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行政區劃改有五都之後，區，以及相當的鄉鎮市城市區，正好就是生活區的概念。大約每三個人就有兩個人過這樣的城市生活；這本小說竝用後現代的表現和現代敘事精神，廣泛且深入探討台灣庶民現在的政經社會處境、生活樣態、問題、心理和希望；特別是，也對中產階級多變的性格和變遷，做出生動解析。

這部小說中作為各章間隔的極短篇，分別涉及兒童、婚禮、機能豐富的生活區、青少年、精神官能症、外藉配偶成家購屋、超商、退休工程師，至少表現出人在城市裡生活生老的各階段樣態。在本文內容，有四組人共數十人，各表現代表性的社會階層，有公教人家、底層社會大眾、企業家商家和醫生，以及另一組知識分子所表現的所謂的中產階級，因此這部小說也探討台灣中產階級的虛無感和投機性格。

人在城市中生活，有互動的本來就少，幾乎彼此都是陌生人，所以這樣的表現本身也呼應生活、社會的現實。這樣的平行宇宙、社會就是這部小說如實的空間建構。小說的節奏和進行順序，說的是小說中的時間處理，由於各種人有各種可能的生活現象、問題和希望；人世間的生活問題、絕望或希望，都是隨著實際的時間，那種宇宙形成後就是單方向和平均時速進行的，能解決、不能解決，有希望沒希望，心理時間也會有影響，這是這部小說在時間的如實建構。文學、藝術或者任何人文書寫，後來有結構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從建築引進的，常說結構、形式和功能。文學院自己本身沒太多知識工具，特別是小說進入現代以後的階段，以及社會學這樣的現代學科建立之後，知識發生跨科際互通必要，文學界引用他領域的概念常會詮釋不足或過度...建築的概念或許可以這樣概分，但是結構、形式和功能(意義)是複合的互動的，這樣才能把握其他互動間無法命名的部份。人的生活內容結構也是這樣，所以小說寫作重要的是先想如何建構，幾個關階段的建構修正，因為小說角色能自己在小說世界中活動，一切都會是生動的。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自序

我曾經在台北東區的高樓上班三十幾年，也曾經從南中國海經印度洋航海到大西洋；站在駕駛艙看海上島嶼、港口和在大樓窗口看其他大樓或整個城市，感覺相仿。

城市原是統治者建造來行使權力，讓民間交換產物；也因此產生手工和商業經濟。現代城市，在這基礎上，由政府以密集的大眾運輸系統和通訊網絡，更大量聚集勞動力並且形成市場，做為各種工商運用。台灣多山環海耕地有限，人前往城市工作和生活多是不得不的選擇，因為鄉村的經濟和生活方式對極大部分的人來說已經一去不返。

台灣大約每三人有兩人住在都會或縣市城區，這些住商或住工聚落散布在平原或丘陵，夜裡亮起燈光會像是海上船舶，熄燈後會像是灰白或陰暗孤島；我夜裡在高速公路開車，遠看像鄉鎮聚落燈影或都會沖天輝華，也是這樣想像。城市中的住工區附近有大工廠或科學園區，工人或工程師同在一家工廠或彼此熟識，但是工廠那樣多，工人或工程師住家附近還是會有很多陌生人。住商區主要住有上班族和中產階級，上班族或認得同一樓層的同事，不一定認得住在附近的人。在台北市，住信義區、大安區或大同區的人，各有各的街市和生活圈而不是在整個台北市生活，有些區在大選舉時還可能像是相互敵對的部落；五都十七縣市的任何人都境況如此。我在台北市和近百的同事一起上班，在新北市永和區和二十三萬人住在一起，我在街上遇到陌生人覺得和他們有點關係，至於是什麼關係則不能說明白；也許，實際上確實是沒什麼關係。

在城市裡生活，人人也彼此是孤島；人流落在孤島上就會像魯賓遜漂流，必須為生命存活非常努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果無人聽聞和應對，連基本語言能力都可能喪失。台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慢性精神病患約近十一萬人，比前增逾一倍且有逐年增加趨勢；台灣還有五百萬人曾經忍受精神官能症現象困擾。也有資深精神科醫師表示，只要有一群病患私下和你拿藥在精神科就算是成功；這顯示日漸增多的人在精神科看不好變成慢性病患。現在的社會，特別是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以及和變化多端的人交往容易緊張，而也有因為堅持特別美學或思想和現在社會功利價值觀格格不入而患病。藥物仍然是治療最先也最常被採用的治療方式，例如憂鬱症，雖然在過去三十年治療主要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認知行為治療──這是以一種認知和改變行為技術嚐試直接改變患者思想謬誤，鼓勵患者討論和認識自己的想法，幫助患者擺脫損害性思想模式從而提升正面情緒。我以為病患陷在正在進行中的狀態，當是很難自我抽離去遙看未來，因此，我在這本小說相關人物的探討，希望直接把心理問題當作思想方法的問題，直接認識自己心理事件發展過程和階段，而不是僅賴心理諮商檢視、管理負面情緒的指數；這是我自己知病、病病而能不病的心理經驗。

城市是中產階級的大本營，而中產階級曾經是社會改革的動力。台灣中產階級的興起，第一波出自國民黨解嚴前後新起的官商，第二波就是黨外運動最後爭得決定性影響以至民進黨執政期間新起的官商；這些官商升級到統治的階層，所以所謂具有批判和改革意識的中產階級就是這些升級後的殘餘，這當然就是指經濟條件比社會底層略高的層級。隨著台灣經濟的衰落這中產階級在意識、實際的質、量，一定也是相對衰落。這因為無論中產階級怎樣定義，就中間選民的兩項特質來說，如果維持他們一定中上生活水準的經濟狀況發生問題，什麼樣的社會認同對他們之中的部分人來說就不會有意義有價值。幾經猶豫，我還是任這本小說中的相關人物適其各自的意識和專業侃侃而談；無論是社會主義者、轉向者和自由主義者，他們回顧了現代以來台灣中產階級和社會運動的內容。他們看起來有點像自言自語，但是廣眾的社會底層未至民不聊生走投無路而投入社會改造之前，這樣有如病症的言語相當能表現他們堅持的價值或虛無的本質。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已經清楚了，所謂民主政治只是人民有投票選舉代表和官員的權利。選上的代表和官員沒必要一定代表你，他們任意腐敗你只能忍受到下一次選舉；然後，你會發覺又選出同樣德行的代表和官員。人、社會、國家、世界的解放，那種人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都能夠擺脫束縛和壓迫的一種狀態，也還是神話。一個人，自己，只好重新拾回那種素樸的智慧，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人生有限、活著真好、要活得愉快，或可能較善的對待自己、家人和朋友。

海明威《戰地鐘聲》原書名For Whom The Bell Tolls (鐘聲為誰作響)，摘自約翰‧登恩No man is an island這首詩的結尾：也因此你不必打聽鐘聲為誰作響，它為你悲鳴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這首詩說：沒有人能自行完全孤立成為一個島，因為每個人都融活在整體人類之中，任何人的死都是任何人的損失和減少。海明威因為動蕩時代、戰亂感受生命的脆弱、孤寂、徬徨、虛無和恐怖，而這個島和這樣的鐘聲是約翰‧登恩，身為詩人、教士，在一次病危康復後的冥想；在他《祈禱文集》(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沉思第十七：沒有人是一個島，他說：全部的人類是一部作品，一個人死了這書不會撕去一部分而是落實到更好的言語表現，每一個章節都是這樣，因此佈道鐘聲響的時候不只是要請來傳教師，也召喚大家集會...沒有人是個島...任何人的死讓我變小...不必打聽這鐘聲為誰作響，它為你悲鳴。

艾蜜莉(Emily Dickinson) 有關春天的詩寫有A Light exists in Spring，我這書初稿在前年冬末完成，那時候沒想到會把這首詩名作為這書自序的標題。艾蜜莉這首詩我最近幾年，常在農曆年前重讀一次，都能有新的感觸。去年冬天我無意中再讀一次，竟然對詩中，草地那一頭遠處斜坡上最遠處的樹( It shows the furthest tree upon the furthest slope )有更深感受，以為可以藉這種春天的亮光想像城市微光。因此，去年冬天接著寫完《愚人國》時，我想拿這詩句做為《城市微光》寫序時的副標題；事實上，我連續在兩個冬天寫了這兩本長篇小說，正是希望重新出發總結來告別我以前的寫作，像是在在冬末風雨的城市微光中，看到春天亮麗的亮光在草地上徘徊，越過遠處的斜坡──回到極遠處的那棵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