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將是一堆小故事。一堆還不好擺，只好分成幾小堆。

題目有點非主觀故意的“標題黨”，我並不想也沒能力分析論述中美在吃飯問題上的恩怨情仇和趨勢方略。累人的事情我不幹，講講故事最輕鬆。這題目其實是個典故，正來自一個在美台灣人編的故事。

這個台灣人我不認識，只是讀過不少他的小說和散文。他叫周腓力，祖籍四川，是學歷史還是新聞的我記不清了。他原是美軍駐台灣基地的翻譯官，在 1970年代台灣移民潮的時候隨大溜帶著一家去了美國。在美國屢次失業，生活無著，一咬牙拿出全部積蓄開了間服裝店。夫妻倆帶著倆孩子苦苦支撐到生意漸好之後，又買下了旁邊的一家漢堡鋪。

他在台灣時衣食無憂，自在懶散；到美國後終日勞碌，反倒開始擠時間寫東西了。周腓力寫小說小有名氣之後，他的一位朋友寫文章提到過他在漢堡鋪是怎麼幹活的：客人來吃東西他就在鐵板上煎肉餅烙麵包，一旦得點閒，就趕緊抓起筆來寫呀寫。

凡在國外淒慘混過的，都能明白他為什麼這麼拼命寫東西：那種倒苦水的衝動是不可遏制的；更重要的，在那種境遇下，人總要做點什麼有挑戰性又有趣的事情，讓本人覺得自己沒有廢掉，也找點樂子。

周腓力倒苦水的方式挺特別，絕無自傷自憐，反倒毫不留情地調侃自己的困窘，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上，那視角就如同一個沒心沒肺的孩子覺得在地上掙扎的一隻受傷螞蟻極為有趣。周腓力是文科底子，行文反倒隨俗自然而不矯揉造作酸文假醋，這是好功力；更可貴的是他與生俱來的幽默感——四川人嘛， 有人說過，四川話本身就是一種幽默。

他本人及其小說到底如何有趣可觀，從他一篇散文中記述的一件事可略見一斑。他服裝店進了一批中式女棉襖，覺得洋女人會喜歡，沒想到銷路不好；於是他在櫥窗上貼了一條廣告：“你有多大的胸脯，我就有多大的棉襖！”從此店裡見天擠滿了大胸洋婆子們。

我的這個標題，就是抄了周腓力小說《洋飯二吃》。小說中，主人公失業在家愁眉苦臉，正巧一位物理博士朋友也丟了飯碗，於是兩家人聚在一起商量；主人公靈機一動：“不如我們湊錢開家飯館吧？”博士夫婦一拍大腿：“對！美國人不給我們飯吃，我們就給美國人飯吃。”

我準備講的這些故事，也正是我的一些熟人的在美點滴。他們有和我一樣來自大陸的，也有來自台灣的，還有來自香港的；有吃美國人飯的，也有給美國人飯吃的。既然標題源自在美台灣人，就從在美台灣人講起。

二之一、Mike

2000年，我在硅谷一家小公司上班。公司老闆是1980年代初親屬移民來美的東北裔廣州人，在美國讀了大學和碩士，進當時挺紅火的3Com公司做到了什麼Manager，然後拿到了一筆台灣人的風險投資開了這家公司。

公司專為硅谷的硬件生產商提供產品測試方案。我進公司後被分到一個項目組，項目組為一家微波器件公司設計製作產品測試台，就在那家公司就地幹活。我在其中負責寫軟件， 台灣人Mike是電子工程師，司職測試台部件的製作和組裝。另有一位從外邊請來當顧問的洋婆子微波專家Karen，加州大學伯克利的博士，籌劃測試方法。

Mike看上去50歲左右，一副老實巴交的樣子。大陸人見了台灣人，照例都要問問人家祖籍哪裡，Mike回答就是台灣。一開始只知道Mike就是Mike，不知道他姓啥。後來看到了他的名片，姓Hsu。我問他是不是姓蘇？Mike說不是，姓許。

測試微波器件挺麻煩，信號頻率都是GHz級的，普通儀器測不了，要用VNA（Vector Network Analyzer），還要用電腦控制VNA什麼時候加信號和加什麼信號、什麼時候读數據和讀什麼數據，然後計算分析得出結果。項目初期大多是Karen和我在折騰這些，Mike倒沒太多事。

那家微波器件公司挺遠，而Mike從家裡去那公司必經我的住處，所以Mike上班會順路接上我一起。Mike已婚，但無兒無女，下班不用急著回家，要是Karen抓著我開小灶加餐，他就在一邊上網看笑話，要不就和老婆嘮電話，電話接通後的問候總是一句國語：“副總統還好嗎？”——那時陳水扁和呂秀蓮剛當選。我們忙完了，他再搭上我一起回去。

去那公司單程半個來小時，每天就有一個多鐘頭在車上聊天。總的來說，Mike和我滿聊得來，天南海北的很是愉快。可分別來自兩岸，常聊著聊著就聊到台灣的統獨。每到這個時候，我總滿心希望能在Mike身上啟發出一些心向祖國的苗頭，但最後終於意識到自己很天真——Mike對我們祖國的態度是仇視、感覺是恐懼，這可不是我能改變得了的。我想是由於他真的擔憂，每談及可能的戰爭，Mike反倒是一貫地嘴硬，總說“你們共軍的空軍就那麼十來架蘇凱27（俄羅斯戰機Su-27），要打台灣還真不行”云云。我聽了一般顧左右而言它，Mike待我不錯，凡事都照顧我這小老弟，我不願起爭執壞了交情。

有一次Mike又這麼說，我忍不住回了一句：“就台灣這麼個島，大陸要真想打還會打不下來？”Mike呆了一陣，說：“那美國一定會出兵的。”大陸人鑑於慘痛歷史，最聽不得帝國主義軍事干涉，加上我也是年輕氣盛，立刻無名火冒三千丈，衝著Mike嚷嚷：“你以為美國是台灣的爹、會為了兒子拼命呀！”Mike也炸了，啞著嗓子喊：“早著吶！早著呐！就憑你們共軍那些破銅爛鐵！別想啦！”

項目還沒做完，Mike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那年頭找工作太容易了，常常一下就拿到兩、三個offer，都不知道該挑哪個好；你要是能介紹個朋友進公司，還可以拿一份介紹費。泡沫呀！

他要走的時候，我祝Mike前程似錦，Mike說了聲謝謝，我們握了握手。

二之二、單律師

2001年我去了加拿大，9年後又回到了美國。

有些公事涉及法律文書，需要請個律師諮詢辦理。中國人對美國法律挺發怵的，還是找個華人律師好溝通。於是從華人超市弄了一堆中文報紙，有花錢買的也有免費拿的，照著上邊的律師廣告一個個打電話詢價。

聯繫了兩、三個附近的，都挺貴，200到300美金一小時，還都要先交訂金才能詳談（詳談要付錢的），有一位的訂金開價達3000。再往遠一點找找看吧。離我100英里的城市Tampa有位律師姓單，此姓大陸北方並不少見，音“善”。

電話打過去，從聲音不太聽得出年齡籍貫，感覺像三十來歲江浙人。對方報價100美金一小時。價錢便宜，倒把我閃了一下，就把我們想做什麼細說了一遍，問能不能估計一下做完到底要多少錢。單律師說這類文書就算出點小反复500塊也一定封頂，但照我們這麼簡單的情形估計250塊就差不多了……我問到要是星期六或星期天有問題想問他能不能打電話，一般律師週末除非有人進了大牢通常不理的；單律師說：“我跟你說，我在廣告上留的電話就是我的手機，地址就是我家。你有什麼問題隨時可以問”。最後我要了他在州裡的律師註冊號，以便上網查查他的資歷。這是行規。

上網一查，單律師2008年才法律博士畢業拿到本州律師證。沒經驗又不在外邊租辦公室，難怪便宜。我們這案子應該是個律師就能辦，就是他了。於是發了封Email問他可不可以星期六見面商量商量文書具體內容，照100塊一小時付錢。單律師回信約下午5點在Tampa一個麵包店見面，特意註明只喝咖啡不吃飯。

星期六帶著老婆開了2個小時車，到了麵包店先買了咖啡再找了張衝門的台子坐下等。5點鐘一位亞洲人推門進來，瘦瘦的戴著眼鏡，一頭白髮剪得很短，看上去大概有60了。這是單律師嗎？那人和我們對了下眼，徑直走了過來——店裡就我們仨亞洲人。

我們起立寒暄，單律師一臉嚴肅，嘴角往上稍挑了挑。老婆說：“我去給您買杯咖啡，您要什麼樣的？”單律師一把攔住：“我不受這一套！我自己來！”

單律師轉身去買咖啡。我和老婆小眼瞪大眼愣了半天：“他這是客氣？還是職業操守？”

坐下來談公事。單律師的頭腦可不像他的面孔那麼僵硬，我單純敘事，他就能立刻把握其中所牽扯的人情關竅，一點不勞神我再解釋。嘴裡說著手上畫著把整套事情撕捋順溜，又一項項把條款掰扯清楚，我一看表，只用了半個來小時。

這一通交道打下來，發現單律師嚴肅老實得其實十分有趣。我也早聽出他不是江浙口音，而是不太明顯的台灣腔，就問：“單律師是台灣人吧？”老單說是。我又問他在美國多久了，他說1978年就來了。他當時已在台灣讀完了物理碩士（哪個學校我記不清了，只記得他說在新竹，應該是交大或清華），來美國讀博士。可物理博士沒讀下去（什麼原因他沒說），改學商業。畢業後考上了CPA（美國註冊會計師，不好考的），但不願意給別人打工，就自己做上了生意。先開加油站，做了兩年賺不到什麼錢，就轉手了；又開飯館，這次真賠了，關門大吉。我心想給美國人飯吃也落不著什麼好。

老單收起了創業的心，考進了美國郵政局，吃上了半碗皇糧（美國郵局算是半個政府部門）。直到現在，老單仍是郵政局的全職員工。老單說：“我這個年紀，已經不可以沒有這份工作了。郵局待遇不錯，也穩定，退休金更好。”

我奇怪：“那您為什麼又想起考律師了呢？”單律師說當年需要辦移民，一般都要找律師，可他硬是自己給辦下來了；後來想，自己既然有這方面的能力，為什麼不利用起來給自己賺點錢呢？於是開始修法律課程，斷斷續續，到2008年才拿到律師執照。

又問起單律師的家庭。老單有一兒一女，都已讀完書做著份不錯的工作；太太也在郵局工作。我說：“那您一點都不缺錢花呀？為什麼還要這麼辛苦做兼職律師呢？”老單說：“大家都勸我和太太有空就去周遊世界，可我怕人一閒下來身體就不好了。我父親就是，退休後幾年就過世了。”

我趕緊順桿兒爬到了例牌的祖籍問題：“您父親是哪里人？”老單說父親是山東濟南人，國軍老兵，1949年到了台灣。難怪，《隋唐演義》裡的單通單雄信就是位山東好漢。我又問：“大陸還有親戚嗎？”老單說：“父親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濟南，只他一個人去了台灣。後來台灣可以給大陸輾轉寄信了，就照原先的地址給他姐姐寫了封信。後來才知道舊房子早就拆了，信是幾經周折才送到的——中國人辦郵政就是比美國人辦得好！”我心想這可不是中國郵政辦得好，是黨的政策好。

最後又回到公事問題：“單律師您有正常工作，那麼我們要是有事讓您及時處理怎麼辦？”單律師說：“我在郵局的工作是送信。你只要提前一天告訴我，我就可以通知同伴把我的線路包下來，一般都沒問題。”我吃了點驚：“您一個會計師加律師去送信？”老單說郵局早就要給他升職，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管人極不在行，還是自己管自己最自在。“經過這麼多挫折還不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裡，那就沒救了。”

這時已是6點多，我問單律師是不是收一個半小時的錢，老單說收一個小時的。又說：“以後你們不管是打電話還是見面，只要我沒說‘從現在開始要收錢啦’，你們就不用給我準備錢。正式文書我回去準備，多少錢做完了再說。”

最後的結果呢，由於我控制不了的原因，這份文書最終沒讓單律師做。可電話我們卻沒少給單律師打，還又見了一次面。單律師始終沒說過“從現在開始要收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