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台灣民眾，在媒體的教導下，幾乎都能琅琅上口「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

但一萬個人卻找不到一個願意探究這句話的本質和真正來源，更不知歐美當代哲人，比如波赫士、薩依德、安伯托‧艾可以及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等，早把「媒體、公益團體、私有資本企業、學術單位」等，都列入民眾必須小心防範的「權力怪獸」。

其中，又以義大利的安伯托‧艾可這位全球著名的記號語言學大師，對於媒體的搖身一變成為洪水猛獸，更是嚴厲撻伐不已，不惜在《倒退的年代》這本書中，將媒體只服膺於財閥、媒體任意「殺人」的恐怖現象，稱之為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的「事實政權」。〈詳見台北皇冠出版社同名中文繁體字版第142頁至147頁〉。

這種「媒體事實政權」，遠比古代的帝王專制、民主時代的獨裁者來得更可怕，因為他們躲在新聞言論自由的防護罩下，沒有哪個民選政府敢予節制和過問，更別說一盤散沙的民眾可以推翻。以是可知，「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並不單指政府而言，而是包括獨掌知識權、話語權、隨意生殺予奪的第四權在內的現代大眾傳播媒體。

可如此來自西方學界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概念，嚴格而言，其實也是一種文化上的「返祖現象」。

因此，上述這句「舶來品諺語」的完整句子，實際是這麼講的──「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誰擁有第一手的資訊或知識，誰就擁有絕對的權力，必須提防他們濫用這一權力」。

一言以蔽之，我們不儘活在「倒退的年代」中，今人的智慧未必遠勝於古人。

談「返祖」，就東方的中國而言，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由於竹簡的不易取得、帛書的價格昂貴，遠非一般農民大眾所能負擔。結果在「市場供需原理」的驅策下，只能讓王室貴族擁有「萬卷在手」的能力，藉由讀書過程的獵取知識和資訊，自然而然形成社會上層階級的特權。

雖然如此，除了秦始皇是個少見的例外，中國古人並未把書本看得有多恐怖。

然則，同時期的古希臘卻是大大不一樣。最明顯者，則是活在西元二世紀的神學家，一直為基督教信仰辯護的克萊蒙特，在自己所寫《斯特羅馬里思篇》的書本中，就揚言：「在書裡暢所欲言，無異是將一把刀劍隨便交給小孩子去耍弄。」〈詳見商務印書館中譯繁體字版《波赫士全集》第二冊第102頁〉

但他這種對書本、知識流通的戒慎恐懼，一則來自柏拉圖的《蒂歐邁篇》和《裴德若篇》的影響，主張文本是不可以隨意分享的，「容或發現宇宙創造者的奧秘，絕不可隨便向人透露」。

另外，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節，不是也這麼說嗎──「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牠踐踏了珍珠，反過來咬你們」？顯然，古希臘這位護持基督教不遺餘力的哲學家是把《聖經》所指的「聖物、珍珠」，解讀為書本和知識，畢竟書本的形成，知識和資訊的取得，在在來自過去經驗的重現、事件發生後記憶的重組。

以是「誰擁有過去，誰就擁有未來」這一概念的指涉，遂成3000年來人類追求物質、精神文明的聖盃，乃至於當今好來塢名導演雷利‧史考特所拍的賣座電影「普羅米修斯」也是以此為出發點。

從神話而言，普羅米修斯所盜取的火，也是古希臘人非常不願意傳遞給庶民大眾的書本，深恐這種來自握有知識的權力一旦被野心家濫用了，後果一定非常可怕。

倘若再就宗教比較學的層次來講，則《舊約聖經‧創世紀》第11章的「巴別塔」記載，不也講出遠古中東地區人民的心聲，太畏懼語言傳遞、散播知識的漫無節制，深恐為人類帶來不可知、難以測度的天大災難？

凡此種種，都為今日的我們指出，書本也罷，有權傳播資訊和知識的媒體也罷，都是一把雙刃劍，一旦不經思辨過程的任意使用了，絕對會給這個國家的社會和人民，導致莫大禍患。

以是從台灣的現況來講，擁有絕對的權力者，早已不是現在的馬政府，反而是蠻橫猖狂的台灣平面電子媒體，以及尾隨、寄生在媒體這一龐然怪獸之下的政論名嘴、文化人、作家和公益團體。

試問，論起他們既不知自律，又拒絕法律約束的心態和行為，能不是「君權神授」的復辟觀念嗎？

更可怕的是，台灣的媒體，沒有哪一家不是自居為中古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了，隨便一篇《壹周刊》的胡亂栽贓，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可以一口咬定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貪污，判決他有罪。可不可怕，恐不恐怖？

但這種令人髮指的媒體罪惡，非自今日始。

其中又以《聯合報》更早在四年前的八八風災，就這樣毫無法令根據的抹黑劉兆玄內閣，以致他蒙冤下台。如今台灣絕大多數的民眾，都知道劉院長慘遭媒體和政論名嘴荼毒，但大家的心情都很無奈，因為沒有任何法律制裁得了這幫洪水猛獸。孰令致之，何以致之？

當知所有的知識和資訊，都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

而活在2500年前的釋迦牟尼佛即已為我們指出，任何智慧的養成，都必須經過「信、解、行、證」四個階段的學習和考驗。缺其一者，即不是正信，更不是可靠的知識和資訊。

拿林益世的例子來講，《聯合報》指控他貪污，要我們「相信」他貪污，就必須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解說」，更別講該報必須做到查證的「行動」，查明林益世是否被誣衊，或者證明確有其事才行。

但請問《聯合報》，在「信、解、行、證」上做到哪一點了？然則，他們就敢公然指控林益世貪污，隨意踐踏政府的公信力、政府高層官員的名譽，乃至林益世此案清白的人格權。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這樣自任為檢察官、法官的恐龍媒體，請問台灣社會能不可怕嗎？有誰不是活在被媒體肆意掠食的環境中？

台灣社會，正活在「媒體裁判所」的大黑暗時代中，令人毛骨悚然。這豈不是媒體擁有絕對的權力，造成媒體絕對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