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押趙建銘，不少人認為是法治的機會。但回想從收押之前，到現在收押之後，浮現的恐怕不是法治，而是封建。如果沒有陳水扁的道德形象破碎在先，檢調便不會採取行動，這就不算法治表現。更嚴重的，是趙建銘成為媒體爭相恥笑的對象，反映恐怖的群毆文化。與其沾沾自喜頌揚法治，不如反省法治文化之不彰。

    在固有文化下，元首是道德最高象徵，身分就代表道德。身分靠儀式與排場昭示於天下，儀式可象徵有德者的無私，排場則象徵他們的高尚。事實上，從陳水扁到呂秀蓮，都極重視排場，社會送表送鑽，正是期盼他們有排場。藉此展示身分，鞏固地位，贏取更多供養。

    這些邊緣分子因緣際會，一方面在位者貪得無厭，毫不顧忌，二方面泰勞事件推波助瀾，蠶食了陳水扁的道德形象，他們立下大功。但不到最後一秒，檢調不敢動。畢竟對天下至高道德起訴，等到最後一個最安全，出身法律界的馬英九同是如此思路。因此他們並非依據罪證或輕重決定行動與否，而是依據陳水扁的道德形象滑落的程度。這不是制衡，而是從眾，所以無關法治。

    從眾文化最激烈的表現，是大眾對趙建銘的羞辱，甚至鉅細靡遺偷窺他在獄中姿態，程度已非文明國家所能想像。從人權法治立場觀之，台灣真野蠻。然而，從封建道德觀之，趙建銘罪有應得。連在位者都一度頗不厚道地釋放女婿與配偶互摑劇本，好像他與家裡早就分道揚鑣。但這忤逆固有文化的期待，所以最後仍然派出御前律師，這才是人之常情。

    封建文化下，法律是用來對付無德的人。無德的人指的就是沒地位的人。國人幻想自己加入圍毆正受法律制裁的駙馬，是對自己身分低落的掩飾，也是對自己身為小人物的彌補。法律也用來對付敵人，敵人當然不受人權保障。向來台灣的執政黨如同朝廷般把反對黨視為敵國，政敵立刻喪失人權法治的保障。安全單位搜媒體，總統府主人告記者，陸委會逐訪客，都是靠封建文化提供正當性。

    駙馬事件說明台灣並非法治。駙馬該不該受法治約束，要看他能不能維繫道德形象。他有沒有資格享受人權或禮遇，更看他的道德地位。駙馬原本地位崇高，縱無實權，也可行動裕如，猶如泰王。但若泰王四處招搖，必定侵蝕一言九鼎的地位。此何以陳水扁家庭鉅細靡遺介入人事與利益後，危及自己道德形象，如今益加仰賴權錢交易撐住排場，甚至外交都同染惡習。惡性循環的結果是，排場、身分、道德與供養形成四位一體，牽制著法治。

    駙馬事件表面撼動的，是民進黨的統治基礎，深層撩撥的，卻是國人的封建欲望。這不算摧殘法治文化，充其量是駙馬對封建權術有欠純熟。看看我們自己對他的噬血，就知法治文化自始不存，檢調也當然不能無中生有恢復之。

    （作者為中山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