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旺中案能夠為我們帶來什麼教訓，倒不是在於NCC的首鼠兩端，也不是在於資本主義機制下的媒體商業併購，而是讓我們再一次確認，不僅是政治層面，就連屬於文化範疇的媒體議題，台灣的知識分子亦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勇氣和智慧。

談到「自我批判」，如果以中國的儒家而言，曾子可說是孔子學生當中，最敢自我批判的一位。在《論語‧學而第一》的第四篇中，如是記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這則語錄的重點，不在曾子所講的三件事，而是因此表現、煥發出來的「自我批判」能力。

與此同時，也就是2500多年前，發明幾何學〈畢式定理〉的古希臘哲學家畢達格拉斯，論其一生未嘗寫過一字，原因在於他認為語言、文字都會變異、扭曲，都不可靠。在他生前講過的諸多名言中，有這麼兩句：

「無論什麼事情都要思而後行，以免犯蠢，因為出諸草率的語言和行為，均是卑劣的特徵。」

「不能克制自己、制約自己行為的人，不能稱之為自由人。」

以是凡進入他在當年南義大利之克羅頓所開設學院的學生，都必須遵守「五年禁語」的規定，學習「自我批判」的精神。

從此，這股西方哲學的中心思想，歷經2500年而不墜，甚至影響到西方藝術與人文的創作思潮，當然也成為西方人民期許、要求政治人物的圭臬。

哪怕是今日當代西哲的卡爾‧波柏爾、薩依德、安伯托‧艾可、曼古埃爾，以及身為大文豪的波赫士、卡爾維諾，或者是葡萄牙甫於2010年過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都一再大聲疾呼，知識分子必須勇於「自我批判」。

但他們可非光在嘴巴嚷嚷的口惠而實不至、能說而不能行，而是劍及履及的付諸行動。

這裡，我們就以19世紀的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例，我在讀高二時就開始接觸其著作，遍讀《卡馬拉助夫兄弟們》、《罪與罰》、《賭徒》、《白癡》、《地下室手記》等小說。

讀了這麼多，實在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作品，都只在「自我批判」，而且是對自己非常嚴厲、非常殘忍的「自我批判」。也正因如此，他的小說藝術得以不朽。

那麼，海明威的小說呢？不管是短篇小說的《尼克的故事》，長篇的《明天太陽總會升起》、《戰地鐘聲》、《戰地春夢》、《不敗者》以及晚年的《老人與海》，嚴格而言，他也是在通過「自我批判」，以期「自我救贖」。

以是可知，西方過去500年的強盛文明，固然日薄崦嵫，但之所以迄至今日仍然不滅或不墜者，原因正在於他們的世世代代總是不乏有識之士，跳出來登高一呼的提醒和警告國人，身為知識分子之一員的「自我批判」，比什麼都要緊。

反觀現在的台灣，不管是政治或媒體文化，我們表現出來的又是如何？你只要稍加用點心思觀察，輕易就會發現，上至台灣的藍綠政治人物，下至媒體人、文化人、文學作家，真可謂幾無勇於自我批判者。

比方說、王健壯、南方朔吧，他們何嘗為自己文章所犯的缺失，認過錯，道過歉的？影響所及，台灣所有的媒體記者、編輯，乃至政論名嘴〈唐湘龍、董智森除外〉不都是如此「以盲引盲」嗎？

再講影藝界的王小棣、吳念真、小野，文化界的鴻鴻、馬世芳，特別是張大春，諸位有見過他們自我批判嗎？沒有，除了黨同伐異外，他們從來不捨得檢討自己，永遠活在自我滿足、相互吹捧的氛圍之中。

至於台灣學界，姑且不提澄社黃國昌在旺中案逃到美國去，這一號言行可鄙的懦夫吧，放眼當今台面上的教授們，不也都在集體混吃等死嗎？

你不敢自我批判，你就會自我懈怠、自我耽溺，有精神搞鬥爭，卻撥不出一點氣力和時間來做自我省察。一個社會，倘若缺乏知識分子自我批判的風氣，這個社會必然務虛而不務實，也必然會淪於邪者當道、惡者橫行的腐敗之地。

如今的台灣，正是如此，其所顯現者也正是當前自命為文化人、媒體人、作家、學者的罪惡。

所以不要對下一代年輕人，講什麼崩世代、悶世代、奔世代，不要侈言為台灣的下一代孩子築夢，先從他們的「自我批判教育」做起吧。

不敢犯錯的寸步不前，不知錯不認錯的害怕「自我批判」，台灣只能永遠長不大，永遠是落後社會。台灣，永遠處於五濁惡世的黑暗無明狀態，到處都是受過教育的野蠻人在抓狂和起乩，例如黃創夏這種名嘴惡棍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