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親日作家為拓匪張目？

郭都人

大多數台灣民眾對俄國與蘇聯的歷史十分陌生。他們不知道蔣經國的俄名是尼古拉，也從來沒有聽過托派、托匪。至於蔣經國在蘇聯時，曾因托派罪名，險遭槍斃之說，更是他們聞所未聞。

前幾年，台灣還有優秀女作家，以異常優美的文筆寫出詳實的俄國遊歷記，在《中國時報》連載，十分引人入勝。美中不足的是，「開放」與「改革」原是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兩大政策，卻被相互混淆。

女作家的原文是：於是推動「開放」（perestroika）和「改革」（glasnost）。

其實，perestroika是改革、重建，glasnost才是開放。可見，台灣嚴重缺乏俄文人才，難怪俄國現任總理的姓氏被誤譯成「普丁」，沿用至今。可以斷言的是，如果不趕緊培養熟悉俄國語文、文化、歷史、傳統的稱職專家，又拒絕參考中國大陸的字典辭書，台灣將來一定吃虧。

其實，俄國與台灣的命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以托派為例。

話說托洛茨基（1879-1940）原是蘇聯巨頭，後來流亡國外，最終被斯大林派人刺殺。托派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之人，托匪則是詈辭。按蘇共歷史，托派無論黨內黨外，命運極其悲慘。中共歷史亦然，王實味就是顯例：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這名知名作家，就在延安以「反革命托派奸細」身分，慘遭中共槍斃，事隔四十三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美國有不少托派因此對中共深惡痛絕。不巧的是，美國托派被處決、刺殺的頻率極低，不少美國托派脫離美共之後，大展宏圖，而他們的哲嗣，往往是新保守派的中堅，承襲了父母輩對北京的仇很。

事實上，九一一慘案之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武裝衝突一觸即發，頗令李登輝、李遠哲、陳水扁等一心以為有鴻鵠之將至，原因就是當時剛剛就職的布什總統躊躇滿志，於是「托二代」加以慫恿。九一一慘案發生之後，新保守派見獵心喜，趁機促成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弄巧成拙，消耗美國國力至今。因此，台獨運動陷入了奄奄一息的昏迷狀態，可以說是「托二代」惹的禍， 追源禍始， 當然應該歸咎俄國。

其實，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不知道朱可夫是何許人，遑論崔可夫與布留赫爾。當然，只要掌握東亞現代軍事史的起碼知識，誰也知道這三個人的最高軍銜都是蘇聯元帥。朱可夫指揮諾門罕戰役，布留赫爾（即黃埔建軍、東征、北伐時期的加侖將軍）指揮張鼓鋒戰役，崔可夫則曾任蔣介石的最高軍事顧問，對中國抗戰事業做出重大貢獻。

這三個人都是日本的剋星。他們的功業，可以說都是今天台灣親日分子的悲哀的重要根源。可是，與大多數飽受愚民教育的日本人一般，台灣親日分子從來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不但不檢討關東軍與蘇聯三次交戰的經過，從張鼓峰的戰敗，諾門罕的慘敗，到全面潰敗（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還故意顛倒時空，沉醉在自己創造的「二戰終戰，蘇聯趁機趁機進入中國東北」神話。

他們絲毫不在乎日本在台灣、朝鮮半島的暴虐統治、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大規模屠殺、強姦、擄掠、施放毒氣與病菌、盜竊文物，等等罪行，卻自稱關心被蘇聯關押的日本人的經歷與命運。

不妨再以張姓台灣親日作家為例。他說：

「大量的日僑戰俘成了斯大林的人質，他們被安排從事嚴苛無人道的勞動工作，包括開採煤炭、修建鐵路、森林伐木等，由於日本戰俘服從性高且紀律嚴謹，工作效率比德國戰俘，甚至蘇​​聯工人、囚犯好太多了」，云云。

日僑戰俘非常不幸，真正值得張姓台灣親日作家的同情之淚。但是，天誘其衷，最近在黑龍江方正縣發生的「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牆」事件，卻誘導了網民提供材料，包括日本人的研究結論，證明張姓台灣親日作家的同情、關懷對象，殘暴的關東軍官兵不必說，所謂日本僑民基本上是武裝非法移民，叫做拓匪。他們 在關東軍保護之下，無惡不作。

拓匪與托匪大有分別。在蘇聯控制之下，托匪的存活率等於零。拓匪一旦被繳械，不被白山黑水之間的中國人厲行報復才怪。說到底，幾千萬備受日方凌辱、劫奪的東北人之中，沒有幾個相信「以德報怨」、「中日一衣帶水」之類的廢話。何況，還有幾百萬原籍朝鮮半島的新移民，與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蘇聯扣押拓匪，實在救了他們的性命，可以說，「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將「兗土」改為中國，「操」改為拓匪便妥。

日方慣於忘恩負義，可以擱置不論。可是，為拓匪張目，該當何罪？

作 者 是 旅 居 北 美 的 業 餘 文 化 工 作 者

圖一：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1889-1938）
圖二：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1896-1974）
圖三：瓦西里·伊万諾維奇·崔可夫（1900-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