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愛國青年余幸福和盐城小姐陳秀山 

1931年, 中日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作為大學初畢業知識分子的中國有志青年余幸福由他當時自由戀愛的女友陳秀山陪同，意氣風發地跑到參軍處要報名參軍。 

 「受夠了，我們中華民族受列強欺凌了幾百年，現在，正是有志青年投筆從軍的大好機會！」有志青年余幸福嚷道。

 「受夠了，我們中華民族受夠了!」女青年陳秀山也大聲喊道。

「你是要替別人報名呢還是自己報名？」坐在桌子後面的工作人員打量着余幸福鼻樑上架着的厚厚的近視眼鏡,問他。 

 「當然是我自己!」他理直氣壯地回答。

「你恐怕不行，先去檢查一下身體吧。」那人說。

果然，愛國的智識青年余幸福因為深度近視眼，身體檢查不合格，沒有參軍的資格。余幸福對於不能參軍這件事非常的失望，幸好這時他善良的寡母，為了要讓獨子高興，不但立即答應他與他女朋友陳秀山的婚事, 而且立刻就派媒人去陳家說親, 廣請賓客,把婚禮辦得十二分風光。 

在他們那個年代，傳統家庭的子女結婚都是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余幸福和陳秀山兩位年輕人在上海讀書時候先自由戀愛，然後再由父母長輩批准的幸福婚姻是非常新式和進步的。

 「幸福哥，知識青年報國有很多辦法，不一定要當兵。」他的新婚夫人陳秀山告訴他。

果然，他在政府身居要職的叔叔給他在國立邊疆學校找到一個在數學系做講師的職位。

 「不錯，年輕人有很多為國家效勞的辦法，替國家培植邊疆的少數民族的人才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井塘叔父這樣告訴他。

1936年他們的兒子在南京市出生，取名余京生。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講師余幸福夫婦帶了他們新生的兒子余京生，與當時在邊疆學校的教職員一同乘坐了大卡車跟隨著政府一同遷移到四川重慶市。  

八年後中日戰争勝利,他們又復員返回南京, 余幸福在南京大學數學糸做講師。

1945年, 余家媽媽帶了兒子京生到蘇北鄉下收租, 新佃戶總管胡金水安排他們在佃農小喜仔家見面。 

這家佃戶的男人下田時跌在水田里，把腿跌壞，後來傷口灌膿，面色鐵青,躺在床上坐不起來，兩個面黃肌瘦的小孩坐在床邊的地上，悶不吭聲。余家少奶奶和京生一人坐在一張破舊的椅子上,只有佃户家的農婦小喜仔站著說話。

她說話的內容，不外是訴苦，描述他們家淒苦的情形。這位中年的鄉下婦女，穿着灰色的衣褲，極黄極細時頭髮向後梳,稀稀朗朗的髮絲中間露出很多發亮的頭皮，最後在腦後打了一個十分細小的髮結，讓人印象更深的就是她一面說話, 一面流水的那一雙紅腫的眼睛, 她用骯髒的手背擦着眼淚, 請求少奶奶帶她到南京去做佣人,幫忙做家事，她的工資一部分抵拖欠的地租，若有剩的工錢還可以寄回鄉下去養活他的丈夫和孩子。余少奶奶答應了小喜仔的請求, 帶她坐船南下。

他們的船經過高郵的時候，聽見“碰、碰”兩聲槍響, 接着,兩名荷了槍穿著制服的士兵由岸邊蘆葦中走出來。

「停!停船!船上都是些誰？」為首的那位士兵高聲喊道。

船停了下來,全船的人都驚慌失色, 大氣都不敢出,林媽媽蒼白著臉, 用雙臂緊緊地摟著兒子, 小京生感覺到媽媽摟著他的雙臂不停地發著抖。

 「不要怕，他們是我們自己的新四軍。」小喜仔告訴船上的人, 然後由烏蓬船蓬中伸出頭去，高聲回説道:「我們是興化鄉下的農民經過貴地。」

士兵們看見站在船上答話的是一名穿著簡陋的農婦,船中坐的都是平民老百姓, 也就不再深究，當時就把她們的船放行了。船隻繼續向前行駛，撿到一條性命的全船乘客們，個個都深深地喘了一口大氣。

 到了南京,余媽媽把經過告訴余爸爸的時候，還心有餘悸。

「秀山，什麼東西都不重要，撿到一條命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爸爸一直點頭，慶幸地安慰媽媽。

爸爸打算倒杯水給媽媽喝,走過去才提起熱水瓶，站着講話的小喜仔連忙接過熱水瓶，倒了兩杯水, 捧了一杯給媽媽, 又捧了一杯給爸爸。

「幸福喔，抗戰已經勝利了，但是今年鄉下收成非常之差，佃戶門拿不出錢來，逼他們也沒有用！」媽媽抱歉地對爸爸說。

「雖然今年的地租沒有收全，好在我們有薪水，還不至於餓肚子。」爸爸溫和地對媽媽說。

 「若是有两份薪水就更好了。」媽媽回答。

爸爸聽了默不作聲，因為爸爸不大管家裡的事情，余家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媽媽說了算。

 小喜仔在余家負責任做家事以及照顧家人，一早到晚, 洗衣、煮飯、掃地，從來沒有空閒過，就算偶爾坐下來，也要順便納一下鞋底，小喜仔把家中剩下來的碎布，或者是舊布，參雜著竹筍殼用漿糊黏在一起，然後用一根亮晃晃的針，先在她禿禿的頭皮上刮一下，再用一個銅頂針頂着針尾，使勁地拖著一根细麻繩，用力扯緊,一針一針地納遍整個鞋底。

「小喜仔，妳這樣太費力了呀！」小京生忍不住對她喊道。

「小少爺，這個鞋底是替你納的，看你每天奔奔跑跑，走那麼遠上學,多麼費鞋，不納緊了，不耐穿喔！」小喜仔認真的回答。

她用自己納的第一雙鞋底做了一雙布鞋給小京生上清凉山國民小學穿。

「京生，現在街上賣的布鞋，鞋底都是橡膠的，哪裡有這個舒服耐穿喔！要小心穿唷!」媽媽很慎重地囑咐小京生。

「太太，我替你和先生也納一雙新布鞋吧。」小喜仔笑嘻嘻地說。

 果然，她不但替爸爸媽媽一人納了一雙布鞋，最後也替自己納了一雙。

 可是,從來沒有見她穿過，有一次小喜仔在洗地的時候，不小心被細竹枝傷到了腳，流了血，媽媽連忙喊小京生進房間去拿紅藥水出來。

「小喜仔，妳不是有一雙新鞋嗎，為什麼不穿了鞋子洗地板啊？」媽媽大驚小怪的問小喜仔。

「太太，幸好我沒有穿新鞋，妳看，腳上的皮破了，用紅藥水擦一擦，不久就會長新皮，鞋子破了，可不會再長新鞋喔！」小喜仔很慶幸地說。

 小京生由房內出來,正好聽見小喜仔的話,眼淚立刻由雙眼中湧了出來,手中拿着紅藥水瓶癡癡地站在那裡, 久久不能自己。 

媽媽見了，連忙欣慰地用雙手摟著兒子余京生的肩膀，非常鼓勵地說道：「京生，我的小寶貝，你這麼小就有這麼悲天憫人的心懷，真使我們做父母的驕傲，希望你長大以後能夠以你的聰明才智,替我們受夠列強欺負的中國貧窮老百姓老百姓爭取過好日子的機會，自動自發地知道全人類都是平等的！」媽媽語重心長地告訴小小的余京生。

在媽媽看來，這就是一個灌輸兒子余京生有正確思想的大好機會，使他從小就有偉大的抱負。

第一次媽媽帶了小喜仔和京生到南京新街口替家裡買燒火用的柴火的時候，媽媽付完了錢，先去辦別的事情了，留下小喜仔和京生跟在運柴火的人力貨車的後面回家。

 一路上很多衣衫爛褸的孩子跟著余家僱用的人力貨車,硬生生地抽取車上余家的柴火。

「喂，住手，住手，這是我們家燒火用的柴火，不要亂抽我們的柴火。」淚水由小喜仔紅腫的眼睛裡流出來，她一面用一條很髒的手巾擦着眼睛，一面大聲地喊著。

「不要再抽，再抽我就要打人了！」小喜仔手中舞着一根木棍，大聲警告。

 那些孩子不但不住手，反而變本加厲地抽取車上的木材。

「拍，拍！」小喜仔真的用木棍大力打下去，被打的那個孩子的手臂紅腫了起來，可是他仍然不肯停手, 他的伙伴更不肯停手。

小喜子一個人揮舞著木棍，哪裡抵得過抽取柴火的孩子數目眾多，她揮舞著木棍趕走了這個，卻趕不走其他那麼多像蒼蝇一般抽柴的野小孩。

所以,等他們回家的時候車上大概只剩下四分之三的柴火了。

好在余家爸爸媽媽都沒有說什麼, 一直叫小喜子和京生安置好柴火以後去喝水、吃飯和休息。

小小的京生對這件事情心裡很難過，所以就告訴了爸爸。

「爸爸，你看小喜仔這樣打他們，這些孩子看起來真可憐，但是若不打,我們這一車的柴火恐怕就沒有了。」京生對爸爸說。

「噯，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中國不患貧而患不均，其實，我們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列強數百年的欺侮, 不但患貧,也患不均。」生為書生的余幸福老師只有搖著頭嘆著氣對兒子這樣說，他這樣說有濟於事嗎？

後來，余京生長大以後，才發現富國如杜拜，大國如美國，雖然不見得患貧，卻仍然患不均，有錢的少數所擁有的資產財富卻多於多數窮人的總和。

有人說, 其實,就算共產主義的國家，他們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也仍然不是完全一樣的，但,在理論上來說至少可能比較公平一些，因為，共產主義并不明目張胆地鼓勵不平等,而資本主義卻用种种不平等的報酬作為表榜和鼓勵人們向上之心。到底那個主義比較對呢? 當然，這是千古以來見仁見智的理論,我們在此無法論談。

自此，敏感的小京生不願意再看見忠心耿耿的小喜仔為了保護主人的財產而抽打貧窮孩子的場面，所以就像把頭埋在沙中的鴕鳥一樣, 再也不肯跟小喜仔去採買了。

南京大學講師的宿舍一共只有兩間房間，爸爸媽媽住一間，原定小喜仔跟京生住一間，可是大學的郭校醫告訴媽媽說小喜仔紅紅的眼睛是痧眼，而痧眼是會傳染的，勸告爸爸媽媽不要讓小喜仔太接近余京生，以免傳染，所以小喜仔只能睡在走廊上，這個走廊是他們白天做飯、吃飯的地方，晚上就把飯桌的椅子拼在一起讓小喜仔睡覺。

爸爸曾經送了一條香煙給郭校醫，希望醫師能把小喜仔的痧眼治好。 

 郭校醫不肯收香煙，告訴余講師說聽說最近發現一種金霉素藥膏可以治痧眼，但不知哪裡可以取得這種藥膏。

「余老師喲，不是我狠心喲，痧眼會傳染的，你們不要有婦人之仁的心腸，反而害了自己。」郭醫師語重心長地勸告余幸福講師。

正在此時，媽媽帶了一個新成立識字班的表格回來,把小喜仔的資料填進去, 替她報名正式参加識字班。

小喜仔每天喜孜孜地穿了她自製的新鞋去認字，不但學會了認識自己的姓名、藉貫、年齡等重要字眼之外，還認識了不少報紙上的中國字，一天到晚開心得不得了。

一年之後，媽媽收到湯山圖書館的聘書, 藉著要到湯山上任, 爸爸可以在南京大學的學校食堂包飯為由, 就把很多帶不走的傢俱，廚房用品以及衣物等都送給小喜子坐船帶回家鄉,又收拾了一些京生穿過的衣服、球鞋給小喜仔的小孩，結算了工資之外又加了一些小錢，把哭哭啼啼的小喜仔送回鄉下去了。

看見小喜仔哭，媽媽跟著擦眼淚，爸爸一再搖頭嘆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啊，咱們中國這麼窮，誰都養不活自己，哪有錢能替傭人治病啊！」

爸爸的話，使得在一旁的小京生自己一個人暗暗哭泣了很久，小小的他想：「什麼時候，咱們中國也能脫貧呢？大家都能吃上飯、治上病呢？」

1948年四月的春天，天氣漸漸暖和起來了，余京生已經12歲，再過兩個月小學就要畢業，個子還不算高,坐公車還可以買半票, 但郤可以記得更多事情了。

記得有一天,放學回家,他手中飛舞著一張考卷，非常興奮的喊道：「媽媽，我這次算術又考了一百分,滿分！」他已經完全知道怎麼會贏得媽媽誇獎了;只要記住老師在課堂中說的每一句話，下課再把作業全部做完,考試就可以得一百分,考試得了滿分,一定會被媽媽誇獎。現在，聰明透頂的他早已掌握其中訣竅了。

這次,媽媽對他的考卷不但沒有反應,反而用很慎重的語氣告訴他:「京兒, 你爸爸打來電報,說時局愈來愈不好,學校已經停課，他要由南京到湯山來接我們母子到上海去。」媽媽那時是湯山圖書館的館長,爸爸在南京大學數學糸做講師。

「電報?媽,什是電報? 」小京生問。

「電報是經由電線傳過來的緊急訊息。」媽媽答道。

果然，當天晚上，爸爸就提了皮箱，風塵僕僕地趕到了。

草草吃過晚飯,一家三口吃完水果,爸媽開始說正事。

「物價波動得這麼利害,我到銀行把手中的法幣全換成了金元券… 。」爸爸壓低了聲音。

「京兒還差两個月就畢業了…。」媽媽的聲音更低。

 「留得青山在, 咱們先留住性命… 。」爸爸無可奈何地說;「秀山，這幾片重要的東西我帶來了。」

在昏暗的燈光下，爸爸很慎重地脫下自己的上衣，原來貼著上身還綁了一個舊布包，打開布包，裡面是幾片發着金光的軟金薄片,以及一個小紙包。

 「這紙包裡裝的是什麼？」媽媽問。

 「昨天,我到新街口去看嬸母，她把她們家路上要帶的的盤尼西林分了一些給我，說這些是美國藥品，因為尚不能量產, 所以是非常難得的珍品，比黃金還要貴重呢。」爸爸回答。

「盤尼西林？太好了,據說是百靈藥，可以殺死細菌，消炎消腫,又名救命仙丹,還是放在你身上由你保管比較安全。」媽媽很慎重地把紙包放回布包,又把布色绑回爸爸的上身, 正色說道;「我這裡有一些非常珍貴的阿斯匹林退燒消炎片,在路上買藥不方便,還是自帶一些比較保險。」

 「反正是她老人家對我們的一片愛心就是了。」爸爸取下眼鏡, 一面擦着鏡片, 一面回答, 然後,把頭凑到媽媽耳邊,壓低了聲音告訴正在仔細再替他穿回上衣的老婆;「嬸母告訴我，說他們是去台灣，不是去重慶。」

 「台灣？台灣不是一個亜熱帶島嶼嗎？你查過地圖嗎？」媽媽嚇了一跳。

「查過，是在廈門的對面的一個小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