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明新儒學倒貫學庸

學、庸本屬禮記中的兩篇，迄唐代始為韓愈、李翱師徒所重視，而為宋明理學開了先河。宋代自范仲淹、周濂溪、邵康節、張載、二程，無不重視學、庸，迄朱熹而集大成。朱熹合輯學、庸、論、孟為四書，成為後來歷朝的基本教科書；尤其是學、庸，更成為儒家的基本理論和修養入門。與朱熹同時的有陸象山；繼象山心學而發揚光大的是王陽明。

陽明初致力於朱熹的「即物窮理」，枯索竹之為竹之理。可惜他當時沒有生物學的知識；否則，他也許會成為中國的亞理斯多德。後來他於竹林中靜坐默想之際，頓悟格物致知的奧義，領會到學聖之道，不在於求事物之理，而在於內省良知。他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於是發揚象山的「心即理」，而自創「致良知」哲學。朱熹與陸、王，雖成「新儒學」中對立的學派，但是共同的目標，都是要人先做到「明德」的「內聖」；進而達到「明明德」的「外王」境界。所謂內聖，可以說是儒、釋、道共同的目標；而「外王」，乃是儒家道統的終的。

學、庸兩篇，相傳出於曾子門人和子思（孔子之孫）之手，但就文體、文義而觀，以屬秦漢時期的作品；是孟、荀兩派思想的雜湊或融合。本文為避免過於龐雜，故不採歷史敘述的途徑，廣泛地從學、庸說到宋明新儒學；而是縮小範圍，倒過頭來，以宋明儒學來解釋學、庸。以下，我以大學的三綱作經，以大學和中庸的八目作緯，再以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和心學的發揚光大者－－王陽明的思想做成一個思想體系表，就此簡約說明之。

從格物到致知

《大學》所謂「明德」，就是光明磊落的內在德性，通俗地說就是「良心」。這顆良心像明澈晶瑩的鏡子，美的事物到它面前不會現出醜來，醜的到它面前也不會出現美來。人若有了這顆毫無塵垢的「明鏡之心」，在是非、善惡之間，自然能作公、平、明、正的判斷。但是如何能使這顆心，一直保持像那沒有塵垢、透徹明亮的明鏡一樣呢？－－就得隨時隨地勤加擦拭；否則，就會積垢失明。這種擦鏡子的功夫，就是釋家「禪」的功夫；就是王陽明所謂的「去物欲，存天理」。

王陽明相信孟子「性善論」的成份較多，故先承認人有與生俱來分辨善惡的本性；但因後來人生於名利予奪的現實環境中，越來越貪婪，越來越自私，就像鏡子上積滿了塵垢一樣，再也反映不出善惡、美醜的真相了。孟子所說的：「牛山之木嘗美矣……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這「牛山之木」，就是比喻原本真善美的人心；「旦旦而伐之」則比喻入世後受名利、物慾的攻伐，而使這顆「原善」的心成為「不善」。那麼，陽明先生的「去物慾，存天理」就是要去除有如「旦旦而伐之」的、摧殘人性的種種慾念，保留那原本美好的「牛山之木」－－良心。這就是王陽明所謂的「致良知」；即我在表解裡的所說的「窮天理」。

相反的，朱熹好像是受了荀子的影響，對良知的看法和上述的陸、王不同，他也許更往前推進了一步。他想到這個鏡子是怎麼來的。也許他肯定這面鏡子是人造的。這面鏡子原來該是一塊不亮的青銅，是經過人工細心有恆地琢磨出來的。所謂「如切如磋者，學道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關於牛山之木的比喻，我個人也有一點感想：牛山之木如果要保持美好的話，也許少不了人工的修理？我曾攀登過原始山林，其間固有千載神木，姿態雄偉（象徵聖哲天生不移的上智）；但大部份是雜莽叢生，藤葛糾纏（象徵芸芸眾人），總沒有溪頭林場的林相來得優美。可見如要芸芸眾生都成為美材，非得加上人為因素不可。

荀子並不稱讚自然的美好；同樣的，對人的「原性」也採如此的看法，所以他說：「人之性惡，其善偽（人為）也。」在對人性的看法上，我認為朱熹受荀子的影響較多，所以他不像陸、王那樣，以一心能應萬物的樂觀看法來看人性。所以他主張「即物窮理」，要一個人應該經年累月地如琢如磨，「以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這就是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治學功夫。這就是我在表解裡標出的「窮物理」。

如前所述，朱熹與王陽明的窮理以求明德的說法雖不同，但其共同目標都是「致知」。後人有認為朱熹的「致知」比較切實；而斥陸、王之學為空疏。。若就「空疏」或「切實」的觀點來論朱、王的長短，未嘗不是一種誤解；因為他們不了解王學「知行合一」的真諦。陽明雖重悟性，但也是講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不但如此，陽明還特別強調實踐篤行。如不去實行，即使知了也不算知。譬如你已有滿腹忠、孝的道理，但未以行為去實踐忠、孝，在陽明看來等於不知忠、孝。於此且以「忠孝」為例來說明朱、王的差異。

朱學比較偏重「道問學」，是從外求事物之理上著手。若你要做忠臣孝子，你必先對何謂忠孝、如何行忠孝、不忠不孝又如何……等問題都弄清楚了。然後，你的行為才能不越出這忠孝的規範，才能做個忠臣孝子。這種即物窮理的治學方法，我認為就是《中庸》所謂的「自明誠」。即是先明瞭外在事物之理，然後循此規範達到內心的誠敬；是由外而內的工夫。我稱之為「外功」。

陽明則不認為如此。他認為：只要有一顆真誠的忠孝之心，不雜有其他意念，你即使從來沒有聽過「忠孝」兩字；但只要率性順情而行，結果你的所作所為自然都會符合忠孝的道理。這就是王陽明「致良知」哲學的根本基礎。這種「致良知」的工夫，中庸稱為「自誠明」。即是由純真不雜的動機上內省而達到「明」的工夫。我稱之為「內功」。

朱熹的治學強調外格事理，故著重於「道問學」(並非不「尊德性」)，由外向內，是自明而達到誠的功夫；而王陽明強調內省良知，故著重於「尊德性」(並非不「道問學」)，是由內修而達外明事理的功夫。這是人生修養的兩條「格物」的途徑，最後達到一個目標－－致知。

親民辯

朱熹在整理《大學》的時候，找不到可以解釋「親民」的章句，於是按程子之意，釋親民為「新民」。只有解釋為「新民」，才能把湯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列入「釋親民」的章節中。而硬說「在親民的『親』就是『作新民』的『新』；說親字和新字同。我頗不以為然。雖然《尚書》有：「維聯小子當新逆(親迎之意)。」從訓詁觀點來解，「親」與「新」可以同義；不過我認為：「新」可以解釋「親」，但「親」字不一定能作「新」解。為什麼？因為在書經、詩經裡已經出現了很多「新」子，就算《大學》是曾子時代的作品，作著應該後熟悉《論語》。《論語》有「溫故而知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等「新」字。既然論語中已經有了「新」字，則《大學》作者之意若在「新民」，何不就寫個「新」字，而非要寫個「親」字來假借「新」呢？因此我認為，《大學》的「親民」就是「親民」，不必解成「新民」。以上是就字源的先後來說的。

現在再就義理來推衍：《大學》「八目」的順序已標明由「齊家」而治、平；也就是說以「作之親」，即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的誠意來治國、平天下，不是順理成章嗎? 何必硬要用「新」來解釋「親」呢?

以下再就宋明「理學」(朱) 和「心學」(王) 作一體系表加以統整，使讀者對學庸與宋明理學、心學的思想脈絡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