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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江迅：六四后九大政治思潮 思想界分裂影响中国改革
2015 年 06 月 06 日 「六四」二十六周年，流寓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在香港推出新着《改变中国：六四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潮》，详细阐述六四发生后二十六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毛左派、中共党内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论、儒学治国论、新民主主义，以及强硬对外的新国家主义。中国社会思潮严重撕裂，深刻折射中国今天面临的转型困境。 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该向哪里去，一个人的记忆，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一样，有属于独自的记忆，才能不断成长。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年北京的「六四事件」，过去二十六年了，泥泞不堪的二十六年的路，岁月留下满满回忆，中国社会变迁巨大，中国的思想界也发生颇大变化。 二十六年来，在严峻现实背景下，中国思想界深刻分裂。北京当局二十六年来不愿面对、刻意回避的「六四事件」遗案，所揭示的思想和时代语境，其尖锐性再度逼入人们视野。因「六四」问题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悬而未解，造成中国社会思潮严重撕裂，深刻折射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某种转型困境，如何弥合社会思潮呈现的种种裂痕，如何为年轻一代提供政治思潮探讨的视角，社会共识缺乏的现实，又如何获得积极的超越性思想动力，在在都引起人们思索。 拒绝遗忘，追求真相。一封由海外中国留学生古懿等联署的《「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引发广泛关注。「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五月三十一日，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爱国民主大游行」，「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撑」。六月四日晚上，在香港S BB�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香港学联首度缺席支联会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已退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不赞同支联会的「有民主中国才有民主香港」的说法（支联会则称没说过学生所指的说法），决定另起炉灶，在学校举行主题为「守住香港，毋忘六四」纪念晚会。 在美国纽约，六月二日于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办「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前广州八九学运领袖及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旅美学者及政论家张博树任特邀嘉宾演讲。在西雅图，纪念六四暨民主大学成立一周年大会于六月四日晚上在华盛顿大学举行，天安门民主大学创始人封从德作讲演，报告民主大学成立一年来的活动。在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在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在日本东京……都有类似「六四」二十六周年的纪念活动。 历史记忆，凝聚思想。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前所未有。「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前夕，流寓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在香港推出新着《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溯源书社出版）。此书在世界华文圈政坛引起反响，书中详细阐述六四发生后二十六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种政治思潮，分析诸思潮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或对抗、或交集、或媾和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对民间的影响，勾勒出中国威权主义和晚期极权主义时代知识社会学的完整景观。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到底有多少种，众说纷纭。颇具煽动力的左、右两种极端思潮，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了对中国有序发展的搅局，这两种极端思潮对于推进中国改革而言，并非是福，而是祸。 据张博树归纳，影响当今中国的九大「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毛左派、中共党内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论、儒学治国论、新民主主义，以及强硬对外的新国家主义。 之一：自由主义。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中是指宪政自由主义。核心主题是伸张、保护公民权利，限制、监督公共权力。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普遍适用，且受宪法明确保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当然与此相同，但它却是以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和惨痛经历为基础的。「六四」之变促使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更深入反思党国制度专制本性，中国自由主义的反专制主题有了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和明确目标。近二十多年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是沿着三个互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方面展开的：一，自由知识分子的知识启蒙；二，自由知识分子与公民运动的结合；三，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发展为公开的政治反对派。主要代表人物：贺卫方、秦晖、徐友渔、茅于轼、吴思、章立凡、杨继绳、孙立平、卢跃刚、崔卫平、王力雄、傅国涌等。 之二：新权威主义。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当今中国仍是有影响的政治思潮。新权威主义倡导者赞成中国民主化转型目标，但又认为改革要「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市场化应先于政治民主化；他们特别强调改革要在强有力权威主导下进行。「六四」以来，新权威主义者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更加柔软的身段，希望以自己的主张影响执政当局，但又往往在坚持理想和如何揣摩、取悦、进而影响统治者的策略性选择间左右摇摆。有观点认为，其理论通常不彻底，他们不敢正面面对当今中国极权体制的现实。它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转型主张，新权威主义有不同解读空间。最近，若干主要的新权威主义者也在悄悄修正原来主张，似有向当权者输诚之意。主要代表人物吴稼祥、萧功秦等。 中国新左派有别西方左翼 之三：新左派。中国「新左派」产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和西方左翼的主张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地方更明显。欧美新左派站在穷人立场，抨击资本唯利是图，又不断批评政府，强调政府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中国新左派和欧美左翼不同的是，他们缺乏抨击体制的勇气，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往往绕着走。「六四」后，中国新左派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领域不乏积极创意与主张，但在对中国专制体制的讨论与批判方面却几乎交了白卷。有观点认为，一些新左派学者近年加速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而渐次失去民间独立品格。主要代表人物：汪晖、王绍光等。 之四：毛左派。所谓「毛左派」，首先指那些主张用毛泽东晚年的办法，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社会力量。「六四」后二十多年中国权贵资本迅猛发展、贫富差别急剧扩大，造成越来越多社会不满，这是「毛左派」的主张获得一些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低收入群体拥护的基本背景。长期来，特别是「六四」后，中共禁止民间反思文革，许多深层次问题并未彻底清理，这又是毛左派「回到文革」以解决当下中国症结之说能有一定市场的重要原因。有观点认为，「毛左派」通常是反西方派、反普世价值派，同时又与民粹主义相通，具有蛊惑性。代表人物：甘阳、刘小枫、张宏良、司马南、韩德强、孔庆东等。 之五：中共党内民主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以来，中共体制内涌现一批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推进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虽然大多是离退休官员、学者，却具重大社会影响力。有观点认为，随着这批老人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相继离世，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新极权的形成，中共党内民主派似有式微之势。这一批极有特色的老共产党人，他们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大半生经历证明，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人类光明正道。主要代表人物：李锐、胡绩伟、朱厚泽、杜导正、谢韬、何方、杜光、钟沛璋等。 之六：宪政社会主义。这是「六四」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一种新思潮。鼓吹宪政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各不相同。有的骨子里是普世价值派，只不过使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相对安全的提法。他们多主张用渐进方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在这方面，他们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接近。另有一些鼓吹宪政社会主义的人创造了一堆新名词、新概念，大谈「宪政」却不敢触及党国体制根本，客观形成对一党独裁体制新论证。主要代表人物：胡星斗、王占阳、华炳啸等。 之七：儒学治国论。「六四」以来，中国大陆有一些学人全盘肯定儒学，大力论证儒学应用于改造中国政治结构的可能性，提出如何借助「政治儒学」实施「王道政治」的完整方案和制度设计，比如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儒教政治秩序——「儒教宪政」。还有人主张把儒学和自由主义相结合，则可以视为儒学治国论的一种变体。主要代表人物：蒋庆、秋风等。 之八：回到新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成员多为「红二代」，他们既不认可西方那一套，「反对帝国主义不脸红」，又对党国腐败痛心疾首，对当权者「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严词怒斥。他们「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但又坚称「共产党人不投降」，认为「回到新民主主义」才是中共最佳选择，也是中国出路所在。「六四」后出现的这一思潮成员有张狂一面，也有诚实一面；有改革一面，也有保守一面。有人认为，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却陷入巨大认知分裂。主要代表人物：张木生等。 之九：强势对外的「新国家主义」。这一思潮指「六四」以来在中国繁衍、而近几年迅速升温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病态变异，带有鲜明的反「西方」特征。随着中国崛起，强调中国在世界上应拥有新的地位和使命，重构全球秩序，乃至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引领者。这股思潮最初是一些带有新左派特点的文人和民间愤青的情绪宣泄，近年来却获得一些学界、军界重要人物支持。主要代表人物：刘源、罗援等。 各种政治思潮相互碰撞 所有这些主张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中国，影响中国，乃至改变中国。可见，都是政治性的。作为政治思潮，它们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它们各自之间必然发生碰撞。 五月二十九日，张博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说，一九四九年以来，以中共党专制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其演变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式集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实施期间，最终以这个工程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经过短暂过渡，即一九七六至七八年，中国步入这个演变进程的第二阶段，即邓小平主政时期和邓后的威权主义阶段，那是一九七八至二零一二年。 张博树说，这个时期横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段，期间有重大变化：八十年代的「改革十年」，曾一度有望在体制内打开缺口，却终于被中共老人政治所扼杀；「六四事件」后深陷合法性危机的党国政治统治者一方面拒绝政治民主化，一方面鼓励继续市场化改革，不期然间竟然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这样就为中共党专制的现代专制主义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创造条件。他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习近平式的新集权主义，他开始于二零一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以权力再集中为手段、以实现党国中兴和红色帝国崛起为目标，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 海外知识界进入「现场」 张博树分析认为，海外华人知识界，包括欧美澳和港台地区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大学或智库任教任职的学者，他们研究当代中国的著述不乏精品，但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用中文发表的，或虽用中文写成，但出自港台不同语境，故很难与大陆知识界产生互动；另一个部分就是海外民运圈，这个圈子中同样不乏优秀学者，但由于他们多属于公开反共乃至极端仇共的类型，他们的声音自然被列入党国政府大力封杀的对象，很难进入大陆，进入「现场」，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生态的一部分。另外，毋庸讳言，海外民运圈的朋友流亡数十年，面临种种精神上、生活上的挑战，又远离故土，时间长了，难免产生认知、判断上的隔膜，其坚守精神可嘉，但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贡献却不多，这也是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 □ 亚洲周刊2015年6月14日 第29卷 23期 [转帖]江迅、项惟：专访原中国社科院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中国思想激荡理论交锋背后 2015年 06 月 06 日 张博树流寓美国近三年，长期关注中国的思想交锋。他说，六四后中国经济继续改革，但政治改革停滞，造就了今天权贵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分裂的光谱中趋向自由、民主的一端有助中国推进社会改革。 刚刚在香港出版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一书，由身在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撰写，此书详细阐述「六四」发生后二十六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种政治思潮。张博树自二零一二年秋天流寓美国已近三年，虽离开了中国思想界现场，但他这几年在美国，一路走来始终对中国大陆发生着的风起云涌的思想交锋、思潮碰撞保持高度关注，且笔耕不辍，以自己的学术檄文参与其中。张博树所指的九种政治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毛左派、中共党内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儒学治国论、「回到新民主主义」、强势对外的「新国家主义」。 五月末，亚洲周刊专访现居美国新泽西州的张博树。他说：「『左』或『右』之类的术语，常常引起一些认知混乱。外国人可能搞不懂『新左派』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词在西方完全是另一个意思。那么什么是中国语境中的『左』或『右』？我们又如何界定上述九大政治思潮在当代中国思想场域中的位置？不同的分析框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你写作这部新着的初衷是什么？ 「六四事件」发生至今已二十六年，在这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思想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这样一次巨大的历史震荡，而这种震荡几乎也伴随着中国政治现实的变化而余震未绝，于是产生更大裂变。我的这本书主要梳理了这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九种政治思潮，以思想光谱的分析方法逐一解析。我自己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者，也可以说自己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界的一员，因此这部著作也具有很强的论战性。 你可以跟我们的读者介绍得更详细一些吗？据说，你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就是这些内容？ 其实这本书缘自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的一门课：当代中国九大思潮，英文叫The Nine Thought Trends in China。那是在二零一二年接近年尾我在哥大做访问学者时，黎安友教授向校方推荐开设这门课，用中文讲授，经学校教务部门批准，这门课成为哥大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程，因此我就走上了讲台，开始在哥大的教学生涯，迄今也快三年了。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不少很难得的素材，我自己也颇多感受，于是萌生把它整理成书的想法。 但看了书稿，它完全是一部独立著作，写书与讲课有什么不同？ 这本书并非课堂教学纪录，而确实像你所说，是一部独立著作。课堂教学讲究「中立性」，教师虽然也要谈自己的观点，但首先是向学生介绍「知识」，就本课程而言，就是介绍九大思潮各门各派各自的观点、主张，然后加以适当评论，供学生参考。写书就不同了。在这本书里面，我当然也要介绍当代中国各种政治思潮的基本主张，但评论、分析的部分大大加重了。我毫不客气地对我的同代学者品头评足，而不再有「中立」之类的顾忌。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中的思想立场非常鲜明。 你能举例说说吗？ 举例说吧，我对新左派的汪晖、王绍光，毛左派的张宏良、甘阳、刘小枫，「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张木生，新国家主义的刘源、罗援等这样一些各派头面人物的代表性观点的分析，每一章就是一篇论战性文章。但我的观点又是系统的，大家不难发现在面对各类不同评述对象时，我的立场和方法论原则的一贯性。 六四开枪终止政改势头 新书以「六四」作为你研究政治思潮这一课题的时间节点，你认为八九年「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思潮的形成和推动有何影响？ 在我理解中，「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四」前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文革」结束后，从一九七八年起到一九八九年，这段时间中国人民在反思文革带来的历史伤痛，希望找到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这方面作出很多努力，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但「六四」当时的中共政府强行把学生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和市民要求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了，这样一件事情构成了重大历史转折，它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六四」后，中国经济改革虽然在继续，但「六四」以后重要变化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再运作，而且是在大踏步后退。可以说，六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今天权贵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可以说是「六四」开枪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 这句论断怎么理解，能给读者作些分析吗？ 今天中国社会所最关注的，比如贪官腐败问题、官民矛盾问题，这些说起来，其实都是和「六四」以后中国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上面产生巨大反差的背景之下出现的情况。我之所以要从中国思想界的角度来谈「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也是想凸显这一问题：中国在这段时期的演变，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可以说是「六四」开枪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后果，官方是从来不允许民间进行深刻、自由的讨论的。 中国民主转型的思想博弈 书中所揭示的「六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的影响如何，你怎么看？ 中国民主转型的思想博弈、现实博弈都处于胶着状态，自由知识界与自由主义反对派都苦于没有机会、也都在寻找机会争取那些可资争取的「灰色地带」，思想界的情形基本如此。我同时认为官方体制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要捍卫这个体制的，也有怀疑乃至要解构、瓦解这个体制的。民间同样非铁板一块，心怀良知但又抱有恐惧的恐怕是大多数，这就更需要自由知识界、思想界的努力走在前面来找到突破口。如果说，当局出于一党垄断公权力之私念，排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抵消自由知识界、思想界的影响，那么自由知识界、思想界出于推进中国民主化之公心，则应身体力行，利用一切机会传播自由和宪政民主理念，勇敢地、巧妙地进行思想交锋、理论交锋，坦然面对风云激荡的短兵相接。这才是自由知识界和反对派应有的气度。我相信，分裂的光谱中趋向自由、民主的一端对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推进作用毋庸置疑。 当下香港，在一些年轻人中间出现一股「去中国化」、「逢中必反」的思潮，你怎么看？ 这种想法只是一部分年轻人的认知，有些年轻人思考问题简单化，当看到抗争被打压了，就简单理解为这是「中国」造成的。实际上「中国」是一个笼统概念。在新书里我就强调，必须区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和中国作为「党国」，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党国」是指中国现存的专制政体，是中共垄断公权力的政治体制。而「中国」是我们共有家园，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这个家园有一份共同的爱、共同的眷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把这几层意思区分开的话，他就应该发现，真正应该批评和反对是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去中国化」、「逢中必反」则是把这两者混淆了。 香港年轻人对于「六四」的心结出现一些变化，你怎么看？ 我知道香港年轻人对于「六四」的心结始终很重，我也知道当下情况有了些变化，这和半年多前的「雨伞革命」有关，香港本土化意识比过去强烈，甚至出现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意识。在这个背景下，一些香港年轻人觉得「大陆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了」，当中也包括在大陆发生的「六四」。其实香港未来民主事业的推进，仍是和中国内地的民主化息息相关，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问题解决不了，那么香港自身的真正民主也很难实现。 □ 亚洲周刊2015年6月14日 第29卷 2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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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