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冠狀肺炎問題，由武漢封城震驚世界，又牽出美國去年以來的流感可能早有這種新病毒在內，鬧得很大；

我們島上更有蘇院長的禁止輸出口罩，新加坡宣告要撤回在台生產線的情況；個人研究台灣史，想也藉此時機，整理些日據以來的資料，希望能幫助大家思考當前我們的問題──

今天是二月二十七日，關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多年來就是我島上某黨的提款機；但是真正進行研究的學者很少；

關於本題，我們就由當年被稱為「二二八事件」前的三大社會事件之一，與「防疫問題」有關的「新營事件」談起。。。

該事件發生在1946年9月，陰曆七月，當時正遇到霍亂疫情；同時，為了慶祝傳統的中元普渡，地方的上帝爺廟要酬神演戲，官方因防疫而不准；屆時就因此而雙方竟然造成相當嚴重的衝突；其時其地引起那樣的地方騷動，甚至被學界認為是當年我島二二八悲劇的前奏，真是讓人十分遺憾。

最近看到我們執政當局在防疫期間處理媽祖繞境問題，猶豫不決，

又有年輕的著名立委林氏故意語焉不詳、故弄玄虛地提及二二八當年的防疫事件，

我想就在此，對於當年的防疫事件做一剖析，也望能做為助執政當局及早決策的參考。

作為探討者，本文將帶著讀者，由防疫觀點出發，看前後防疫問題的相同，再看前後防疫的差異；希望真實深入的探討，將能夠幫助我們對於當前防疫問題的判斷。

首先要提問的是對於該新營事件，與過去日警宰制下的防疫，有何相同之處？

這個問題很簡單，按說，霍亂在當年不是個社會上陌生的傳染病；就史料上看，在1943年，也就是該事件的三年前，大戰期間，高雄與嘉義都發生過霍亂疫情〈可見於呂赫若日記與嘉義鄉土史料〉──因而，新營事件中，似乎沒有不能照日殖時期一樣進行防疫的理由。

其次，既然似乎不應該衝突，但光復初期，其衝突的原因，究竟為何──

何以在日殖後的新營，當年會鬧出那樣的衝突？

根據我們許多學者跟隨日人的政績論，總喜歡說，日人在我島建立了衛生習慣，既有警察，又有教師，硬軟兼施，怎麼會不懂得一個類似「覆巢之下無完卵」或「水火無情」的道理──然而，若真如此，人們怎麼會反對防疫而願意讓自己過不去啊？

不過，當年那樣的情況，卻不只是在新營曾經發生，在台南的其他地方也曾發生，例如，在醫師作家吳新榮的日記與回憶錄中我們就見過；他在其日記中慨歎說，當時西醫門可羅雀，中醫大行其道；而在其回憶錄中則更描述著──

「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

換言之，儘管日殖期間曾經警察與教師雙管齊下，我先民社會所接受到的教育效果，其實並不理想。因而戰後，日本警察失去權威後，才會出現「誤信」與「拒絕科學」的荒唐情況。

其三、應該深入探究其史實

仔細考察，日殖時期的防疫問題，我們確實發現過去有如下的錯誤──可能讓民間不信任──當年新營事件的發生，應該是過去日殖時期，當局在其「竊據」我島的心態下，至少出現了以下的兩大錯誤──

一、警察的衛生行政上

日殖時期，衛生行政被放在警察業務之內，沒有專業的專責機構；並且警察的職責太過龐雜，我島的警察制度下，其每位員警被賦予的職責，不像日本本土的警察，分為衛生警察、風俗警察、營業警察、河港警察、道路警察……等十類，各有其主要的責司；當年我島每位警察都被要求十項全能，當然不可能樣樣精通；

更何況警察本身素質，離鄉背井來台者，大都是在其本土無法發展者；缺乏真實的學識與處事能力者，其執行任務自然往往倚仗威權而已。

據稱當年不乏這類的情況──

「昨秋，台南州廳為驅除寒熱症起見，命令管內各鄉村的人民，務要去除竹叢下的枝葉等，使蚊蟲不得在那裏生長。我們對這層辦法表示敬意，但是北門郡下各派出所的警官，嚴重特監督人民除去這些竹枝、竹葉後，郡役所警察課再派人各處巡視。不料他都亂造報告〈一定是郡役所的方針〉，說人民的去除不周，一時竟罰了數千人，金額大約有兩萬元以上。北門郡的人民大多是很困窮的，還哪裡負擔得起，這個結果使得他們生出種種咒詛、怨言，是可想而知的。」

換言之，這樣的狀況，在當年如果是頗為常見，我先民由警方所獲得的習慣，就真的很難「心悅誠服」地接受；難怪當時警察權威不再時，民間就自行放棄了該習慣──不過，我們今天的社會早就沒有日殖時期那樣的警察了，不是嗎？

二、學校衛生教育的實際

日殖時期的教育，主要是所謂的公學校教育；但是其教育的原則是「低智教育」；如果稍作比較，人人不難發現，公學校六年教程，其內容只有小學校的四年級水準；

更重要的是其殖民心態，當年當局曾經對師範學校中使用討論方式教學的我台籍教師，公然宣稱──

「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此外，應該指出的，在低智育之外，學校還有與該低智育的惡質配套，那是動輒體罰之德育；不僅對於公學校學生，對於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也一樣進行的；例如──

「五年級時，一位日籍老師於課堂上，對台灣人提出批評。班上有位林秀棟同學，立即舉手並起立反駁說：『老師，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們台灣人不是如您所說那樣。』老師一聽，惱羞成怒，除出手打他外，並以腳踢他，致其難受而倒地。……」

一位台籍東京帝大的畢業生與他在中一中結業的弟弟，必須接受這樣的體罰──

「他剛自台中一中結業，參加畢業前的修業旅行，……軍事教官〈或是教師〉領隊，……。我們突然地相逢，都極為高興快樂，就很自然地用母語大聲地交談……教官大聲叫我弟弟，阿明的臉色大白，立刻轉身跟隨教官走了。……我大概有兩小時沒有他的消息，他的同學告訴我，他正被嚴厲訓導懲罰。我就回到我的艙房裡……拿出在東京購得的最好看的新日本裝，……穿上它……且戴上日本的大學四角帽，為的是讓人們知道我的地位與頭銜。我……預備去見那位教官，去與他較量理論，這樣是否會對我不利，我不管。我去扣他的艙房門……我開了門，雙腿跪倒在地上，向在座的教官行日本大禮。這教官吃了一驚……看見弟弟被罰跪且驚恐。轉瞬間，我立即改變我的想法……對他說『我來向您道歉。』〈這並不是我的本意〉……」

換言之，就以衛生教育言，當局也並不鼓勵其學生討論探究，學生所能獲得的真的就只是來自「他律」的習慣，在今天看來，那只是對於動物的「訓練」而已，哪裡是近代的「教育」？只是與他們的父兄由警察處所學得的，屬於同類的「反應」而已。

如此來看，日本投降後，我島人拒絕舊日那習慣，卻很有實現其作為「人」的主體性的意義。

對此，我們也要問，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還有那樣惡質的學校教育嗎？

其四、結語

綜合以上的剖析，個人認為，既然我們今天的社會，早已經脫離了日殖時期的警察政治與學校教育的惡質陰影，我們的執政當局對於當前「媽祖繞境」與防疫問題的決策，若純就此事實與史實的探討言，是否實在應該早日下達管制的命令，以避免這次新冠肺病疫情的擴散呢？

台灣史研究者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