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縱論／實力乎？ 民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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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6 02:28聯合報 蘇起（台北論壇董事長、政大國發所名譽教授）

因緣際會在國外碰到一位曾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的資深外交人士。我問他，在主席任內什麼事讓他印象最深刻。他毫不猶豫吐出了三個英文字：power、power、power。他還舉了幾個實例說明，在「國家實力」面前，什麼原則、制度、認同、民意等全部靠邊站。

的確，國際政治迥異於國內政治，因為它近乎無政府狀態，既沒有中央政府、也沒有警察、沒有軍隊、沒有必須硬性服從的法律與法院，一切都靠國家各自的實力。

這就是為什麼早有人半開玩笑的說，「如果小國與小國爭執，爭執會消失。如果小國與大國爭執，小國會消失。如果大國與大國爭執，聯合國會消失」。

實力原則的證據可說不勝枚舉。二次世界大戰時，同盟國戰勝法西斯靠的不是制度，而是實力。冷戰美國最終壓倒蘇聯，靠的也不是民主思想，是實力。

一位東南亞資深官員曾公開說，歐盟在與東協談判自貿協定時表示，希望享受與美國一樣的優惠。東協的答覆是，「當然可以，如果你們也派航空母艦來這裡巡邏的話」。

生意人出身的美國總統川普比誰都更清楚實力的重要性。他上任後陸續與多國元首通了電話。他對墨西哥總統聲色俱厲，與澳洲總理話不投機就提前掛斷電話，與法國總統談得很「辛苦」，同意與德國總理年內互訪，最後他送給習近平主席「一個中國」的髮夾彎大禮。上述的大小眼，隱含的不是個別國家的實力差距，是什麼？

奇怪的是，這麼關鍵的普世原則在台灣竟遭強力扭曲。有的政治人物一方面在國內極度重視實力原則，幾乎無時無地不在算計選票，設法擴張自己政黨的實力，打擊對手的實力。但另一方面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卻似乎完全無視實力原則的存在，只強調台灣的民意，動輒端出各式民調數字，要求別人「不要傷了台灣人民的感情」，彷彿只憑「台灣民意」就可以行遍天下無罣礙。

在大眾媒體去國際化的台灣，部分民眾很輕易就接受「民意至上」的論調，真的以為走出台灣也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他們忘了其實各國都有自己的民意。記得幾年前一位美國卸任資深官員在台北演講時，

被問到「如果台灣民意決定台灣要獨立時，美國會怎麼辦？」他當下答覆，「我們美國的民意會告訴你，我們不支持台獨。」這句話非常實在，因為沒有國家有義務一定要尊重別國的民意。

講得更極端一點，如果各國都必須尊重別國民意的話，這個世界就不會有爭執，更不會有戰爭。正因為民意在國際關係裡只做參考用，所以這個世界才充滿了矛盾、衝突、甚至戰爭，也才需要政府間的溝通、折衝、與妥協。

沒有國家可能在對手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情況下，只憑對手的民意，就全盤接受它的立場。這個簡單道理，一般民眾可以不清楚，但擁有大量資訊及執政經驗的政黨與政府卻不應該假裝不知道。

我們更需注意的是，過去允許台灣用近乎「撒嬌」的心態及手法打「民主牌」的國際環境已然轉變。第一，過去幾十年帶頭推廣民主的美國現在轉念只要「美國優先」，大幅降低對民主、人權、自由、認同、自決的關心。

其他西方國家也多忙於自己內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至於非西方的民主國家，根據美國學者統計，已有三分之一捨棄了西方民主，改走更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在各國自掃門前雪的情況下，台灣「民主牌」還有多大市場，實在大有疑問。

第二，既然以本國利益掛帥，勞師動眾遠赴國外的救援行動，就必須斤斤計較。譬如，川普說過好幾次，將來如果要出兵伊拉克以打擊伊斯蘭國，就要占領該國油田「作為補償」。在台海的劇本中，台灣要拿什麼補償給川普的美國？

第三，這十幾年台灣的民主化已被證明是「自由有餘，治理不足」。它的國際吸引力正在快速消退。同時如所周知，台灣的實力也正不斷下降。

面對近期緊繃的國際與兩岸情勢，台灣民心的忐忑不安可說已溢於言表。執政者如果真的愛惜台灣民意，就應該趁此風雨前的寧靜時期，在政策上做出務實的調整，好讓台灣終能趨吉避凶。

（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政大國發所名譽教授）

聯合／一面高呼人權，一面侵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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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6 02:44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蔡英文總統最近的一些作法，讓人感到矛盾。她一面向原住民大談和解，一面卻在社會上搞鬥爭和分裂；一面高唱轉型正義，另一方面又忙著製造白色恐怖氣氛，把若干退休將領打成「賣國賊」。更讓人錯愕的是，她指示調查局制訂《保防工作法》，一舉將台灣推回「保密防諜」的時代，不知她意欲何為？

根據最近出爐的《保防工作法》草案，規定公務機關與國家安全相關企業須設「保防處室」，保防人員只需獲得單位主官書面同意，即可對「嫌疑人」行使調查、調閱、臨檢及查扣。當事人若拒絕調查，最高可處以一百萬元罰鍰；若洩密給中國大陸，至少判刑七年。這些規範，都讓人看到台灣民主倒退的魅影。

對此法案，法界和政界反彈最烈，批評由調查局派出保防員進駐各單位，儼然是昔日「人二」復活。可議之處有幾：

其一，這種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為何隨便交給調查局制訂，並由它執行？

其二，台灣民主的發展，好不容易讓「人二」退位，現在蔡英文竟要將它重新召回，並要擴大到民間企業，這豈非大開民主倒車？

其三，兩岸關係倒退，是因為蔡總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而發；政府不修正自己的作為，卻反而要將惡果轉嫁給人民承受，這不是專制統治是什麼？

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國早已制訂《國家安全法》，扁政府時代又制定了《國家機密保護法》，任何國民出賣國家機秘或違反國家利益，現行法制皆足以規範，有另訂新法的必要嗎？這真是為了國家安全，還是為了方便政府把手伸得更深？至於調查局宣稱訂定此法是為了「強調人權保障和監督」，這種鬼扯，誰會相信？

兩岸關係忽敵忽友，我方要如何防制機密遭到刺探，當然是一大挑戰。馬政府八年間，共破獲五十五起共諜案，或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陳水扁任內，隨其由北市府進入總統府的專委王仁炳，也在政黨輪替後被查獲販售業務機密給中國大陸。

這顯示，擔任共諜絕非藍營「專利」，但只要相關部門盡心負責，在現行法制內並非無法追查。若只是為了遂行政治目的，將「保防」當成鬥爭的工具，則極其可鄙；這與民進黨當年指責之「威權統治」，有何兩樣？

檢視《保防法》草案，最受訾議之處是提供保防人員過度授權，嚴重違反「法官保留」原則。事實上，民國九十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後，連檢察官都無權逕自發動搜索；而今，保防人員卻只需主管同意，便可發動調查、調閱、臨檢及查扣。

這點，堪稱繼黨產會之後，行政權再度凌駕司法權的惡例。如此赤裸裸的擴權，讓人對蔡政府的人權觀感到駭然。

目前我國反情報工作最需補強之處，在對保防作業之可為與不可為建立明確規範，以便各方有所遵循。前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指控副手張顯耀「洩密」，最後台北地檢署卻不起訴，可見目前「保密核管」作業對於機密的定義與核定存在漏洞，才會導致各說各話。

另外應該改進的，則是法律條文與法曹作風如何「對準」的問題，不要隨便「輕輕放下」。

例如，近年落網最大的共諜鎮小江，渡海來台建立多個諜報網，最後只判四年，他面露笑容走出法庭。

再如，退役中將柯政盛身為前海軍副司令，不僅自身洩密，還利用人脈協助共諜發展組織，也僅判一年兩個月。這類問題若不改善，卻一味利用行政權對機關和企業加強控制，除了徒惹反感，效用何在？

因應中共或其他境外勢力的諜報攻勢，政府在保防作為上確有通盤檢討的必要。但如果不加強反情報體系的法制監管，卻縱容行政調查任意擴權，甚至當成打壓政治異己的工具，結果將適得其反。以捍衛國家安全為名、對人權進行侵害的故事，人們還沒看夠嗎？

二審主任檢察官：保防工作法草案 不是人二復辟又是什麼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309367?from=udn-catelistnews_ch2

2017-02-26 22:15聯合報 記者白錫鏗╱即時報導

法務部今天（26日）發表新聞稿，強調保防工作法草案不是使「人二」復辟；台中高分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李慶義今晚強調「如果設保防人員進駐各機關、機構，可以有臨檢留置人及扣押物品的權限，那不是人二復辟，又是什麼？」

法務部發佈新聞稿指出「保防工作草案不是使人二復辟」。

主任檢察官李慶義今晚強調: 「法務部及行政院發言人，對外界所疑慮的，如果沒有明確的說明，是很難讓外界釋疑的」。

法務部的新聞稿如下:

一、為了國家安全與社會利益，各國對於防止洩密造成國家不利社會不安等多訂有反情報工作專法，一方面保障人權，也避免機關濫權。國內保防工作早已摒除過去「人二」、「爪耙仔」作為，但當今執行保防工作之法源上只係保防工作執行要點的行政規則，法律位階過低，乃由負責全國保防工作會報秘書工作的法務部調查局研擬保防工作法制化草案報部，並無上層指示調查局進行所謂「人二」復辟。

二、法務部調查局先前曾辦理保防法制化論壇、委請學者專家赴各機關、民營事業單位及軍高檢共辦理23場次座談並研提草案，再由法務部邀集各相關部會、機關等參與討論，研提「保防工作法」草案報院審查。並無由調查局全盤介入之情。

三、上開草案中有關行政機關之負責保防工作人員究採一條鞭式指派或由各機關指定單位或專責人員為之，本就有待討論；另對特定社會企業團體只擬議其自我建置專責保防人力，並非由調查局指派人員介入，並非本草案首創。

四、法務部鄭重指出，保防工作係為防制外諜所必須，與威權時代之人二所為之政治偵防完全不同，為因應外國及境外敵對勢力的諜報滲透攻勢，確有檢討各層面保防工作之必要。

法務部呼籲各界提出具體可行意見，使我國保防工作在民主法治之基礎下，完善法制，維護國家社會安全。

台中高分檢主任檢察官李慶義說：如果設保防人員進駐各機關機構，可以有留置人及扣押物品的權限，那不是人二復辟，又是什麼。而且更甚以往。以前的人二，只能私下，向上面打小報告，還怕人家知道。

現在的草案，竟然還可以公然留置人及扣押物品，幾乎已到了毫無憲政及法紀的概念。法務部的新聞稿，對是否要設保防人員進駐各機關，以及能否有留置人及扣押物品的權限，都沒有說明立場，如何能夠釋外界之疑。行政程序法有關行政調查的權限，也沒有可以留置人及扣押物品的規定。這已經不是行政調查，而是更甚於刑事調查。

王健壯／在蔡英文脖子上掛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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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6 01:48聯合報 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就在蔡英文總統帶頭領導司法改革的同時，多數人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一場憲政危機，正在悄然形成。

諷刺的是，這場憲政危機都跟蔡英文有關。總統召開的決策協調會議，追討不當黨產的黨產會，總統擔任司改國是會議的召集人，總統指示調查局研擬完成的「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以及立法院即將進行審議的促轉條例，都有違憲之嫌，都是憲政危機的證據。

蔡英文數度跨越憲法紅線，都是以改革為名。追討國民黨黨產，為了轉型正義；召開決策協調會議，為了整合政策治理；領導司法改革，為了讓人民對司法有感；制定保防法，為了強化反情報體制。

但重為善若重為惡，總統不能輕易為惡為非，也不能輕易為善為是。總統推動改革當然是為善，但若是以個人意志凌駕憲法規範的方式去改革，忽略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去改革，就是以對的目的合理化錯的手段，其結果為善等同於為惡。

讓人不解的是，依憲治國是民主治理的基本常識，也是總統的憲法義務，何以蔡英文在改革時無此自覺？

何以她的幕僚不曾提醒她或勸阻她？為何以知識社群為代表的輿論，對她一次又一次跨越憲法紅線都默爾無聲，不曾警告制止，也不曾撻而伐之？

以最近研擬完成正待行政院決議的保防法草案為例。這項草案是調查局奉蔡英文指示研擬，但草案中規定的調查局保防員權力，幾乎與不當黨產條例的黨產會一樣，祇需機關首長書面同意，保防員即可對任何人行使調查、調閱、臨檢與查扣等強制性作為；但這樣的權力，明顯違反法官保留原則，也不符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要求，都是違憲的權力。

就像讓黨產會擁有違憲權力一樣，何以蔡英文竟然又讓調查局擁有同樣的違憲權力？何以她的國安幕僚不曾提醒她，目前已有「國家安全法」與「國家情報工作法」等相關法律，並不需要再制定一個保防專法？

何以她的政治幕僚也不曾告訴她，讓調查局勢力重返政府機關會引發負面社會觀感，以及讓保防員擁有那麼大權力已明顯違憲？

每個總統身邊都有yes man，他們不但奉命為謹，而且經常能先意承旨。但總統若被諾諾之輩包圍，沒人敢違逆她，沒人敢向她說不，其結果必然是愛之適足以害之。蔡英文身邊有許多幕僚，在未進入政府體制前，都是諤諤之士，過去依憲依法批判國民黨政權時都振振有詞，但何以同樣一批人卻讓蔡英文在短短幾個月內就數度跨越憲法紅線，而未有任何作為？

當然，更不可思議的是知識社群的集體噤聲。過去國民黨政府有任何違憲逾法之舉，知識社群必然起而撻伐，

但對蔡英文數度違憲，卻祇有「守護民主平台」這個團體幾次發表聲明，警告蔡政府「祇想強力領導，不管憲政將倒」，並且批評蔡政府是「假民主真霸權」；至於過去那些此起彼落的個別知識分子，卻突然都消聲匿跡了。

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也曾經出現過「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的現象，其結果是扁政府在批判的斷層中日趨沉淪。這段慘痛歷史至今讓人刻骨銘心，以進步價值自期的知識社群，豈能在又一次政黨輪替後，視憲政危機不斷擴大而不發一語？蔡英文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在她脖子上掛鈴鐺。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社論－從昔日蔡主席十問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談起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26000047-260202

兩年多前，那時在野的民進黨召開公民經濟會議，黨主席也就是今天的總統蔡英文，致詞時批評馬政府無法回應人民深切的期待，她問馬政府：為什麼台灣經濟悶到不行、何以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為什麼工作愈來愈難找等十個問題，由於這些問題切中施政核心，外界遂以「蔡英文十問」稱之。

前天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我國近期就業與薪資變化，結果我們去年的實質薪資還是倒退十六年，青年失業率依舊居高不下，而昔日蔡主席成了今日蔡總統，我們不免也要效法一下蔡主席的十問：何以民進黨執政後的經濟比前更悶？何以實質薪資仍然倒退十六年？何以青年失業率較前更高？

我們就此提出以下三點分析：

去年總統選舉之所以會出現政黨輪替，就是國人期待蔡政府能解決台灣的困境，新政府執政即將一年了，以當年蔡主席十問馬政府的標準自省，能不戒慎恐懼嗎？

第二、再來看當年蔡主席十問所提及的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這件事，根據主計總處日前發布的薪資調查報告，去年國人總薪資成長0.62％，是近三年最低，這個微小的增幅根本追不上物價漲幅，因此出現實質薪資負成長0.77％，蔡主席十問的2014年，國人實質薪資尚有2.36％的成長，兩相比較，今日尤苦於當年。

有人或許會說：「我們薪資有成長就好，何必去管什麼實質薪資。」此言差矣，以1981年為例，國人總薪資大幅成長20.7％，但這一年台灣面臨二次石油危機，通膨率高達16.3％，薪資雖領得多，但由於物價變貴，花掉的也多，

顯然，薪資成長兩成是虛胖，必須以物價平減後的實質薪資才能看出民眾購買力的變化，經物價平減後，1981年實質薪資增幅僅3.8％，這才是民眾的真實感受，實質薪資之重要於此可知。

我們以2011年的物價為基期，平減各年薪資可以得出歷年實質薪資的概況，去年實質總薪資46,422元，還不及2000年46,605元，這意思是如今國人薪資所能買到的東西還不如十六年前，這是台灣過去六十年所未曾有的情況，情況之嚴重，不言可喻。

第三、蔡主席當年十問當中也提到工作愈來愈難找，年輕人低薪的困境，而去年就職演說中提及「年輕人」更有九次之多，足見其重視程度，蔡總統在演說中表示：「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處境，年輕人沒有未來則國家必定沒有未來。」

然而，日前就業調查報告顯示，去年20～24歲、25～29歲的青年失業率不降反升至12.62％、6.76％，換言之，政黨輪替後的青年就業並未改善。

我們提出以上三問，並非故意苛責新政府，只是要提醒蔡主席當年在野時的理想，十問背後的理想與經濟藍圖跑到哪了？內閣不能每遇困境就只會把「五加二產業」搬出來搪塞，我們不相信五加二產業是萬靈丹；

事實上，「五加二產業」至今到底創造多少就業、帶來多少投資、有多少產值、產業關聯效果多大，從未有常規統計發布過，如此模糊的產業概念，如此連統計都付之闕如的產業政策，我們還能寄望它解決經濟沉悶、工作難找、薪資倒退十六年的問題嗎？恐怕很難。

今年全球經濟雖有復甦的曙光但仍有許多風險，尤其隨著在川普強調「美國利益至上」的氣氛下，全球保護主義有捲土重來之勢，這一國際局勢的變化，對台灣影響甚深，台灣近半世紀之所以能崛起並躋身亞洲四小龍，皆得力於自由貿易，

一旦保護主義之風吹起，其對台灣的衝擊將是難以想像的。這恐怕不是「五加二產業」就能解決的，屆時實質薪資倒退二十年都有可能。

我們希望台灣在新政府帶領下，經濟更好，薪資能走出下滑的困境。誠如兩年前蔡主席十問馬政府，在未來三年裡，將有更多人也會拿這十個問題來問新政府，更會要求總統兌現就職演說的承諾。

須知，開大會喊口號是解決不了台灣當前問題的，務實檢討五加二產業政策，並隨時檢討修正才是上策，而檢討修正必須有常規統計才行，否則一切皆屬空談。

因此，當務之急是儘速建立五加二產業的常規統計，若連這點都辦不到，那麼所謂的檢討只是吹牛比賽、作文比賽，新政府的產業政策連成功的機會都不存在，三年後勢必又將再次政黨輪替，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盼蔡總統深思之。

(工商時報)

實質薪資倒退 全時工作月均領4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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