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薪酸」躍上國際新聞，成為對岸媒體的笑柄──慣老闆們「缺乏制衡與競爭」，政府還要挺？看看新加坡怎麼做

這幾年，低薪問題成為一直纏繞台灣且揮之不去的惡夢和陰影，新聞媒體幾乎每週播放相同話題──不知道是為了督促政府的改革，還是洗腦我們的自卑情緒。最令人感嘆的，是它已經變成了國際新聞，還成為對岸媒體大幅報導台灣的笑柄──就像過去我們笑「大陸災胞們廁所沒有門」；現在他們笑「彎彎是個低薪島」。

但是，我真的是笑不出來。

在我看來，大家似乎關切錯了重點，忘記了根本性的問題：立法院再怎麼爭吵，一例一休再怎麼調整，老百姓再怎麼口沫橫飛地大肆狂罵，其實也救不了台灣「慣老闆」們習慣剝削員工薪資、占員工便宜，而自己口袋裡賺的錢，卻一分都不能少的「惡質心態」。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首先，商人們有逐利的本性，虧錢（少賺）的生意沒人想幹。世界各地其實都有「慣老闆」存在，在國外我也見了不少。此外，一家公司本來就會有出資者，高薪的決策者，也會有低薪的勞動者──人是偏心的，誰可以為老闆（出資者）的口袋賺更多錢，誰就越有機會得到較高的待遇，哪怕這多賺來的錢，來自苛扣低薪勞動者的待遇。

但台灣的「慣老闆」們，卻不如其他眾多國家和市場中的企業主，有著足以「制衡」他們的力量──就算基本薪資調高了，他們還是可以「挖東牆補西牆」，苛扣各種福利，把人力成本壓低到和改革前一模一樣；要不，就是給你高一點的薪水，卻用各式名義，要你加更多的班，或是扛更多的業績──結果還是窮忙一場。

而為什麼即使民怨震天，這個「制衡的力量」還是出不來？

這便是以下這篇文章，希望能討論的重點：

沒有多元的競合，哪來蓬勃的市場和合理的待遇？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海外闖蕩」的心得，我想：「選對」池塘釣魚，如今可能比「學會」釣魚來的重要──這是一位前輩啟發我的話。

前面講到台灣低薪問題，來自缺乏制衡「慣老闆」們的力量，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便是來自台灣的人才自己「願意」接受他們給出的條件，與諸如「努力幾年，老闆會看見」、「機會是留給爆肝的人」、「就當作功德」⋯⋯等等謊言。

但這一點從年輕求職者的個人層面來看，還算相對好解決：對於年輕人的職涯規劃而言，就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價值，尋找一個活絡和充滿機會的市場（池塘），不讓自己受限於慣老闆們給的「香蕉級」待遇──現在，已經「看破」這點的台灣年輕人越來越多，這也是近年來年輕人紛紛奔赴海外的原因之一。 

但是，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多數的人民仍然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問題就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它要做的，是「營造出」一個活絡而充滿機會的市場（也就是魚種多元豐富的池塘），好讓多數的人民能夠有辦法從中去比較、選擇。同時「魚種」豐富了，整個市場也才有機會真正繁榮發展，去改變、逆轉目前的局勢，讓人人都有錢賺，形成良性循環。

如果政府能做到這點，也絕對會比去和人民錙銖必較那幾百幾千的月薪差額、幾小時幾天的休假規定，要更加有聲望、得民心的多。

但是，10 幾年、20 年過去了，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任政府，真正把「讓池塘死水變活水」這件事情做好。

台灣先天條件並不差，問題在「排除外來競爭」的心態

要改善問題，得先認清問題：台灣的「薪酸」問題，絕對與「過於封閉」的市場脫不了關係──在遊走他鄉、闖蕩世界後，這種感受尤其深刻。

有人總是說，台灣是「鬼島」，台灣的市場「萎縮」了，有能力的年輕人都「逃到」國外去了⋯⋯大家對台灣有越來越多悲觀的解讀，與高漲的不滿情緒，彼此常處處針鋒相對，卻又對解決現況無能為力。

台灣的條件，真的有這麼糟嗎？依我旅居當地多年的觀察，其實小小的新加坡土地遠比我們小，本地人口和產業條件比台灣更差，老實說（新加坡）國內企業面對外在壓力的脆弱程度，恐怕也不會比台灣好到哪裡去──尤其地貴、水貴、電貴，人力物力都昂貴，一切都要斤斤計較的情形下，各方面的體質簡直比台灣遜色太多了。

但為何新加坡總是在經濟表現上略勝一籌，企業能給出來的薪水也是「國際級水準」，即使經歷了經濟谷底，還是可以很快復甦起來？

我在長期觀察之後得到的答案是──因為新加坡「敢真的開放市場」，「敢將活水引入池塘」，讓不同產業內的本土企業、外商自由競合，適者生存。而企業為了領先競爭者，獲得更高的利潤，自然願意投資更多的成本，用更好的薪水，聘請一流的人才。 

反觀台灣的情況呢？

先說一個真實的小故事：在一個飯局上，幾位專業人士正在暢談某項產品在市場上的分布狀況，而對未來充滿信心時，席間突然話鋒一轉，一位朋友笑咪咪地調侃著問我：「那台灣的市場，什麼時候『開放』呢？」

這一句話道破了台灣現有的難題。但由於答案非我能力所及，當時選擇微笑不語，以免掃了飯局的興。

台灣的市場，表面上看來當然一直都是「開放」的，力拼外資招商，更向來是每一任政府的重要經濟政見之一，但為什麼最後仍沒有產生開放的效益？招商成效更是慘不忍睹？

這個問題，我想問政府官員不會有正確的答案，不如聽聽「外資」自己怎麼說：

Ａ是一個頗負盛名的新加坡專業顧問團隊，他們曾經接受一家全球知名企業的委託，對於在台灣「設點投資」，進行優劣分析，也與將該案於其他東亞國家進行的計畫相比較。

根據Ａ的分析結果，台灣的優勢，不意外的正是台灣的高素質人力，和其「合理」（偏低）的薪資標準：當地（台灣）人事成本不高，即便只給該產業中新加坡從業人員平均薪資的一半，對於台灣來說都已是高薪水準，而且人才的來源穩定性十分足夠。

但劣勢在於──報吿中明確地寫著──台灣對於外資「友善程度不佳」，包括：外匯金流與投資審議等流程，有諸多不確定因素；過多潛在的政治不穩定風險；政府政策缺乏延續性，變動風險高；公務機關效率低落；稅務成本相對當地（台灣）競爭企業偏高（因台灣部分本土業者有政策性減稅），造成不公平競爭等等。

最後，因為綜合評估後認為「弊大於利」，這家企業並未選擇在台灣落腳。

這份評估更絕非特例：真正深入研究過台灣市場的外資企業，其實都有極為類似的結論──即使台灣看似「開放」，但由於本身市場量體小、又與國際市場接軌不足，再加上前述種種「狀況」，台灣如今已經被許多外資機構視為一個「封閉」，甚至「不友善」的市場。相對於鄰近競爭者的不斷進步，如今差距更越拉越大──而這也正是為什麼台灣的經濟，近年總是被形容為「死水一灘」，無法蓬勃發展，更越來越無法流動的原因之一。

台灣低薪問題的來源，矛頭指向的，其實是市場結構失衡，機會不平均，與企業缺乏外來競爭，甚至「劣幣逐良幣」。也因此，只是用政策一味強求企業老闆「佛心來的」為員工加薪，這是不可能的。

沒有錯，很多人會高喊著「保護台灣本土企業」、「別讓外資吃定台灣」，但同時間，我們保護的是誰？犧牲的又是誰呢？──沒有流動沒有競爭的人才市場，台灣的慣老闆永遠有給低薪的理由；沒有流動沒有競爭的內需市場，只會讓本地的財團資方繼續肆無忌憚地，綁架政府的各項政策。

自由而蓬勃發展的市場：積極引路，減少外資摸索，提供最短最快的捷徑

我們再將目光轉回新加坡──沒錯，這裡同樣有著許多問題，更絕非「理想國」。

但至少，在「營造自由而蓬勃發展的市場環境」，「積極吸引外資，創造良性競爭」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的實際作法，十分值得一提：

在新加坡，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在當地市場的蓬勃發展上，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加坡的商業推手。

在辦公室裏，一位與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有過實際接觸經驗的客戶，謙虛地直呼：「哇！連我這樣的小咖，EDB 專員都專程跑來拜訪。他們到底是跑了多少客戶，才拜訪到我這裡的呀！」「而且我感覺他是做足功課才來的，絕不是來瞎呼弄握握手的公務員，他非常了解我公司的產業狀況與所需服務，用心的程度讓人印象深刻！」

這番話，讓我從此開始注意 EDB 的動向──我發現他們對內，大到擔任本地企業的營運方向顧問，小至學校實習生與企業的產學合作、人才養成，都要管理；對外，則是把新加坡本身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像是一個有活力的推銷者、一個積極的引路者，更花長時間去經營、深耕外國企業投資者的「人脈」關係。

同時，為了減少外資「摸索當地情況」的時間，更提供一個最方便快速的單一對話窗口，務求用最短的路徑將他們的資金、資源，「引渡」至新加坡的境內。

新加坡政府更清楚掌握自己國家的特性──它明白「中資」喜歡以新加坡輻射東南亞，開發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市場；「歐美品牌集團」則偏愛以新加坡為（低稅率的）區域總部，將業務拓及東北亞、東南亞，以及澳洲和中東國家。

因此，EBD 等機構，會利用新加坡的地利之便，直接在鄰近國家的首都或大城市設置「辦事處」，並有如企業業務員一樣，積極地媒合當地企業與外資。

他們願意直接或間接地「為人作嫁」，一方面促成他國企業與新加坡本地企業的合作案，二方面也協助轉介、援引各國企業的資源，互補不足。因為新加坡政府深知，不論服務的對象是本地企業或外資，每當幫助了一家企業「打開國際網絡」，就是更鞏固自己區域中心的地位。

而面對來到新加坡設立據點投資的外商，不論是前幾個月的辦公室免費補助、稅務的優惠政策，或甚至直接向外資提供當地的獵頭公司名單等等，一系列靈活有彈性的政策，幾乎快變成外資企業的「一條龍服務」。

為什麼新加坡敢如此「討好外資」？難道不怕國內廠商跳腳？

事實上，這些舉措，都是新加坡政府的「陽謀」：一方面，新加坡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其實多早有「國家主權基金」的股權投資。但政府透過這種「彈性」（可隨時出場）的方式扶持國內企業，既不用過度承擔該企業的成敗，又能引入外資給予競爭的刺激，甚至大玩（主權基金同時投資具潛力的本地與外商）兩手策略。

二方面，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深知「本地企業主」不是它保持「競爭力」的長久來源──新加坡本身的經濟樞紐地位，和在產業、企業中工作的新加坡人，才是。

因此，當不斷引入外資，增加市場的活絡與競爭，本地企業受到威脅，自然會力圖轉型求生，汰弱留強；同行的競爭多，就會在產品和品質上求新求變，企業對人才需求的增加與彼此爭奪，也才會讓新加坡當地薪資水準的成長幅度增加。

然後，國家稅收跟著增加，城市建設能很快速的進行，政府再藉此招來更多的企業與人才，並輻射到鄰近國家，鞏固樞紐地位⋯⋯。在這樣的正循環下，新加坡人有更多「賺錢的機會」、薪水更好、社會福利更佳，又豈會在乎「政府偏袒外資」？

這就是台灣相對薄弱的地方了──我們的政府官員（和選出這些官員的人民），常常被自己的意識形態給框限，乃至過度的承擔「本土企業的成敗」，甚至造成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卻總能綁架政府政策，反而將勞工的權益給犧牲掉了。

把國家形象當成「品牌」健全經營

最後，當一個國家變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品牌」的時候，在「當地人才」和「當地市場」兩方面，都會有很顯著的正面影響力。

先談談人的部分：在我身邊，每個經歷過新加坡職場的專業人士，即使之後換了不同的環境，大多數都很容易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福利更理想的工作，受到重用的機會也很高。

再談談市場：當一個國家變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品牌」的時候，便會「強強相吸」，形成「磁吸效應」──比如說財務健全的國際、區域大型企業（近年尤其以東南亞新興的大型企業為主），並不會因為當地相對東南亞各國為高的「成本」，而阻斷他們進軍新加坡的決心與挑戰的野心──雖然這多少可能有著企業主個人的虛榮心驅使，但與各大區域級、國際級企業比鄰，其「資訊流通」、「金融顧問資源」和「企業形象」的效益，已足以形成足夠的號召力。

是以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扣除當地高昂的營運成本後，多數商人依然有利可圖──這是我在新加坡看見的普遍現象。

新加坡因為有著蓬勃的市場，也為原本同樣邁向高齡化的當地人口，帶來更多外來的「人口紅利」：群聚新加坡的國際企業，聘僱了大量的本地和外籍高階員工──他們對教育水準、休閒娛樂、醫療品質、生活休閒的品味與城市的環境，都有一定標準以上的標準要求，也間接促進了當地服務業的發展與創新。

而即便這些高級員工流動率相當高，常像過客一般來來去去──但永遠都會有新的人進來（包含新的創業公司）。他們的消費力道充足，也滿足了百種行業的市場需求──論內需消費，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度新加坡所能創造的單位產值，並不亞於許多人口大國。

台灣，能不能，或者該不該向新加坡學習呢？

我想，兩地在國情民情、產業結構、社會組成和歷史脈絡，乃至政治制度上，都有顯著的差異。政策的因地制宜而非全盤套用，更是絕對必須的。

但是，從上述新加坡政府的作法中，我們或許仍然可以從中，深刻學習到兩件事情：

第一，與其保守封閉，不如大膽開放、面對競爭。第二，政府與其繼續被本土企業綁架，不如真正找到「台灣本身」與「台灣人才」的品牌定位，積極向世界招手，並且致力將開放競爭產生的實際效益，還利於民。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夏唯盛／Hey, Singaporelah !

夏唯盛（1981-），國立成功大學現代文學研究所畢業。現居赤道之虎新加坡 Lakeside。
學生時代是縱情閱讀、熱愛文學的少女文青，有數篇文學創作散見各大報，為《反思身體：跨領域教學實踐與研究誌要》共同作者。
現在喜愛烘焙療癒心理學，更專注於生活細節、社會文化議題，立志當個海外觀察家分享日誌，如訊息交流站般，為世界、為人們傳遞溫度，希望台灣的未來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