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緣起

乾隆皇帝曾經與群臣共遊於黃鶴樓上，看到江上點點帆船，往來繁忙穿梭如織，便問左右：「船上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一臣子回奏：「只有兩樣東西，一樣是名，一樣是利。」而昨天的雲這本書的現代作家王鼎鈞先生在序裏，卻說這樣的答案並不周全，船上除了載運名和利之外，還有一樣是情，一樣是義。初看歷史，就像臨江登樓，過眼盡是名利穿梭，有時令人快意拍案，更或者不免引人扼腕感嘆，偶爾深自省惕而一掬借鏡，若得或悟不亦快哉。

唐代詩人崔顥先生有一首七言律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有愁就有思，深思必有得。歷史有如江河，述說的是人的因緣際會，昔人不復而黃鶴既沓，能讓此心踏實的故鄉又在何處呢？見此詩，連「詩仙」李太白先生也自嘆不如，而偏說：「一拳搥碎黃鶴樓，兩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因此，看到呂正理先生的另眼看歷史時，不禁令人直想一睹真章，其實自小喜歡歷史故事，就像作者的流連忘返而頻以回顧，這是一種倘佯在生活及工作的感動之餘，也該是嚮往歷史的因緣裏，滲透著許多生命蘊含的啟發吧。

美國史學家卡爾貝克先生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而中研院王汎森副院長也積極提倡「面向大眾的歷史學」，而這就是因為知識原本就有其社會責任，故而讓大眾普遍瞭解歷史的演進，正是這門學問的意義之所在。另眼看歷史的作者是呂正理先生，出生於台灣桃園的大溪，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化學系及研究所，曾擔任跨國企業之英商卜內門化學公司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以及中國卜內門化學公司的執行董事等，具有諸多實際經營及管理的工作經驗。一九九九年後，則從事企業顧問的工作，並曾參與多家光電和顯示器相關產業及公司的創辦過程。二○○三年又創辦了鼎信顧問公司，專注於協助企業進行諸如策略、管理之變革及組織的再造工程，又曾輔導過光電、精密材料、特殊化學品、積體電路設計及新能源等相關之企業，並協助數件併購案的完成。這樣的一位非歷史學者背景的專業技術及工商業經理人員，令人既好奇又是驚訝，到底是什麼樣充沛的動力，竟能讓作者情願以二年的時間，寫成約九百五十三頁，共分為上、下兩冊，內容涵蓋中、日、韓、臺及周邊世界，而且還要呈現多角交織的歷史鉅著呢？司馬遷先生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說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想來寫史、讀史最大的收穫者，則莫過於此矣。

另眼看歷史的內容具有一種「以淺持博」的特性，作者試圖從研究思想和社會價值觀之演變的視野，剖析歷史運轉的過程和脈動。的確，如此可以讓人快速地掌握相當程度的歷史知識，並且提供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協助讀者建置歷史的完整架構。近半世紀以來，全世界各國重要的大學，都紛紛開辦所謂「工商管理碩士班」的課程。這些課程裏，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從過去企業界曾經發生的經歷，選擇其中的實例來進行個案研究，並藉由討論其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從中汲取借鏡並總結企業的經營之道。作者在自序中也說：「以我個人的看法，比較現代企業的起落和歷史朝代的興衰，其間實在沒有很大的差異。」然而，綜觀東西方文化從來自有差異，企業經營的哲學原本也各不相同。而歷史的詭譎多變及交織紛擾，又何嘗不是由於這樣的差異，以致在各個國家及民族之間，甚至在各種社會與個人之間，其實也就是因為此種交錯及衝擊所產生的結果呢？這種「同中有異，異中求同」的奧妙，正也是許多的歷史情節，之所以令人著迷而又蘊藏趣味的地方。

回首歷史，十一世紀的下半葉，中國北宋的神宗皇帝授命王安石先生，進行號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一場大變法，最後結局卻徹底失敗了。又如十三世紀初，建立空前絕後的蒙古大帝國，其開創者竟然是出身草原上的一位棄兒。如此史實，驚訝之餘，確實令人不免嘆息，終究前人的歷史基業，為何成功而又因何失敗呢？功成為何如此脆弱而難以持久呢？前車之覆為何總不能為後事之鑑呢？撫書深省，在史學家筆下的文字背後，究竟隱含著多少不能說的祕密呢？清代張潮先生的幽夢影論及讀書之趣，曾提到：「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所以歷史不能只看皮毛，若能假借「另眼」推敲其間，果然歷史將會是清末梁啟超先生所說的「河嶽層層團錦簇，華嚴界界有樓臺」，因而其中真正有如一片豐富的沃土，應該蘊含著許多養分，可供後人探究及汲取吧。

衡諸風雲萬變的歷史局勢，改變似乎是唯一的不變，其實這般現象自古中外皆然，只是於今尤烈罷了。近代全球化的趨勢，各地交通運輸往來頻繁，甚至由於網路通訊的便利，國界地域已逐漸成為概念。誰也無法自外於整體局勢的變遷，影響彼此的只是其間的急迫及嚴重性而已，因此為了減低風險及增強生存的競爭力，區域化的聯盟於焉成形。而又為了永續經營及提升談判的籌碼，於是深耕在地化的特色，則是勢在必行的要件。綜覽令人迷惑的歷史事件，似乎人類追求功名利祿的這種聰明才智，若是發揮到了極致，有時卻會讓歷史寫來別無選擇。

無論從事個人、社群或在公私部門所提供的服務，抑或要面對的是與管理眾人之事有關的業務，即使是個人生活、工作、應對及自處，不僅應該念茲在茲地要能懷抱理想，也不該迂腐頑固地無視於現實的挑戰。戰戰兢兢而戒慎恐懼之餘，不得不承認面臨這般複雜多元的現代社會，專業也只是一種模糊的界限。各界間分工合作及跨業聯盟的結果，逐漸造成彼此血脈相連及唇齒相依，進而有牽一髮則足以動全身的密切關係。而人類主演的歷史，分分合合的名利相互傾軋，難免在殘酷的現實之外，也不乏令人動容的情義故事。詩人瘂弦在深淵裏，曾經如此吟誦：「哈利路亞！我們活著。走路、咳嗽、辯論，厚著臉皮占地球的一部分。沒有甚麼現在正在死去，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因此有幸得以另眼看歷史，肯引「再現昨天的雲」為題，一抒淺得。

貳、  多元並陳，客觀求實

「歷史」二字在中國昔稱「史」、「書」、「志」「紀」等用語，在清朝光緒年間為了因應學制的改革，則是從日本移入這樣的名詞，於是約定俗成沿用至今。因此可知，歷史的源流何其複雜多變，相互融合交流又是多麼頻繁如常。要在浩瀚的歷史大海裏展現抽絲剝繭、化繁校訂的功夫，常會讓歷史學家有「中有苦心不能顯，內有調劑難知己」的感嘆。傳統歷史的研究，多是採用民初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所提倡的方法，就是以「古書記載」及「考古發現」的二重證據法來驗證。而現代學者更是應用天文學、氣候學、語言學、遺傳學、人類學及基因圖譜等技術，藉以解決許多過去在傳統考證時所遭遇的歷史難題。而探索歷史的源頭，是否可能化約如英國博物學家兼探險家達爾文的人類的起源和物競天擇呢？

自一八五六年始的一百五十年間，古人類考古學家在尼安德塔人出土後，又陸續發現許多古代的人類化石。而目前被大部份學者承認為最早發現的猿人化石，則是二○○二年在東非查德沙漠中的杜馬伊化石片斷，距今已達七百萬年。因此推測，古代直立猿人在一百八十萬年前逐漸走出東非，而且到達歐亞大陸，分別傳承及繁衍，並演化成現代人類。然而，現代學者卻認為直立猿人在五十萬年前，已發展出一種早期智人，而在約六萬年前的東非，則出現一種跳躍式進化的現代智人。原本的人類族群，禁不起大自然嚴酷的考驗而滅絕，最終被這種智力高、創新力強的現代智人所取代。例如在四萬年前，突然出現的克羅馬儂人，使得原本在歐洲南部及中亞地區生活的尼安德塔人，在二萬八千年前走向滅絕，而今日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北岸的岩洞可能就是尼安德塔人最後的遺跡了。世界各地有一部份的人類，在約一萬三千年前，也就是在上一次的冰河期結束後，便一同進入新石器時代。而部份地區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及黃河，都在距今約四千至五千年前，分別逐漸發展出所謂的「四大文明」，也因此被認為這些現象就是現代智人大躍進的證據。

在殷墟遺址中，發現當時許多龜甲和獸骨上刻有甲骨文。而在殷商及周朝時期，以青銅製造作為祭祀用禮器的鐘、鼎及劍上，也印刻著金文或稱鐘鼎文的字形，這是被留存的許多種文字中最初出現的遺跡。另又從出土的草原青銅文化遺址發現，原本以農業為生的聚落，竟不約而同地逐漸消失，轉而半農半牧，終於成為游牧為主的生活型態。這是因為北方的氣候，在距今四千二百年前，發生了又乾又冷的變遷，且延續達一千年之久。因此農耕生活無以為繼，以致造成匈奴、鮮卑及羌等游牧部族的興起及四處遷徙。

由尚書、詩經、山海經、史記、竹書紀年及各地傳說的記述推論，在遠古的中國，有仰韶、大汶口及河姆渡三大主流文化，分別代表華夏、東夷及苗蠻族，而又各自以黃帝、炎帝及蚩尤為領袖。黃帝打敗炎帝又驅逐蚩尤，因此中國人自比是華夏炎黃子孫，這種只願承認祖先是成功而非失敗者的選擇性說法，全世界各民族皆然。二十世紀英國的歷史學家古立弗先生，研究游牧民族的族譜發現，過去的事實因而可被選擇性的遺忘，或者竄改成統一的版本，其實這就是一種所謂的結構性失憶。又如歷史上的記述，常會因為氣候變化、部族遷徙、地盤爭戰、聯姻同盟、預言徵兆、策謀畫計及輾轉走避等，以致逐漸遺失、毀棄而傳說紛紜。因此，人類族群有時為了爭取更高的生存地位，以至於許多史書記載的歷史事實，可能只是一種歷史的記憶，將其加諸於家譜世系上，藉以攀附主流世冑，以便提高自己的家世地位，並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罷了。因此，本國人民所高唱歌頌的豐功偉業，便常是要由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付出代價。而若要跳脫各自國家之狹隘民族意識的束縛，就要具有如英國世界史綱的作者、科幻小說之父喬治威爾斯所說者，即是「要對於過去的事物，採取一種通觀全局的看法」，且隨作者的記述娓娓道來。

中國的山海經及史記都曾提及箕子朝鮮的歷史，係由於殷商末年紂王無道，而殺害賢臣，乃將箕子關入牢獄。周武王推翻紂王後，釋放箕子，並讓箕子到偏遠的朝鮮，建立箕子王朝，之後歷經將近千年。戰國時代燕國的大將秦開，也曾入侵朝鮮二千里。直到漢朝呂后專政，逼使燕王盧綰投奔匈奴，其部將衛滿則投靠箕子朝鮮的準王，最後竟驅逐準王取而代之，建立了衛氏朝鮮王朝。

而日本的歷史，最早則有中國東周初期的神武天皇，乃至闕史八代的記載。直至中國戰國末期，相傳也可能是從朝鮮或中國的住民移入日本南端的九州，才開始所謂的彌生時代。隨後在秦二世時期，又有徐福的出海到日本，渠也可能藉著當地土著的支持，而在此處建立了新的勢力。

漢武帝好大喜功又窮兵黷武，曾兵分陸水兩路夾攻朝鮮，朝鮮大臣見情勢緊急，竟共同謀殺其國王投降漢軍，衛氏朝鮮於是滅亡。漢朝則將朝鮮劃分為四個郡縣，此後四百年盛衰更替，幾經改朝換代，朝鮮陸續出現高句麗、新羅及百濟等三個部落國。王莽篡漢後，因傲慢與無知引發匈奴叛變，乃強徵朝鮮北方的高句麗人，並誘殺其領袖侯騶，招致高句麗人及其鄰國扶餘也都相繼叛變。東漢光武中興後，對於高句麗及扶餘的外交，則採取懷柔聯姻的政策，日本也受賜倭國金印。然而，其間還傳說，日本神功皇后跨海征伐朝鮮的記載。

曹丕篡漢，高句麗東川王為除去大敵及向曹魏示好之意，便派兵協助司馬懿滅掉遼東王公孫淵。大敵既去，東川王開始挑釁曹魏勢力，於是毋丘儉征伐高句麗，東川王兵敗逃亡。司馬懿政變奪權，又及司馬炎篡魏，乃建立西晉。隨後八王之亂起，又有匈奴劉淵稱帝，開始五胡十六國之局。趁此動亂之際，高句麗的美川王則將西晉在其地所設置的郡縣，逐一消滅。劉曜後來也攻陷長安，西晉於是滅亡。而日本則開始了大和時代。

之後，前燕慕容皝攻陷高句麗的丸都城，前秦苻堅則擊滅了前燕。百濟又攻殺高句麗的故國原王，北魏則擊破後燕。到了東晉，孫恩之亂起，中國無暇東顧，朝鮮的百濟則與倭國聯盟，對抗高句麗與新羅的聯盟陣營。楊堅則篡北周建立隋朝，又滅陳統一中國後，隋文帝曾派兵攻伐高句麗，隋煬帝再度親征，但皆遭受敗仗而還。在此其間，日本的蘇我家族擊滅了物部家族，推古天皇則開始了飛鳥時代。

時至唐朝，日本的蘇我家族被中大兄皇子殺滅之後，開始「大化革新」。朝鮮則發生泉蓋蘇文殺害高句麗王的事件，而唐太宗則征伐高句麗，並與新羅共同擊滅百濟，又在朝鮮白村江之戰大敗日本，再與新羅共同攻滅高句麗，中國於是在朝鮮設置安東都護府，其後則由新羅統一朝鮮。另外，唐朝又擊滅東突厥，而以文成公主和親吐蕃王松贊干布，後來卻在青海被吐蕃擊敗，也在中亞怛羅斯敗於黑衣大食。唐朝安史之亂時，朝鮮新羅也有九十六角干之亂，日本則結束奈良時代，遷都平安京開始平安時代，而藤原家族則於此期間受命為攝政關白，簡稱「攝關」，其位階相當於中國的宰相。

黃巢之亂後，後梁朱溫篡唐開始五代時期，終於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北宋。北宋便分別與遼、西夏等簽訂盟約，宋神宗則以王安石積極變法，但是遭到太后及司馬光等廢黜新政，後來徽、欽二帝被金兵擄走，北宋滅亡。在此期間，日本也歷經了前九年之役、後三年之役、四家骨肉相爭的保元之亂，以及平清盛殺害源氏的平治之亂，其後源氏又殺害平氏，於是開始了鎌倉時代。

蒙古鐵木真因驍勇善戰受推為「成吉思汗」，分別擊破金兵、殺滅西遼國。其後蒙古又打敗朝鮮，與南宋聯合滅金，並經三次西征在新疆建立窩闊台汗國，終於由忽必烈滅了南宋成為元世祖。忽必烈還派兵二次渡海征伐日本，但都遭遇颱風而覆敗。日本卻因討幕運動而造成北條執權滅亡，並於湊川之戰後，開始其南北朝時期。

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將蒙古人趕回大漠，而女真人努爾哈赤卻在建立後金國後，在薩爾滸之戰時大敗明軍，皇太極繼位則攻滅蒙古林丹汗改國號為清。同時，足利義滿將軍統一全國，而在應仁之亂後，開始了日本的戰國時代。而韓國的李成桂則篡位建立李氏朝鮮，還滅掉對馬島的倭寇。日本在織田信長死後，由豐臣秀吉就任關白，並統一日本，且二度揮軍渡海攻打朝鮮，但均被朝鮮水師將領李舜臣及明朝援軍所擊敗，而在關原之戰後，則由德川家康開創江戶幕府時代。在此時期，英國設立了東印度公司，荷蘭則建立巴達維亞殖民地。臺灣的澎湖也有荷蘭兵抵達，顏思齊、鄭芝龍則登陸臺灣的北港，建立海上商業王國，而荷蘭人也登陸安平，西班牙人則佔據臺灣北部。

李自成攻破北京後，明朝於焉滅亡。清兵入關而康熙即位，鄭芝龍於是投降清朝，但其子鄭成功則堅決反清，並於臺南鹿耳門登陸臺灣而駐屯，後來被清朝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所平定。清朝另為平定內亂，又進軍西藏及新疆。中英鴉片戰爭後，太平天國之亂起，華人也開始紛紛向外發展，包括赴美展開掏金熱。日本則因發生黑船事件，引發美國艦隊駛入浦賀港。英法聯軍則攻打北京，英國還在印度派駐總督予以統治，美國則發生南北戰爭。

慈禧、慈安開始垂簾聽政，然而，繼太平天國滅亡後，卻又發生回教民變及捻亂。臺灣則發生牡丹社事件，日軍因而攻陷牡丹社。韓國的大院君，則因廢除書院及實施鎖國政策後，陸續發生法國及美國艦隊入侵韓國的事件。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派員赴歐美各地考察，並積極向外擴張，而於一八七五年佔領琉球。美國在此期間，卻通過排華法案。中法戰爭後，中國則放棄越南宗主權，但是卻在臺灣建省，並由劉銘傳擔任首任巡撫。

中日甲午戰爭後，孫文開始鼓吹革命。清廷則於一八九四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而由日本的兒玉源太郎擔任總督，實際行政則由後藤新平主持。日本同時還在朝鮮進行改革，甚至殺害朝鮮的閔妃，而在一八九七年成立大韓帝國。清朝試圖振作，雖曾百日維新卻告失敗，於是德國佔領了膠州灣，英國則強租威海衛，而俄國更強租了旅順及大連。終於義和團亂起，引發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英軍也入侵了西藏。

日俄戰爭後，日本併吞韓國並設立總督府，在臺灣則完成縱貫鐵路全線通車。清朝因武昌起義被推翻，中國改制開始建立民國。而蒙古則在俄國協助下獨立。歐戰爆發，日本對德宣戰，卻在中國的山東登陸。俄國的白俄和赤俄，則發生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百業蕭條，全球各地共產黨紛紛成立。德國希特勒掌權後，歐戰再次爆發。日本則在各殖民地推動「皇民化」運動，並且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引發美國在長崎及廣島投擲原子彈，因此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韓國則在美、蘇扶植下分治南、北，而於韓戰結束後，簽訂板門店協議，各自成為南、北韓。臺灣回歸中國後，因國共內戰加劇，國民政府終於播遷來臺。回顧歷史過程，各國間的曲折糾纏及紛紛擾擾，令人不禁感嘆治亂竟是如此交錯複雜。

參、  互動解析，審慎評核

人類為了聚求生存，抑或想要保有既得權力，甚至爭取更大的利益，因而衍生出各種思想、宗教及價值觀，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墨家，以及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等，而其各自的起源、發展、演變、傳播及衝突，乃至其在政治社會的歷史軌跡，對於各國的興衰，都分別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但凡人的一言一行，除了來自先天的性格之外，無不受到其當代之思想潮流及社會價值觀的重大影響。而古代哲人，例如創立拜火教的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及希臘的蘇格拉底，當時也正都處於各國林立，且思想奔騰、百花齊放的世界。更有趣的是，這些哲人的出現，前後均不曾超過二百年。總之，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一個戰爭頻繁的動盪年代。在工商經濟的層面，卻是開放而自由發展的時代。而從思想、學術及文化的觀點，更是百家爭鳴的燦爛時期。例如協助越王句踐復國的范蠡，就是經商成為鉅富的陶朱公。又如後世經營事業，必提到的祖師爺白圭，其座右銘則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逆勢操作，還認為經營事業就要像伊尹、太公望能運用謀略，更要如孫子、吳起的用兵，又要像商鞅的變法，除了要有智慧，能隨機應變之外，還要夠膽識，能迅速決斷。也要存心仁厚，能有所為有所不為。更要意志堅定，能持續貫徹到底。而只有能具備這些特質者，才能擅長其所謂的「經商之術」。

在君主帝王時期，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都要爭相延攬人才，藉以力圖改革其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等各方面的政策及制度。例如秦始皇統一天下，採取的是「焚書坑儒」的愚民政策。而西漢初年，文、景帝則傾向黃老的「無為而治」。然而，漢武帝即位時，年輕有大志，為了有利於國家的統治，以及避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乃採取儒生董仲舒的建議。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朝百官也為了逢迎武帝，而未敢表示異議。但是渠所主張的是天尊地卑、天人相應、三綱五常的新儒學，臣子只能無條件地效忠皇帝。另又設計了五經博士，並置太學，且從其中拔擢官吏，於是天下臣民盡皆儒生矣。漢武帝實施的其實是「陽儒陰法」的統治術，亦即思想上尊崇儒家，在施政上卻以法家的刑名、法術，用以建立權威。又因為只能依大自然的祥瑞及災異，藉以表徵皇帝的得失，所以陰陽家便利用儒家天人相應及五行的理論形成讖緯學，就是假託各種神靈異相及預言吉凶，用以協助合理化其政權。

隋文帝為了改革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貴族世襲制度，便開始實施科舉考試制度。到了唐朝，甚至有了以儒家經典編纂所謂五經正義的標準題綱，於是唐太宗便露骨的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但是唐朝的科舉考試，並不是唯一的仕進之途，另也能藉由世襲的祖蔭而出仕為官。所以，各自不同出身背景所產生的派別矛盾，因而引發隨後持續不斷的黨爭。又因藩鎮跋扈及武人勢力崛起，甚至到了五代十國時，明經科錄取者，幾乎都是由沒讀過書的武人子弟所壟斷。有鑑於此，宋朝時，則因而採取重文輕武的政策。從此，皇帝必親臨殿試，宰相則無不進士出身。在此期間，士大夫紛紛以國家社會為己任，於是造就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然而，戰時，卻形成無可用之兵的窘境，於是剽悍的蒙古人乃創建元朝取而代之。但元朝時，卻因嚴重的歧視及錄取不公，造成漢人仕進不易，於是知識分子轉而潛心文學，所以元曲、小說等反而成就不凡。

佛教則是在東漢明帝時，由蔡愔前赴西域訪求佛法返國，並邀得大月氏的迦葉摩騰、竺法蘭來華，且以白馬馱回佛像及經卷。其後，乃在洛陽興建了白馬寺，作為供奉佛像及宣揚佛法之用，因而才傳入中國。唐朝以後，其勢力快速膨脹，甚至超越了原本的道教。然而，無論在中國、韓國及日本的發展，儒家與佛教的關係，都是具有既相拒、又相成的複雜因緣。例如，佛教表面的鋪張浪費、不勞而獲及倡導迷信的現象，當時早已引發儒家的不滿。而「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卻因上呈諫迎佛骨表而遭唐憲宗貶抑潮州。但是，佛教在中國的境遇，竟曾遭受所謂「三武一宗」的四次滅佛事件。因此，部分的有德高僧及禪宗，則漸從出世走向入世作為，並開始倡導修行也要關懷時事，主張儒、佛旨意本就相通，都是教化人民遷善遠惡的道理。渠本身也都精研儒學，又都對古文頗多博覽及專擅，因而備受士林敬重。例如，智圓和尚的擷採禮記中庸，認為其意與大乘佛教龍樹菩薩所謂的中道者，都是一樣在講究心性之法。又如契嵩和尚，為化解各方敵意，更委婉地與拒斥佛教的士大夫殷切懇談。因此，北宋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等儒家學者及政治家，也都願意兼容並蓄。然而，遵奉周敦頤為師、主張「出淤泥而不染」、強調思想純正及重視人格養成者，甚而結合孟子性善說，並且創立性理之學的程顥及程頤，則堅持排佛立場。因此，造成儒、佛二者的衝突，甚至引發新、舊儒家各學派的分裂對立。明清的封建帝王，偏偏又為了統治之便，而刻意加以扭曲，儒家遂漸漸轉變成宗教化，許多非人道的作法，如鼓勵貞節牌坊、不合理的家法、愚忠及愚孝等等，因此盡皆備受批評。

古朝鮮的原始信仰，則是薩滿教。薩滿是通古斯語，表示「巫師」的意思，渠認為天地間，包含所有大自然的萬事萬物，皆有靈魂。包括在亞洲北方的蒙古、女真的祖先崇拜以及日本的神道等均皆屬之。這些信仰除了名稱外，其實其中意旨並無不同。西元第四世紀，高句麗的小獸林王與前秦的苻堅結盟，而渠為了全面改革而引進許多中國的文化及制度，並在該國國都創建太學，藉以教導儒家思想。同時，高僧順道法師也攜帶佛經及佛像，開始在高句麗建造寺廟，於是乃為韓國佛教之始。另外，百濟則是由天竺高僧摩羅難陀從東晉傳入者，而百濟聖王又將佛教介紹傳到日本。但是，在新羅的佛教，則要等到真興王時才獲得推展及興盛。新羅另又設立了「花郎道」，作為教授儒家思想、禮儀規範等的教育機構。因此，造就了其統一朝鮮三國的基礎。

之後，唐高祖李淵釋放拘留在中國的高句麗俘虜，高句麗的榮留王則因感念李淵的這種德政，便由於其與創立道教的太上老君李耳同姓，於是將道教引進高句麗，所以佛、道二教在當地從此分庭抗禮。李成桂開創朝鮮王朝後，大部分的國王多是秉持「崇儒抑佛」的政策，但儒家在朝鮮吸收中國的性理之學後，卻也分裂為各種學派而相互爭論不休。

日本與百濟大約是在西元第四世紀末締結盟約，佛教則是在當時藉由百濟聖王將釋迦佛金銅像及佛經送給欽明天皇，因而才開始正式傳入日本。禮佛的蘇我大臣與信奉神道國教的物部大臣之間，從此便為了權力的舊恨新仇，於是鬥爭得更為慘烈。後來日本發生瘟疫的流行，物部一派趁機將之歸罪於蘇我家族的信佛所致。當時，天皇也不想擔負責任，所以同意物部的建議，因而大肆毀佛燒經。其後，為了新天皇繼承問題，厩戶王子與蘇我家族聯盟，殺盡物部家族，才在大阪地方建造四大天王寺，憑以還願及興顯佛教。依據日本書紀記載，百濟早在西元五一三年時，武寧王便派送五經博士段陽爾到達日本，這就是儒家學術傳入之始。從推古天皇起，日本共派出五次遣隋使及十九次遣唐使，用以學習佛法、儒學、天文、地理、曆法及技術等，導致其思想、文化、政治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鉅大的變化，因而造成使蘇我家族覆滅的結果，孝德天皇也才開始推動所謂的「大化革新」。

佛教在傳入初期，多是屬於各國貴族的宗教信仰，但是許多天災、戰爭、饑荒及動亂，使得人民生活深陷水深火熱的痛苦。所以日本從平安時代末期開始，許多能體察民情的高僧紛紛創立新的宗派，藉以安撫人心及普渡眾生，主要者合稱為「鎌昌六大新佛教」。嵯峨天皇時的空海和尚，立志弘法廣佈全民，並設立「綜藝種智院」，不分僧俗貴賤均皆廣收，而且還延聘師尊講授各種儒、道、釋等學問，由此開創了日本的平民教育之始。

基督教原是羅馬帝國的國教，在唐朝傳入中國時則稱為景教，但卻被指為邪教異端，因而一度遭受禁止傳教。直到明朝時，天主教耶穌會的利瑪竇，才又開始傳收教徒。後來為了祭祖祭孔問題之爭，卻只能轉為地下活動。朝鮮的基督教，也是因祭祖祭孔的問題而被禁止。在日本的基督教，也因當局懷疑其野心而被禁止宣傳。而這三國實施禁教的同時，也實施了鎖國的政策，因而嚴重阻礙了這些國家進步的可能契機。

肆、  深層探究，借鏡歷史

唐太宗曾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由於國家的興亡與當代領導人物的得失互為因果，若要借鏡歷史的典範或殷鑑，則要分析歸納歷史事件發生的微證、遠因、近跡、結果及其後續的影響。而類似的歷史事件之所以重複發生，則又常是根源於某些特定的思想及價值觀所導致的後果。三國演義開宗明義地寫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總結了歷史當中，接續有如宿命般大分裂和大一統的循環過程。綜覽歷史的動亂，尤其在改朝換代之際，無可避免的暴政、爭戰、遷徙、劫掠、燒殺、強姦及破壞等人禍，以及隨伴發生的地震、水災、乾旱、蝗害、饑荒及瘟疫等天災，無一不造成生靈塗炭、慘絕人寰的浩劫，因而每次人口的死亡數目，總是要以千萬計。現代學者金觀濤及劉青峰二位先生，針對中國的歷代王朝，研究其崩潰的種種原因。而在政府體系中，發現其官僚機構及人員的膨脹和腐化，以及在農村的土地發生兼併的情形，均皆甚為普遍及嚴重。所以推論歸納的結果，認為就是因為這樣的「無組織力量」，累積達到國家及社會已無法承受的地步所致。並藉由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所謂「任何事物，最終都要從有序走向無序」，用以解釋宏觀的歷史現象。換言之，人類社會資源的正常分布，應該呈現分散而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現象。若在一個社會裏，各別成員的能力不均，而又放任其追求利益，則必然會因人類貪婪的天性使然，也就是無論渠手段是否為法理上的正當，抑或透過貪污、兼併、巧取或豪奪等方法，總會造成讓資源或利益過度集中在少數人的結果。以至於該社會系統的熵值，也就是其混亂的程度便會大幅降低，這種現象也許會存在一時，但卻無法持久。自然有一股修正的力量，會引導整個系統回歸自然的分配。甚而言之，這種不公不義、貧富不均的寡佔情況愈為嚴重，表示其熵值就越低，修正的力量也將愈大，因而引起大動亂所導致的大浩劫也就愈可怕。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消長過程中，也同樣得到類似的驗證。

近一世紀以來，歐美的歷史學家和氣候專家，開始研究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問題。進而發現在中、日、韓的歷史過程中，溯自第九世紀唐朝末年的黃巢之亂，以至於經歷第十九世紀清朝的太平天國及捻亂時期為止，這三國所發生動亂的年代，前後時期的間距都相差不遠。因而推斷這種類似的歷史脈動，其關鍵在於華北所謂乾冷氣候的週期性變化。也就是由於此種寒冷的氣候變遷，所以會造成該地區的食物短缺，也因此會影響其戰爭的頻率及規模。而香港大學章典教授及其團隊，則由年氣溫平均降低攝氏○‧三度到○‧五度，便會在其後十到三十年間，發生大動亂的事實予以推測，長期的氣候變遷可能就是戰爭循環發作的因素之一。然而，同時也能發現，一個卓越的執政團隊，若能時時以良善的國家治理為念，縱然天災頻仍，總會心懷悲憫並且迅速採取行動，從而使人民儘快脫離苦難，因此便能有效避免或延緩動亂的爆發。反之，暴虐無能的政府，不必恰逢氣候異常，也依然難逃覆滅的命運，例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便是如此。審視中、日、韓三國所在的緯度差不多，地理的位置也相近。所以比較其氣候的變遷，以及各朝代執政者的所作所為，則該歷史的因果關係，確實昭然若揭。

一九八○年後的地球暖化問題，雖然年平均氣溫在○‧六到○‧八度之間不斷上升，卻已因豪雨、洪水、乾旱、熱浪及超級颶風等天災，造成人民許多生命及經濟的嚴重損失，甚至因而引發一九九四年非洲盧安達，以及二○○三年蘇丹達佛的種族大屠殺事件。一九八五年英國專門研究非洲問題的學者迪瓦爾先生，曾經在回教游牧部族裏，訪問一位既老、又病和幾近全盲的阿拉伯長老，渠說明在達佛地區的肥沃土壤，已漸漸被砂礫覆蓋成沙漠的情形，並且提及在其有生之年，這是從未見過的乾旱現象。農人與牧人各守家園而且互不侵犯的規矩，恐怕要遭受破壞了。這景象，讓他有如世界末日降臨般的恐懼。二十年後，迪瓦爾先生赫然發現，領導阿拉伯武裝民兵大屠殺而被列為頭號戰犯者，正是當年那位回教長老的兒子，上一代的恐懼已然化為下一代的瘋狂行動矣。

國家滅亡的原因，也和其大小、強弱有關。然而，歸結其根本原因，主要者為政治腐敗、內部分裂，繼承人問題及外患等因素之一或其組合所致。雖然，將來世界要如何變化難以確定，無論制度會是君主專政或是民主政治，也不論是要採用共產思想或憑藉資本主義的方法，相信國家興亡的根本原因，並不會因制度或意識形態的相異而有所不同。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利益價值觀，正是各式政治腐敗的源頭。而意識形態之「只論立場，不問是非」的惡性競爭，則與所謂的「內部分裂」又有何異呢？在這種氛圍下，真正賢能的人，還能持續以熱情服務公眾嗎？而有野心的政客，則公然以分沾利益煽惑選民，並藉以盜竊國家權力的行為，又會有何困難呢？因此這類被選舉出來的國家「繼承人」問題，現代民主國家的每位國民都有責任慎選之，才能讓民主的成果得以永續發展。

有心為民服務的繼承人，又應如何應對自處呢？北宋神宗有心奮發圖強，又擁有諸多曠世奇才，而且聚在同一朝廷報效國家，為何終究會以難堪收場呢？其關鍵就在於主其事的新黨王安石，以及舊黨司馬光的存心與態度所致。王安石曾引用唐朝禪宗雪峰大師的話：「這老子嘗為眾生作什麼？」憑以自我期許，而其人格與操守也備受推崇，但是渠不僅沒有耐性爭取司馬光的支持，反而極力抵制及阻擋反對新政者在朝為官的機會，當權者竟會如此器量狹小，而且不能努力化阻力為助力，故而與其說王安石被清流所排斥，毋寧說他是先自我選擇了孤立之路。近代歷史學家錢穆說：「王安石最大的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在改革之初，既已失去人和，又引進小人及下藥不對症，加之執行偏差，失敗只能是必然的結果。而曾在資治通鑑條列出千百個歷史教訓的司馬光，卻不能明白自己其實也有不能就事論事及偏狹固執的缺點。因此，渠在掌權後就將新黨黨人一律視為奸惡，一切新政盡皆罷除，即令同黨派的蘇軾等人看到如此惡鬥，也因而不禁要搖頭歎息不已。在四十年間，新、舊法的惡質黨爭，竟有六次政策急轉彎的擺盪，政府和人民歷經如此頻繁而又全面的改革鉅變，不只沉疴無法解決，整個國家命脈也嚴重受創因而僅剩奄奄一息，於是區區女真興起，竟毫無招架之力而難逃亡國的命運了。

莊子‧天下篇曾提及所謂的「內聖外王」的內涵，意謂內心要具備聖人的思想和修養，一旦出任執事則要實施王道及惠民，其實這也是孔孟以降，所有儒者的最高理想標竿。但是自古以來，文人學者常要堅持門戶之見，強調思想純粹而容不下其他異見者，若舉證歷史篇章則是經常多如牛毛而不乏其例。因此，日本江戶時代的大儒荻生徂徠曾說：「以明善惡而將先王的領域縮小，以爭論正邪來把孔子的教導範圍縮小，此皆是儒者之罪。」宋孝宗也曾在調和三教時說道：「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此等多元價值觀，確實足以供人自省惕勵矣。

伍、  總結

歷史的進程有如白雲蒼狗般變幻無常，而若能以另外一種視野，讓昨天的雲再現之際，我們便可從多元並陳而又客觀求實的歷史記載中，感受到歷史學家永不枯竭的智慧及毅力。而在歷史的源頭裏，更體會到其所溯及的脈絡，竟是那般地浩瀚且多姿。其中所展現的生命經驗，又是如此令人讚嘆地精彩及繽紛。細數中、日、韓、臺及周邊世界間複雜的分分合合，既交織紛陳又治亂循環不已的歷程，更是讓人不禁感嘆且深受震撼。在各國互動對應的時刻，作者也試圖解析各種思想及宗教，以及這些理念對於當時政治及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並審慎評核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乃至於其後對於當代及後續情勢的影響。進而從更深的層面，憑以探究及分析這些國家的動亂、興亡及變革之軌跡，用以借鏡穿梭於歷史舞台上的人物、思想及價值觀。清朝末年的梁啟超先生在新中國未來記裏，曾準確地預言將來帝制的退場以及民國的創立，這必然是由於能夠存心如此積極、主動，而又具有極大熱誠及使命感的知識分子，才能從複雜多變的歷史軌跡中仔細地抽絲剝繭，因而得以預測推演出來的寶貴結論。相信面對將來更為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時，我們也能同樣地從歷史經驗中領悟，並汲取諸多有效力而得以求善避禍的啟示。

呂正理先生能以成吉思汗的成功之道，對比於現代企業的組織及變革，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並提及組織是否能有效運作的關鍵因素，包括有組織的目的、目標或任務應該明確地定義，人力資源的質與量應能支持組織的發展，組織的結構及責任區分應該嚴謹明確，報酬制度應該公平、公正以及足以激發士氣，資訊及決策的流程應該正確、迅速，以及組織文化應該可靠而鮮明。唐太宗也曾感嘆地說：「創業艱難，守成不易。」換句話說，在企業和國家的經營過程中，都會面臨時空條件改變，或階段性的任務或目標必須修正，且要能適時調整推動與其相對應的變革措施，才能保持其持續地興盛及發展。然而，若要實施變革則難免遭受阻力，而化解阻力的過程，正是領導智慧的具體展現，能化阻力為助力才是變革真正能夠成功的關鍵。否則，不僅可能造成經營的危機，甚至還會因此引發整體組織或國家的分裂及敗亡。

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漢書·酈食其傳也道：「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因此，歷代農業的興衰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層面極為廣大，而賢明睿智的領導者則無不予以重視及謹慎規劃。日新月異的現代文明，帶動了這般快速進步的科技應用，竟然會因此來不及防患其所衍生的禍害，而環境的破壞所引發的諸如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資源耗竭、水土污染及食品安全等問題，都已迫在眉睫。聯合國糧農組織早已作出預測，世界糧食的生產供應，即將逐漸趨於高度不穩定的狀況。也警覺到因缺糧而導致飢餓的人口分布，若逐漸無止境地攀升時，將威脅到國際社會的安全與和平。因此，必須及時而妥適地因應，且要積極展開各種未雨綢繆的措施。然而，世界各國卻為了維持高度的經濟競爭力，誰也不願意延緩腳步。反而，由於恐怕因此便會任人宰制，使得這種情勢惡化的程度更為險峻。難道蘇丹回教長老的恐懼，終究是人類宿命中難以避免的不歸路嗎？

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黃宗羲先生，在明夷待訪錄中有一篇原君的文章，提及「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然後呢？「後之為人君者不然」，於是「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所以漢高祖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在自明本志令裏也說明了想要還權柄給國家而不可得的處境，說道：「…一旦無法掌控武力，不止我自己將立刻遭難，連子孫的安危都會成為問題，國家也將又再一次地傾覆。因此我無法為了虛名而置身於現實的禍害之中…」，這樣的心態，或許就是歷史上恩怨情仇的因果，之所以會持續循環不斷地發生，但卻又偏偏執迷難返的根本原因吧。紅樓夢曹雪芹先生的好了歌吟唱：「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自古將相今何在？荒塚一坏草沒了。」試問有為者怎能不戒慎恐懼呢？且揭引睿智如李密菴先生的半半歌：「一半還之天地，讓將一半人間，半思後代與桑田，半想閻王怎見？」而共勉之。

總而言之，身處高度不確定的年代，回顧紛紛擾擾的歷史史實，也許難免有唐朝陳子昂先生在登幽州臺歌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嘆，或者也有韓昌黎先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坎坷波折，更難免「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躊躇徬徨。然而，所幸另眼看歷史卻能從另一種宏觀的角度，開啟了我們一軒明亮的視野。當我們透過歷史，看盡人類因貪婪、野心、虛榮、享受及慾望而追求名利的情節，其汲汲營營於所顯現的盡是諸多外王之功。是否也該能夠適時地展現智慧，以大情大義的內聖修養，謹慎而勇敢地逆轉人類的這場大浩劫呢？古有明訓：「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老子也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野，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不妨仔細思量，且提引西漢大儒董仲舒的當頭棒喝：「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更曾說：「我們已經在這塵世上活下去，就必須把哲學由天堂帶到地上來！」若珍惜地球上生於斯而長於斯的芸芸眾生，則要憑藉這種「堅忍弘毅，知其不可而為」的精神，且讓我們以歷史為鑑，一起共同努力逐一克服所面臨的困難險阻，並且懷抱這般真實、寬容、同情的人生觀，豁達樂觀地攜手邁向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