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治仁／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陳總統宣布釋權之後，不管其主觀意願是權宜之計或真心授權，台灣政治都正式步入後陳水扁時期。這個政治地震的形成過程及後續影響，對台灣的衝擊不下於過去二十年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任何單一事件，值得社會集體檢討省思。

這些弊案的養成，絕非單純綠營的問題，而是台灣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失靈。簡單一個問題，如果趙建銘兩個月前出任公職，從他的財產申報當中，能夠看出什麼問題？答案是沒有，顯示我們的財產、競選經費申報形同虛設。

回顧一年來各項弊案的揭發，哪一件是政風系統、檢察官、調查局等體系主動進行？在野黨除了為下一次選舉作政治算計，什麼時候在預算、肅貪、揭弊上，做出有效理性的監督？執政黨同志除了後見之明外，又有誰有道德勇氣在貪腐進行時，出面制止或指控？政務官在接到關說電話時，為何不能根據國家利益和專業評估加以拒絕？社會的專業人士和媒體，為何坐視一件又一件的官商勾結，假改革之名把國營事業和金融機構送給財團。

換言之，我們社會的防弊機制可以說幾乎完全失靈，才會讓一位駙馬爺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地多角化經營事業。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陳總統下不下台根本不是重點，因為以後的領導人很容易重蹈覆轍。

陳總統去留問題，應從台灣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思考，亦即我們要對國家領導人設立什麼樣的法律、道德標準。姑不論尚無實據的金控、高鐵傳聞，光是陳由豪有沒有去過官邸送錢，吳淑珍夫人有沒有收受財團禮物、消費ＳＯＧＯ禮券這些問題，就已經讓多數民眾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國家領導人。在此情況下，未來如何領導？迄今未被約談、起訴的馬永成副秘書長「知所進退」請辭獲准，國家領導人該當如何？

在此也不能不提及在野黨的角色。不管國民黨提出了多少成立或不成立（罷免只能提一次，指的是公投階段而非立院提案）的理由來迴避提出罷免案，如果民進黨立委助理對執政當局貪腐的批評力道還高於國民黨，顯然表示最大在野黨的思考及作法出了問題。或許這也是一個契機讓社會進步改革的力量思考是否應該寄希望於民進黨內的反省力量，而不是在野政黨。

在政治勢力的影響層面上，陳總統的聲明，等於是以釋權來換取蘇揆及新潮流不加入反對行列，以安穩做完任期。這個盤算能否成功，一方面要看呂副總統和謝長廷前院長的反撲力道，一方面也要看後續爆料內容及司法偵辦進度，有無證據證明總統本人或夫人涉案，另外也要觀察蘇院長未來施政方向會否與陳總統產生矛盾衝突。換言之，即使陳總統的釋權動作能夠暫時穩住局勢，這種穩定也是針尖上的穩定，並不表示提前下台危機的引信已經徹底解除。

國內未來兩年政局發展的發球權，目前掌握在蘇院長手上。我們衷心希望蘇院長從過去六年民進黨執政經驗中找出一條正確的方向。澄清吏治、朝野關係、兩岸政策、族群和諧、經濟發展，每一項政策都需智慧與魄力來完成，千萬不能重蹈搖擺反覆、缺乏方向與信任感的作法。權力也就是責任，未來的施政成績，蘇院長必須站在第一線承擔責任。

「危機就是轉機」雖是陳腔濫調，卻是台灣當前應有的態度。不管政治立場為何，現在的台灣人都會感到羞恥與不滿，甚至對民主政治心生懷疑。事實上，正是民主機制能夠讓醜聞揭露，也只有更加健全民主機制才能避免舊事重演。我們衷心希望這個事件成為台灣政治的分水嶺，讓以後的史書上記載，「經過了二○○六年醜聞的衝擊之後，台灣民主邁向成熟期，各項制度改革趨於完備、司法檢調終能擺脫政治干預獨立辦案、媒體、知識份子…」。

【2006/06/0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