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松鶴

【明慧網2003年4月9日】柳宗元（公元 773─819），字子厚，是與白居易同時的大詩人、大文學家。他與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並稱“韓柳”，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風格“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司馬遷)”。他與同時代的大詩人韋應物常被相提並論，合稱“韋柳”，是繼“王孟”(王維、孟浩然)之後兩個有名的田園詩人。他的詩風格清峭，“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是唐代詩人中學陶淵明學得比較成功的一個。也有詩論家認為他的詩“長於哀怨，得騷之餘意”。

最能反映柳宗元清峭風格的詩當然要首推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唐詩別裁》說此詩“清峭已絕”；蘇軾則認為是“殆天所賦，不可及也。”老天爺給他的禮物，別人比不了。他的《漁翁》一詩極有藝術特色，蘇軾稱“熟味此詩有奇趣”；而對他的《南澗中題》一詩，則認為“憂中有樂，絕妙古今”。他在《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友》一詩中從佛經中化身的說法，煉成“若為化作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的佳句，以極美的形象思維表達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柳宗元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書令，因得罪武則天而死。其父柳鎮，在高宗時遇到安祿山之亂，攜家避隱於王屋山。後上書言事而授官，在郭子儀屬下任職，並累次升官。柳宗元是個神童型的天才，史書稱其小時候“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二十歲時與劉禹錫為同科進士，官授校書郎。三十歲時與劉禹錫、呂溫等結識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個奇才，把他提升為禮部員外郎，並準備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也因為和王叔文的關係而被貶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貶為永州司馬。與此同時，劉禹錫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類似處分，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裏屬“荒癘”之地，他便“自放山澤間”，與山水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後復出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於柳州逝世。

像他這樣的奇才，從極有希望、前途無量的境地一頭栽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重用和遷升，滿腹才華一無所用，其心理上的打擊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過自殺，終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無顧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預感到了會死於“蠻夷”之地而不能終老故鄉。

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鑑，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於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並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顯示出對於“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像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個極度聰明的奇才，被貶謫到荒遠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難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種痛苦都可能磨勵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後人指出的“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貶謫生活所帶來的大磨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不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於生活中的磨勵，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風都明顯地帶有他生活經歷的痕跡：“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溯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宋代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則對“八司馬”作了整體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能在“無所用於世”的困境中“自強”的“奇才”。

由於在文章上的突飛猛進，加上對佛、道、儒三教經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為許多高僧寫過碑銘、塔記一類的文章，而他對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見地也通過這些碑銘塔記而得以廣泛傳播。他在禪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銘中寫到：“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盪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真是言簡意賅，幾句話就把佛經要理概括無遺；他在《南岳彌陀和尚碑》中則以其獨特的詩風，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對道的精微理解：“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形遊無際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他在“無姓和尚”的碑銘中說道，“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已經從大的格局中認識到了宇宙生命的敗壞，最終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結論。在該碑的“碑陰”上則說，“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明白了“向內求”“心不被外物所動”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禮”和佛家的“律”相比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並且認為大小乘的分別是無意義的，“定”“慧”和“歸真源”才是終極的目的。這一超人見地實在讓人驚訝，因為佛教中許多層次極高的高僧甚至一代傳人都曾捲入大、小乘之爭，而且佛教最後也沒能擺脫分裂為大、小乘兩支的命運！除了佛教經典外，他對道家的理論也有很深的造詣。《陰符經》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經典，他研讀之後撰文指出該經乃後人假托，並非黃帝之書。精於道教理論的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曾以佩服的口吻談到此事。

他對佛理的精深理解反過來又使他獨具慧眼，能對佛教內部以及儒教中人對佛教的錯誤認識和作法有著特別清晰的認識，並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對禪宗內部南北兩派的內鬥，以及“狂禪”一派的邪誤作法有清楚的敘述：“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空有互鬥，南北相殘。”“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陰》上指出，許多高僧在圓寂時都有異象產生。比如夜晚間突現光明，有仙音妙樂，“笙磬之音”，周圍的許多人都能看到和聽到。這類事實很多，而“儒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談。

北宋時有位“儒釋兼通，道學純備”的“長老”，準備好了碑石，來請蘇東坡書寫柳宗元為六祖慧能作的碑銘(舊碑殘破後要立新碑)。據他聲稱，“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蘇東坡也說，“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說柳宗元的碑銘“妙絕古今”沒有錯，但說他“南遷”之後“始究佛法”則是不對的。根據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原來對於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兒學”，有著“三十年”的鑽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沒有碰到過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貶官永州後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穫。到永州後，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進一步去深思幾十年來學佛過程中不解的問題外，他與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對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煉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他初到永州時連房子都沒有，只好暫時住在永州龍興寺的廟裏並因此結識了高僧巽上人。以後他曾多次在詩文中稱讚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詠﹒淨土堂》一詩中，他直稱巽上人為“導師”，足見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導下修佛的。反過來想，能讓他這樣的“奇才”和文章聖手心服，又豈能是泛泛之輩？他後來可能幫助寺廟修了一個“淨土院”和其它建築，自己就住在那裏和巽上人修禪。他曾在一首詩中詳細描述了早上“讀禪經”的情形：“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難言說，悟悅心自足。”修禪的人大多靜坐、內觀，修淨土的人喜歡大聲頌唱佛號。而他在這裏是大清早把“禪經”拿到室外去讀，並能從周圍景致中生出“澹然難言說”的“悟悅”心態，確實有趣。

他似乎沒有留下談論自己修煉層次和感受的專題詩文，但從他的《巽公院五詠》這幾首題詠詩中，我們仍然可以管窺到一些修煉層次的體現：“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遙謝塵昏。”(《淨土堂》)結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詩中所談現象，這裏的“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應為天目初開時的表現，能看到圖像了，但還不能自由選擇觀看的對象；“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曲講堂》)此處“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靜不擾、耳無所聞，已達“忘言”而“思維”還勉強能感覺得到的高境界；“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禪堂》)此處“團團抱虛白”即“虛室生白”，而“忘機”與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證。“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則是外塵不染、心靜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這裏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煉法門中已經是相當高的層次才能體驗到的了。

修煉的層次主要表現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體驗(即所謂“宗教體驗”)只是心性標準的表徵之一。一個人心性的提高必然會反映到他的言行上來：守真、行善、戒“貪嗔癡”和忍苦，這些都是言行的標準。柳宗元自己也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萬有，但凡有志於掙脫物慾羈絆，不願為世俗桎梏的人，都會認同佛理、皈依佛法。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作為刺史，他為柳州人民作了好些“公益事業”。比如他在柳州的柳江邊親自種了許多柳樹，又在柳州城西北隅種了兩百株良種甘桔，這在刺史一類地方官中確是罕見的。這些小事雖然還不足以載入史冊，但他確曾有過兩件感人至深的事蹟垂名青史，令後人乃至今人讀之動情。

就在柳宗元調任柳州刺史時，劉禹錫也調任播州。柳宗元認為播州太苦，簡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劉禹錫上有老母在堂，因此不忍心老人去那裏吃苦。但如果其母不隨劉禹錫同往，則可能是母子永訣。因此他上書皇上，請求把自己的柳州刺史位置與劉禹錫交換，讓劉禹錫去柳州而自己去播州。為成全朋友孝行而自願去那“非人所居”的地方受罪，而且可能是終身出不來，其崇高精神確實令人感佩。由於柳宗元的請求，加上碰巧還有其他大臣也去說情，最後終於把劉禹錫改調到連州，柳宗元仍然去柳州任職。這件事不但載入史冊，而且後人編輯唐人詩集、寫作者簡介時也經常把這件事寫進去。

柳宗元去柳州後，發現柳州的窮人常把家裏的兒女拿去典當換錢。如果典當過期不能贖回，則被典當的人和出面典當的人都要淪為富家奴婢。柳宗元想方設法去贖這些被典當的人回家與家人團聚。他想法讓特別窮的人用勞動換取典當的錢，而家中人已經死了的，他便自己拿錢去贖那些被典當的人，使他們免於淪為他人奴婢的悲慘命運。他這種真正是“父母官”的善行，贏得了當地人民的尊敬與愛戴，“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人們仰慕他的為人和文章，經過他親自指點的讀書人，文章都大有進步，人們尊稱他“柳柳州”，其名聲不脛而走。

柳宗元去世後，當地人民懷念他，有人說他曾顯靈。因此地方官和當地人共同努力，在羅池為他修了一座廟，把他作為神來貢奉。當地人遇到甚麼天災人禍的，就去廟裏祈禱求助，許多人都得到感應和幫助。這樣一直持續了近三百年，到宋哲宗元佑七年(公元1093)，宋王朝頒發牒文賜了一塊“靈文廟”扁額，牒文聲稱在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70)和宋哲宗六年(公元1092)之間，便有十多次祈禱感應的事件，並稱其“繫前代明賢”；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5)，又追封柳宗元為“文惠侯”，告詞讚頌其“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為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崇顯。”並再次強調其“英靈猶在。祈禱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至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9)，又特以皇上口吻加封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告詞稱頌其“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佑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這一次加封告詞中對他的評價已經是非常高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封贈或加封都是出於當地人民和地方官的請求，可見人民始終記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