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雖然是一個歷史家，但是也是一個文學家。美國的房龍（Hendrik Willem VanLoon））雖然是一個歷史家，也是一個文學家。歷史家若不也是一個文學家，歷史怎麼會動人心弦，令人熱血沸騰的歷史觀點和描述呢？ 

像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湯恩比（Arnold J.Toynbee）這種人，被學院派的歷史家所批評，認為他們缺乏專業。然而像史賓格勒、湯恩比、甚至黃仁宇這種人，才能夠真正地談論大歷史，才能夠真正地從整個歷史的大方向，而負擔起悲天憫人的責任。 

不管他們的觀點是否正確，至少他們不像學院派的歷史家，只會在象牙塔中研究一個十分精緻、卻對這個時代完全無意義的問題，與過去清朝那一些考據學者無異。現代需要更多的歷史家，負擔起針貶國家、社會、甚至時事的責任，而不應該把這個責任交給沒有專業知識的記者。把時事問題交給庸俗的評論家和記者，這樣子會使這個時代更庸俗，更缺乏深度。 

歷史家應該要有濃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以浪漫的文筆鼓舞著社會的知識份子往前邁進，去追求夢想和渴望，去追求新的美好事物和永恆的價值，去追求另外一個文化的創造力，並且在新的時代的各種現象中，尋找它存在的意義和目的。 

夢想的追求，使人感到不虛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