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日殖台灣史──計畫寫○○條，每條2500字上下；不含註解〉。

一〉「馬關條約須知」之一 ──鴉片戰爭以來，兩岸的涉外關係

當年，中國的當局者為滿清的孤兒寡婦，更加上滿漢的族群矛盾雖已相當融合，但並未全解；由曾、左、胡到李鴻章、劉銘傳；處在1840年後的中國，已落入「無可籌之餉，無可用之兵」的艱困處境，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雖有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洋務運動」〈亦稱「自強運動」〉的發動，但實難振衰起敝。

但是，此時，國勢雖弱，中國傳統的天下國家觀──「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仍相當牢固。。。由「無敵國、外患」的天朝上國而自得，轉變緩慢──況且，古老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形成一個國家，這個文明同情弱勢，因而，它有一種土地原業主可以向後業主「找洗」或「找贖」的特殊產權體制 。〈註1〉 他以「中國」自許，他嚮往某種稱為「禮運大同」的境界；這是世界上現存古國中獨一無二的型態，沒有可以對照的類似發展模式；難怪有道是「三千年來未有的一大變局」──

〈註1〉此「找洗」與「找贖」，又稱為「找價」，通常千篇一律都是原業主表示理屈，請現業主體恤自身的處境困難，而請施恩。據云起於明代嘉靖年間；後來成為制度，有「房屋一賣三找」，買主不得拒絕的定規。但是這找價現象也有一田達十餘次的，或是十年，甚至百年後，才來找價的。

1840年代，首先在我島面對此局勢的是桐城派健者姚瑩；1821年〈道光元年〉，姚曾任葛瑪蘭廳通判，規劃宜蘭地區發展，有政聲；以丁艱而寓居；其學術，不尚空談，為時儒所讚揚。因林則徐之荐舉，在鴉片戰爭時代任「台灣兵備道」，當時他治台的表現很難得。 他在「台灣通史」的「外交志」裡，留下了下面防守台灣的事蹟：

「兵備道姚瑩具幹才，得民心。與總兵達洪阿〈註2〉共籌戰守之策，增鑄砲台，言海防，故英人不能得志。二十年夏五月，英艦窺鹿耳門，官兵擊之，詔以水師提督王得祿〈註3〉移駐台灣，協同剿辦。……姚瑩赴南北，集紳耆，練義勇，以其半任調遣，凡四萬七千一百有奇；而漢奸之來勾結者，輒捕斬之。故無內患。 1842〈二十二年〉春正月，英艦數艘至大安港，遙見岸上兵民堵立，將駛去，突觸暗礁，開砲擊之，船破，獲英兵二十，印度兵百六十五，大砲二十門及鎮海、寧波營中之物。三月，英人調艦十九艘大舉來犯，並結海盜；又破之。詔晉姚瑩布政使銜，達洪阿提督銜。（八月）十四日，犯淡水，卻之。十八日，復窺雞籠。……英艦將入口，發炮中之，桅折，觸礁而沒；又獲英兵。九月復至，再破之；自是不敢窺台灣」

以上就是姚瑩勝英軍的史實。 然而，他竟被英人指為冒功，致使功在國家的姚瑩，在英國使臣的威壓下，逮送北京。當時我台灣人兵民曾洶湧抗議，共為之伸冤。 在「台灣通史」中所記載的情形如下：

「是秋，江寧款成，換捕虜，而台灣所獲印度兵，已於五月奉旨處斬；唯以英兵歸之。英領事樸鼎查遂訐台灣鎮道妄殺遭難兵民；……欽差大臣耆英……劾姚、達罪；詔飭福建新督查奏，新督至台，查案卷所奏皆營廳及紳民稟報，無冒功事；然為款故，強令鎮道引誣，以謝英人。將逮至京，兵民洶洶罷市，台人乃訴其冤，……始知其枉」

可惜，我們台灣史中竟多不載，開台名臣總只見沈保禎、丁汝昌、劉銘傳而已；其實，姚瑩先生在清代桐城派中獨樹一幟，在台期間，踏勘南北，著作可觀，其破英船，被誣為冒功，而我們的「認識台灣」諸論述中就簡直不敢提及──真是多麼讓我人遺憾的史實！

他曾編輯了中國歷代文臣武將的著名文選，包含曾主持驅除韃虜的岳武穆與抗元不屈的文天祥在內的「乾坤正氣集」；共101家，574卷；顯示了當時這個文明國家的發展，在滿人入主兩百餘年後，民族的典範已開始全面的接納與融合。

註2‧ 達洪阿，號厚庵，台灣鎮總兵，滿州人，武將，人皆畏其驕悍；近兩年，常與姚瑩齟齬，而姚一以誠待之；一日終於醒悟，親臨謝罪，稱「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媿悔無及，自後台事，唯君是聽，死生禍福，願與共之」。自此之後兩人合作無間，可惜國家戰力不足，兩人最後只能在我台人的憤怒與洋人的逼迫下，一起離開台灣。姚氏曾有詩記之：

「早歲嘗為任俠行。中年猶覺萬金輕；孤寒欲下千人淚、悍將真尋共死盟， 白首天涯時事改，青衫夜半旅魂驚，歸舟得遂成春水，始見嚴公贈杜情。」

註3‧王得祿，嘉義縣人，以武舉人集義軍，平亂有功，入官軍；以攻海盜蔡牽屢勝，至總統閩、粵、浙三省水師，終滅橫行20年之蔡牽於黑水洋；論功，晉子爵，世襲，官至浙江提督。姚瑩自台灣罷官後，遇於廈門，兩人結為兄弟。姚氏亦有詩記之：

「海上妖星二十年，將軍韜箭靖烽煙；如何帶礪昭青史，獨善書生許並肩。」

就在1868年，日本開始其著名的、薩、長兩強藩，「挾天子以令諸侯」 的「明治維新」的前一年；1867年，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受到奇恥大辱，有心改革的、提倡『洋務運動』即「自強運動」的中國敦請美國退休的，過去曾對我表示友好的 駐華公使蒲安臣接受清廷任命，擔任中國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引領中國外交使節團遊歷歐美，進行外交活動； 首先就將希望落在過去似乎相當友好的美國身上，彼此訂立「美清蒲安臣條約」；其中彼此擁有「自由移民」與「最惠國待遇」。

當時，清廷對於中國教育問題顯然頗為寄望，即儘速在1872年派出第一批小留學生赴美留學；不料，來到1881年，當我留美學生畢業可申請就讀軍校時，美方竟然變卦，拒絕我留學生的入學申請；這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向西方引進西學時，所沒有遇到過的情況──當時正值甲午之戰前13年，美國地方排華運動漸高，清廷乾脆停止該留學政策。

也就在清廷開啟幼童留美政策之際，1871年，清日友好條規的訂定，卻引起了美國的強烈破壞，美國公使秘密反對兩國友好條規中有類似軍事同盟的條款；慫恿日方在該條規將續約之際，提出要求與西方國家地位平等的毀約表示；

然後，美國積極慫恿下，1874年，日本對台灣發動著名的「牡丹社事件」──美國官方禁止美船參加該侵略行動，但是熟悉台灣情況的美國人李仙得擔任日軍事行動的顧問。自美國獨立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美國採取的是讓華人感覺形象較佳、哄騙的中立、不結盟政策 。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以致於直到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之時；中方的全權大使李鴻章的顧問仍然是美國退休的前國務卿柯士達 ──馬關條約簽訂後，他於離華返美經過日本時，他的回憶錄中稱，他當時大受日本人歡迎，這位中方的美國顧問，因為日方認為他是在為日本人工作。〈可見於中研院近史所印行的「美國與台灣」，黃嘉謨著，頁420〉

這個無敵國，外患的「天下國家」，嚮往「禮運大同」，擁有同情社會弱勢的原業主可向現業主找洗、找贖的特殊產權體制的文明，日益走上了滅亡的道路。。。措手不及，相信美國的「友好」指導，台灣就被日本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