国的留学生都是他们的子弟。在海外台独人士当中，台南一中和嘉义中学的校友比较多；一半以上的台独干部，都是这两个学校的毕业生。因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变成了海外台独的主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林献堂。在日据时代，他领导台湾文化协会反抗殖民统治；他曾经因为去大陆访问时说了一句「我终于回到祖国」，回来后被日本流氓当众打耳光羞辱。这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旦阶级利益受到伤害，便放弃了民族意识。土地改革后，林献堂跑到日本去，还曾支持邱永汉搞台独。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县市长选举以来，第一个党外的县长是台南市的叶廷珪，因为台南是地主窝。还有，地主阶级一方面因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经营中小企业发达起来，于是渐渐形成势力。台湾内部的中小企业家，和在美国的台独组织，这两股力量一合流，台独就发展了起来。所以，台独运动事实上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地主阶级的运动。这是我个人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第一个讲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数据都散失了，但这个题目可以好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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