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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5/18 07:51:59瀏覽76｜回應0｜推薦0 | |
| [转帖]张博树：夭折的中共党内民主派“零九宣言”
（2015年5月16日 转载) （本文摘自张博树《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该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屋正式出版） 2008年秋到2009年春，在朱厚泽的支持、参与下，我和其他朋友策划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用来纪念胡耀邦逝世及天安门民主运动20周年。我们邀请了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钟沛璋、辛子陵、林京耀、宋以敏、张显扬、杜光、王家典、周成启等12位人士作为作者，每人提供一篇文章，从各个侧面展开“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这个话题的讨论。该书2009年4月在香港首版发行时，《亚洲周刊》用10个版面做了集中报道，BBC也对我（作为该书主编）进行了专访，分两次播出。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在海内外一次成功的“集体亮相”。 但本来还有另一次更直接的“集体亮相”，但未能完成，或说完全走了样。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0月12日，在北京顺风酒楼召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作者聚会、用餐时，李锐和胡绩伟提出在2009年元旦发表一个“宣言”，表达大家对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期待。老人们希望在座的“年轻点的同志”代为起草。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些的朋友责无旁贷地把这个活儿应了下来。 半个月后，我拿出这个“宣言”的初稿，标题暂定为《关于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中国的意见书》。全文约5000字，分13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提出：“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央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做出极大努力，中国的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被视为畏途，长期封冻。各级权力机关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权力与非法利益结盟造成权贵势力的疯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凸显，如今已对党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那么什么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由我们党自己终结这个一党专权的制度，与全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才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意见书（草稿）》就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换、逐步放开言论、放开结社、发展政党政治、推进选举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独立、把解决六四问题提上日程、为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正名、纠正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的错误、军队国家化以及修改宪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作为起草者，我相信这个文本概括了这些“两头真”老共产党人们的真实想法和期待。 但当我把这个文本拿给朱厚泽看时，他却摇了摇头，认为“未必通得过”。果然，我们去胡绩伟家把这个稿子请他过目时，老人家非常认真地做了修改，他认为稿子“主题不对”，主张只写那些中南海“可能接受、也可能改”的部分。后来，这个稿子在杜光那里做了第二次修改，仍然未能通过。再往后的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只听说李锐委托别人又写了一稿，这个稿子最终以《零九上书》的形式在海外《争鸣》杂志发表，但该稿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副摸样。《争鸣》特刊发“编者按”称：“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我所知，即便在这份“上书”上签了名的人，有些也并非出于本心，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代签的。 这件事情似乎说明了，即便是这样一批民主认知已经相对清晰的老共产党人，对于以集体宣言的形式更为彻底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仍然充满了顾虑与忌惮。在这方面，他们好像还没有马宾那样的毛左派共产党人勇敢。如果党内民主派老人们思想再“解放”些，这个“零九宣言”本来是可以和张祖桦、刘晓波倡导起草并公开发布的《零八宪章》交相辉映、同时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是转型中国的遗憾。 附录一： 关于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中国的意见书（代拟稿）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推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已为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所证明。但我们没有适时推进同样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形成新的个人专权，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压制民间的民主化要求，最终导致六四天安门悲剧事件的发生。这是又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央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做出极大努力，中国的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被视为畏途，长期封冻。各级权力机关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权力与非法利益结盟造成权贵势力的疯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凸显，如今已对党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 所有这些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 那么什么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由我们党自己终结这个一党专权的制度，与全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才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 二 自己动手终结自己创造的体制，前提是要完成执政理念的转换。作为老共产党员，我们当然深知做到这一点的艰难。我们这个党长期尊奉列宁的建党理论，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夺取政权后不愿意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抗战期间，我们曾有力地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我们却搞了比国民党厉害得多的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逻辑上的根据只能是把社会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党则作为“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行使执政权。而今，我们党已经事实上放弃了阶级斗争的逻辑，而把自己定位于全民的代表和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既然如此，一党专政已经丧失了它的逻辑上的根据。我们没有理由宣称自己永远拥有执政权，这种权力只能来自体现其真实意愿的亿万选民的定期授予。 从实践方面看，任何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都难免走向腐败、堕落。各国宪政建设的经验早已证明，只有权力可替换，才是对权力最有效的监督！这个道理，我们的几代领导人迟迟不愿意接受，有很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去细论；但历史已经走到今天，时代要求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是改变我们的执政理念的时候了！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治国方针，比之30年前的“四个坚持”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要真正落实这些善良的愿望，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我们的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已经公开承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诸多人类普世价值，为什么不敢畅言中国共产党有勇气推进宪政民主，允许乃至鼓励反对党的存在，在多党和平竞争的框架内接受选民的挑选？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共产党人当年参加革命，就是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什么共产党今天还要坚持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我们党总是讲，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并没有任何私利可图。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行动证明共产党“打天下”并不是为了自己永远“坐天下”，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现代民主政党的角色，与其他政党平等竞争执政权。 如今，台湾已经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当年执政的国民党和蒋经国对此功不可没。民进党曾经战胜国民党执掌台湾的公共权力。经过一轮政党轮替，国民党再次回到执政舞台，民进党重回在野监督的角色。这一切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都是正常的。台湾发生的变化足以令我们深思。在改变自身定位、推动社会转型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视中国国民党人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三 建设宪政民主体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创造条件。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放开言论，鼓励人们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各类公共事务、公共事件发表意见，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这些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在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很恶劣的作用。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中宣部作为党的宣传机构不能在国家政权之上或之外对意识形态和文化事业横加干涉、实施控制，法律并没有赋予党的宣传部门这样的权力。 公共传媒是社会公器，是实现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对各级权力部门实施监督的有力武器。必须保障公共传媒的独立性并用立法形式予以保证。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曾启动中国新闻出版法规的起草工作，可惜后来夭折。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部门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重新启动《中国新闻法》和《中国出版法》的起草、审议工作，使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获得更有效、更具体的法律保障。 四 结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另一要件。我们要建设宪政中国，就必须改变党控制一切的传统思维，允许、鼓励公民成立各种政治性或非政治性团体。 这些年来，中国各地民间自发的非政府组织（NGO）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受制于现存社团管理制度，很多NGO组织无法正式登记注册，合法开展活动。我们主张：民政部应修改目前的社团管理条例，变社团登记批准制为社团登记备案制。我们的政府是为公民服务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以“管理”为名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 五 要建设宪政中国，还要发展政党政治，鼓励各政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问政、议政、参政。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统一战线框架内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传统，但建国后，这个传统逐渐变了味，变成了各民主党派都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成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点缀。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我们主张：改变我党和现存8个民主党派“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不再干预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包括领导人的产生、政纲的制定等），鼓励各民主党派提出独立政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进行深入调查、与各民主党派真诚沟通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的改革时间表。 我们还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参考各国宪政建设的经验，把制定政党法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均有结社、组织政党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通过立法予以保障。 六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就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台湾1950年就实现了乡镇、市县两级民意代表和行政官员的公民直选，1954年实现省议员的公民直选，1994年实现台湾省省长和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的公民直选，1996年实现“总统”的全民直选。相比之下，我们甚至连一个县长还不能由选民直接选举，这实在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汗颜。我们习惯于通过组织手段控制选举进程和选举结果，对近些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涌现的非组织提名候选人往往采取打压的态度。此类做法与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建议：加大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力度，提高公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层级；县一级政府官员应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发达地区也可试行由市民直接选举市长；鼓励更多的独立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的竞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应组织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使中国的选举改革有法可依。 七 司法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司法独立是各国宪政建设的通理，而我党长期以来强调“党管政法”，事实上把党凌驾于国家司法之上，这是不符合宪政的基本精神的，在实践上也产生了大量问题。 我们主张：取消各级党委中的政法委或政法书记设置，党委不能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下一步的目标则是逐步取消各级司法机构中的党组织，并且在未来的政党法中明确，任何政党均不得在司法系统设立自己的基层组织，以保证司法独立。 目前中国司法领域存在的大量问题亦亟待解决。我们的审判、劳改、信访、监狱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很多不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顽症，有些做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耻辱。 八 2009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这个埋藏在我们民族心中巨大的伤痛不能再遮掩下去了。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当年我党实际决策者对六四的定性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决定，是我党和平时期犯下的最严重的历史错误。这个错误不纠正，我们党就无法面对历史，也无法面对未来。 如今，解决六四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建议：党中央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六四平反问题，推翻“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六四事件始末进行独立调查并向全国公布调查结果；以国家名义向六四死难者致哀；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给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抚慰；释放所有与六四有关的仍然在押的人士；撤除六四通缉令，允许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回国探亲、工作、定居，并给他们恢复名誉。 九 与第八条相应，我们认为，中央应该在2009年这个不寻常的年份把平反改革开放以来新产生的各类冤假错案的工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胡耀邦、赵紫阳是我党改革开放时期两位杰出的领导人。胡耀邦主持了我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成百上千万人的冤案得到昭雪，他本人却在1987年被逼辞职，成为开放年代我党历史上新的重大冤案。赵紫阳主张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问题，不赞成戒严，却被指责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软禁长达16年！这种软禁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党章规定，对党员的最严厉处罚是开除党籍）。 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重新审查当年对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问题”的处理，纠正一切不实之词，给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恢复名誉。当年凡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或因六四事件受到处分、遭到迫害的大批共产党员和中国公民，均应得到平反昭雪。 十 我们认为，1999年政府对法轮功信仰组织的取缔，是我党犯下的又一个重大错误。如今，这个错误已经造成严重后果。 宗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党长期以来不尊重公民的这一权利，视独立宗教组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对党的威胁，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良好发展的宗教组织恰恰是社会的稳定剂。尊重并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职责。 我们建议：中央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为法轮功信仰组织正名问题，在适当时候公开承认当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是错误的，并向广大法轮功信众致歉。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独立调查机构，调查法轮功事件的真相并向全国公布。凡因修炼法轮功受到处分甚至迫害的中国公民，均应得到平反昭雪，并获得相应赔偿。这些措施，是消除法轮功组织对政府的敌意、走向民族和解的基础。 十一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为了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现行宪法的修改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认为，中央对宪法修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战略前瞻。宪法修改的根本原则应是：改变现行宪法“党主立宪”的本质，祛除宪法中不合宪政原则的意识形态表述，使宪法真正成为捍卫国民主权和公民权利、建设宪政中国的根本大法。 我们主张取消宪法序言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一切表述。中国共产党的确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下过功勋，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党永远执政的理由。未来的宪政中国应该建设成熟的政党政治，凡符合条件的政党都有资格竞争执政权。宪法不能、也不应该规定由哪一个党“领导”这个国家。 十二 建设宪政中国，还意味着军队要国家化，而不再是党化军队。这也是我们党必须完成的一个认知转变。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党指挥枪”的传统，对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党指挥枪”不适用于宪政时代，因为宪政民主体制内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再拥有控制、“指挥”军队的特权，武装力量只属于国家。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防，对国内政治必须严守中立。 从程序角度考虑，军队国家化的工作在整个中国宪政改革进程中，可以放到稍后些进行，但我们现在就要做相应的认知与组织准备。建议中央对此早做部署。 十三 中国的宪政转型，需要朝野各方的协同努力。这些年来，体制内外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其中不乏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真知灼见。我党应该放弃敌对思维，不能把所有对党和现存制度的批评都视为“敌对势力”的阴谋或者威胁。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政党，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让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比如，中央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可以邀请有代表性的异见人士坐下来深入沟通，听听他们的意见？创造良好、宽松的对话环境，是朝野之间达致相互理解乃至走向合作的基础。中国的宪政改革，不妨就此起步。 以上十三条意见或主张，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老党员在2009年即将来临之际提出的国是建议，供党中央参考，供海内外有识之士讨论。做到这十三条，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始了从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自身转型。我们相信，这种转型是对先贤革命理想的真正继承，是对我党建党宗旨的真正继承，是我们这个党对13亿人民负责的表现。 让我们共同为建设宪政中国而努力！宪政中国万岁！ 签名人： 2008年12月 日 附录二： 《争鸣》特稿︰李锐等老人给中南海的“零九上书” 作者 : 李锐等16人 【《争鸣》杂志编者按】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锦涛同志并政治局各常委同志︰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又值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降和社会矛盾上升的关口，我们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党员细读了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忠心地拥护锦涛同志所号召的"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畏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研读了锦涛同志写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和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经济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口号深得人心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如此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这个思路非常好。温家宝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民主、透明、监督这六个字，体现了十七大提出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决策，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行为准则。上述思路，顺应潮流，合乎民意，我们坚决支持。具体如何操作，我们有如下建议︰ 1，我们非常赞同中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同时十分担心特权和腐败分子乘机自肥，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建议，今后凡关重大的四万亿投入的计划、项目均要严格履行真实有效的民主程序。党内首先要真正实行委员会票决制度，严惩个人独断拍板的第一把手，严禁巧立名目，借机搞政绩工程和滥建楼堂馆所。人大要拥有充分时间，真正审查四万亿元的财政收支。政协和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应全程参与四万亿元开支的决策和使用。 2，与四万亿元有关的重大决策的产生和实施全过程要透明、公开，向所有媒体开放，鼓励并责成媒体追踪报道。绝对禁止封杀和打压媒体的行为。1953年和1988年中央颁布的有关媒体批评报道的规定，应重申有效。其中，有关记者反映任何一级领导人的内参稿件，无须报送被报道本人及有关上级部门，可径直报送中央的规定，应特别加以重申。汶川地震时期，全国媒体全力以赴，公开、透明地报道了党和政府领导的伟大抗震救灾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不屈形象，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宣部在总结2008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时，提出了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等五项经验和透明度决定公信度等三条体会。我们建议，将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规范化制度化，施于长期。目前的经济困难尤甚于地震，必须保障媒体的宽松环境，保护媒体作全公开全透明的报道。这对威慑贪腐、凝聚人心，共度时艰，有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3，增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真正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干预，以保证公正办案。 4，扩大民间各种社会组织发育的空间。汶川救灾。民间慈善组织发挥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重庆出租车停运的劳资纷争，政府居中调解，效果很好。将此类经验推而广之，保护各种民间组织自主发育，引导工人农民有组织地依法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政府为各方提供协商平台，既有助于增加内需，又有利于缓解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还可以减少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提供更高效廉洁地公共服务。这是长治久安之道。我们建议，认真总结重庆和慈善救灾事业的经验，逐步推广。 5，恢复1986年成立的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定期研讨，提出近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进入市场，私用滥用，贪污腐败蔓延，党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遏制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根本性制度极待建立。 6，建议从中央做起改变作风，摒弃官话套话，减少“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之类的话语。同时，建议公交车使用、公费旅行、公费宴请等问题应有进一步改革方案。另外，许多国营企业，尤其金融、电力、电信等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年薪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很是骇人听闻（当年一级干部月薪500元，与最低一级干部工资相差不足十倍。）建议主动减薪，以示与民共度难关。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考虑到中国国情，前进步子太猛，党和国家尚无此承受能力。所以必须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章法地逐步有序推进。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小步推进，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锦涛同志和常委各同志︰30年前，在经济频于崩溃之际，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以大无畏气概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因 而走出危机。30年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民生显著改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国人坚信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好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局势，是30年前所没有的。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那么困难，但我们胜利了。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越是困难越要民主，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我们党一定胜利！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此致 敬礼 冯健、朱厚泽、李锐、李普、杜光、杜导正、吴象、吴明瑜、张思之、何方、钟佩璋、袁鹰、高尚全、彭迪、曾彦修、魏久明 2009 年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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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