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閱文讀書不斷

　　毛澤東希望通過“文革”的大亂進而大治，發動之初並沒有想到時間會拖得那麽長。1967年他在巡視大江南北時說，“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結束，然後召開九大。但事與願違，1969年4月九大過後，運動愈演愈烈，局勢的發展他已難以駕馭。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那幾天毛澤東一直睡不好，也很少說話。1971年冬天以後，大葉性肺炎等疾病時輕時重地一直困擾著他。1972年1月13日，肺心病發作，高燒、嚴重缺氧，突然休克。搶救過來後，他的聽力逐年減退，繼而又雙腿浮腫、步履艱難。1973年眼睛白內障，視力急劇減退，他討厭攝影燈光在書房裏閃動，限定攝影不得超過3分鍾。1973年8月，召開黨的十大時，他勉強參加，預先從中南海遊泳池住處搬進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以便在代表們進場之前先扶他坐於主席台上，免得讓人看出他的健康真相。會間他無法獨自起立，散會時本應全場起立鼓掌歡送他離開，隻好改為所有代表離開之後再由人扶他回到居處。

　　1974年冬天，毛澤東吞咽有困難，需人喂食，除患有老年白內障和運動神經元萎縮症之外，又患上肺心病、冠心病和血中含氧過低症。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指著自己的頭說：“這部分很正常，我能吃能睡。”又拍拍大腿，“這部分不大好使，走路時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點毛病”。12月2日，在會見美國總統福特、國務卿基辛格時，他說：“一句話，我的身體狀況不好……我與上帝有個約會，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

　　1976年春天，毛澤東病情危重，發生過兩次嚴重的心肌梗塞，雖都經搶救脫險，但身體從此愈加虛弱。5月12日，他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由張玉鳳和孟錦雲（原空政文工團舞蹈演員，後為毛澤東護士）攙扶著先到遊泳池接見大廳等著客人，客人在華國鋒陪同下來了，他剛站起來同客人握手，卻一下跌坐椅上。5月27日，他以極大的毅力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講話的聲音小而含糊，要由他的侄女王海容聽清楚後先譯成普通話，再譯成英語。6月，在住處同華國鋒等談話，他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病情嚴重，毛澤東依然既不願意吃藥也不願意打針，堅持“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抵抗力，不靠“外援”——打針吃藥，幾經醫生勸說方才同意插鼻飼管。

　　1976年8月26日，毛澤東心髒病又一次發作，經常處於昏迷狀態，由北京醫院、阜外醫院、解放軍總醫院、解放軍305醫院、北京同仁醫院選派專家和優秀護理人員組成醫療小組負責救治。病情如此危急，他還向工作人員索要宋代洪邁的《容齋隨筆》。彌留之際，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輪流坐鎮病房。一次，當葉劍英站到他的病床前，見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動動手臂、翕動嘴唇好像要對葉劍英說些什麽，但說不出來。葉劍英緊握他的手，又急又悲，佇立良久方才退回。

　　毛澤東的衛士兼理發員周福明回憶說，9月8日他還用鉛筆在其為之端著的紙上劃了3橫，又在床頭點了3下，周福明問：“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關三木的消息？”他點頭。三木即當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當時正參加日本大選。病重的他仍然關注著三木的動態（見《讀報參考》2008年4月中第61-62頁《毛澤東“三大衛士”之周福明》）。

　　孟錦雲回憶說：9月8日晚7時10分，他對她說了最後一句話：“我很難受，叫醫生來！”（見《中外文摘》2008年第四期第41頁《陪伴毛主席度過最後一刻》）接著昏迷、血壓下降，使用藥物都難以維持。9日零時4分，他的口鼻抽吸了兩下，血壓測不到。零時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零時10分，這位偉人走完了他非凡的一生！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回憶說：根據醫療記錄，前一天——8日，醫務人員幾次將他從死神手中搶救過來。他精神稍好，還堅持要批閱文件、讀書，前後閱讀了11次，閱讀時間合計為兩小時50分鍾（見李敏著《我的爸爸毛澤東》第353-354頁，遼寧出版社，2001年）。9月8日一整天，毛澤東的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孔插著鼻飼管，視力又早就不好，想來文件和書都是由工作人員托著給他看或念給他聽的。

　　而竇應泰在《黨史博采》上發表的《鮮為人知的毛澤東晚年痼疾》一文中也提到：“9月8日入夜不久，毛澤東感到心髒不適。醫生們趕來之後，急忙把一枚氧氣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處，幾分鍾後毛澤東的呼吸恢複正常。但他從此便陷入長久的昏迷中沒有醒來。”9月11日夜，毛澤東的遺體運出中南海，20日淩晨轉移到769地下室保存。

　　周恩來不留痛苦形象

　　依《周恩來年譜》記載，1967年2月2日，他因長期疲憊不堪突感異常不適，經醫生會診，發現患了冠心病，當即他囑咐秘書切不可對外說。次日，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貼上大字報，請求他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愛護身體，注意休息。陳毅、聶榮臻、李先念和葉劍英等也都在該大字報上簽名支持。2月4日，他在大字報上寫下“誠懇接受，要看實踐”8個字。鄧穎超隨後提出五點補充建議。9月24日，他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點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1970年9月5日，他心髒又出現異常，淩晨開始吸氧，此後辦公時都有醫護人員在門外守候，隨時準備搶救。

　　1972年5月3日，周恩來在作常規體檢時被確診患上膀胱癌。毛澤東交代這事必須對外保密，認為：“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以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製病情？”還說：“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也是開刀死了嗎？”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1973年1月13日，周恩來因膀胱癌惡化，排出大量血尿。在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主持下，3月10日在玉泉山接受第一次電灼術治療，術後幾天尿色恢複正常。10月，作為癌症病人，他本應接著化療以鞏固效果，可才化療了兩次，中央叫他寫出黨內10次路線鬥爭的情況，於是他回到西花廳奮筆疾書，為維護當年安定團結大局不惜委屈自己。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在11月15日上午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中所犯錯誤，說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成了黨內第11次路線鬥爭執行錯誤路線的頭子，他被迫作了違心的檢查。

　　1974年5月31日，周恩來把當時必須親自接待的一位外賓送走之後，才於6月1日住進解放軍305醫院。其間經曆了7月和11月兩次被批判，加劇了病情，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前後共動過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40天左右動一次手術，除了膀胱癌，結腸癌也乘機發作。

　　就在這大小手術的間歇期，周恩來除了堅持處理日常國務外，還同中央負責同誌談話161次，同中央有關部門和其他有關方麵負責人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在醫院裏召開會議20次，還參加了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李富春的追悼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周恩來也作了萬一下不了手術台的準備，預定手術的當天，叫來身邊工作人員同他一起清理文件。1975年7月1日，他同部分身邊的工作人員合影後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9月5日17時，他在醫院裏會見以維爾德茨為首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考慮到他的體力狀況，醫生隻讓交談20分鍾，結果卻談了1小時20分鍾。他先對客人說：“醫生不讓我多說話，所以你說，我聽。”當客人問到他的健康狀況時，他回答：“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接著感慨：“時間過得真快！還隻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參加喬治烏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一個多鍾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就連幾分鍾也走不了了！”他還告訴客人：“現在，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

　　後來他尿血，最多時一天達200毫升，無力起床，眼窩和雙頰凹陷，瘦得體重隻有幾十斤，臉色蒼白，頭發稀疏蓬亂，滿臉胡茬。工作人員勸他讓長年為其理發的朱殿華師傅來給他理理發，朱師傅也托人捎話說要在1976年的元旦前為他理一次發，幹幹淨淨過個年，但他不同意，說：“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會難過……”極不願意給人留下痛苦的形象。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除鄧穎超外，任何親屬都不得進到醫院探望，大侄女周秉德也不例外。

　　周秉德隻好打電話給周恩來。在通話中，他反倒做起了侄女的思想工作，要周秉德正確對待生與死。他說，共產黨員應該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有那麽一天！活了77，還不夠嗎。天有不測風雲嘛！對家人、親人也要這樣，要想得開呀！他還惦記著周秉德的兩個兒子，諄諄告誡，不要把他倆養嬌了，隻有大草原、廣闊天地裏的花朵，才長得壯，活得好。

　　1975年9月，周恩來的病情急劇惡化，癌細胞瘋狂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20日下午，要動第四次大手術，他要求必須拿來1972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出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報告的錄音記錄稿，躺在手術室的平車上，戴上老花鏡，翻看後在首頁的標題下側，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並注明“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親自交給鄧穎超，才肯被推進手術室。快進手術室了，他又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0月24日，他又做了第五次手術，從此再沒有下床。鄧小平指示醫療組要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據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回憶，1975年11月，剛動完大手術的周恩來點名讓她陪鄧穎超到醫院。一進病房，周恩來便從被子裏伸出手：“趙煒，咱倆握握手吧！”握完後輕聲地對她說：“你要照顧好大姐（鄧穎超）！”趙煒說：“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紙筆，寫下了‘我是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名字和日期。”趙煒還說，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大手術之前，周總理就對鄧大姐說了這句話。手術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周總理說的這話轉告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向毛主席報告，隻是沒有落實到文字上，才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這條子（見《新華月報·天下》2006年2月上半月第99頁李菁：《周總理臨終囑托》）。他曾在病床上輕輕哼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鄧穎超意味深長地說：“一切都拜托你了！我肚子裏有很多很多的話沒給你講！”鄧穎超回答說：“我也有很多話沒給你講，隻好都帶走嘛！”他聽了默然無言。

　　1975年12月後，癌細胞轉移引起的疼痛愈來愈厲害，使用麻醉藥品和鎮靜劑都無濟於事。一天中午，周恩來叫過工作人員張佐良，問道：“我痛得實在受不了，可不可以讓我哼哼幾聲啊？”張佐良一時哽咽：“總理呀，您願意怎麽樣都行，您哼哼吧！”

　　1975年12月20日淩晨，周恩來醒過來後覺得精神不錯。上午測體溫38.7℃，於是下午5時叫來羅青長，與之談論台灣問題達20多分鍾。他的聲音微弱、斷續，羅青長有的聽不清，由高振普俯於他的嘴前，聽清後再傳達。1976年1月2日，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用微弱的聲音和鄧穎超一同吟唱《國際歌》。他提出要見老警衛鄔吉成，而鄔吉成來了後，一直等到第二天淩晨，一直未見要找他的周總理醒來。他為什麽在病危之時要見鄔吉成，謎底至今未能揭曉。5日淩晨，病危的他做了最後一次手術，醫院下達病危通知。7日，以輸氧、鼻飼延續生命。鄧穎超走後，他不定的眼神好像在尋找什麽，問他有什麽事，卻隻搖頭；讓他休息，也不閉眼；大家猜想他一定在找鄧穎超。晚11時，處於彌留狀態，醫生們為他進行治療。周恩來微睜雙眼，凝視了一下，認出其中有吳階平醫生，聲音極度微弱地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誌，那裏，更需要你。”

　　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逝世於解放軍305醫院，終年78歲。他臨終留下遺言：骨灰不保留，撒在祖國的大地和江河。希望所有的親屬都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工作人員為他理發、刮胡子、刮臉。按照鄧穎超的意見，從醫院太平間裏舉行遺體告別儀式起直到火化，他都穿過去喜歡穿的衣服。選購了300多元的骨灰盒，普通得很。決定從飛機上撒放骨灰。1月15日20時左右，治喪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和周總理生前衛士張樹迎、高振普一起在緩飛的安-2型農用飛機上，將周恩來的骨灰撒在京、津及山東北部黃河入海口處等地。最後的四把骨灰分別在北京城、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以及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上空撒放，分別象征他對首都的熱愛、對治水的重視、求學和參加革命運動溯源以及對母親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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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遭醫生禁止行房 曝與毛澤東真實關係(圖)

毛澤東與江青合影

毛澤東不修邊幅，過於節儉，有時顧不到形象。江青則愛整潔，注意穿著，有時管管毛澤東。毛澤東有時領情，有時不領情。江青愛嘮叨，說毛澤東改不了農民習慣之類的話。毛澤東聽了很生氣：“我就是農民的生活習慣，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

建國前後，江青先後幾次去蘇聯治病。1956年，江青在蘇聯治療子宮頸瘤，蘇聯醫生告訴她一年之內不能同房。江青說：“我們早就不在一塊，我同毛澤東同誌是政治夫妻。”此後，由於江青長期處於療養之中，不再像延安時期那樣照顧毛澤東，兩人之間的夫妻感情逐漸淡漠。1966年以後，二人分居。毛澤東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居住，日常飲食起居都是由身邊的工作人員照顧，江青則在釣魚台住。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毛澤東是黨的領袖，建國後又是國家領袖，他的愛情和婚姻不純粹是個人的私事。他縱有再多的煩惱，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樣自由地分分合合。他要考慮政治影響，還要征得組織的同意。這是與普通家庭所不同的。

孩子們一個個相繼離家，獨立生活。毛澤東與江青也分居，感情淡漠。這個熱鬧的大家庭漸漸寂靜下來。

晚年，毛澤東身體衰老，疾病纏身。孩子們也不在他身邊，他們都各自生活，而且進出中南海也很不方便。江青要見他，必須事先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提出申請，得到毛澤東同意方可。兩人很少見麵。有時，他也抱怨江青不疼顧、不體諒他。

毛澤東隻能與身邊的工作人員朝夕為伴。

與現在許多“空巢”的老人家庭一樣，毛澤東的內心十分孤獨、寂寞，他也希望得到家人的關懷，得到子女們的慰藉和溫暖，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他不願意讓兒女們看到他的痛苦，而是把孤苦深埋在心中。

“紫禁城”裏的毛澤東依舊惦記著兒女們，兒女們也思念著他。1971年，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後病倒。李敏趕忙來到中南海遊泳池，一進家門，就疾步走到毛澤東床前，忍淚輕聲呼喚：“爸爸，我來看您來了。”

毛澤東雙眼充滿憐愛地望著女兒：“嬌娃，你為什麽不常來看我呢？你以後要常來看我呀！”

他用他的大手拉著女兒的手，就像1949年3月在香山散步時一樣。

1976年9月8日，毛澤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又見到了來看他的女兒李敏。他一下子認出了女兒，用枯瘦的大手握著女兒的手：

“嬌娃，你來看我了？”

女兒點點頭。

“嬌娃，你今年多大了？”

“爸爸，您忘了？我今年39歲了。”

“嬌娃，不對，你今年38歲，你是1937年……”毛澤東說著，微微搖搖頭，不再說話。他太累了。

李敏的淚水湧了出來。

第二天，毛澤東永別了他的家人們，享年83歲。

他的家——中南海菊香書屋，成了人們永遠的紀念。

據說，病危中的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歲月，曾請求中央允許他回鄉養老，回到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上去，回到他父親、母親安息的地方。遺憾的是，當中央最終批準他的請求時，已經是1976年9月8日夜。幾個小時後，這位思鄉遊子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