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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8 22:33:17瀏覽4376|回應4|推薦10 | |
在談完60年代保送大學制度的廢除過程之後,本來想接下去探討60年代各高中保送科系的分配,剛好宅豬老兄提到「大學多到爆」這個現象,因此決定先來談「廣設大學」這個問題。 十幾年前的「廣設大學」可說是以失敗收場。但是大學升學問題的改善並不是90年代才開始討論的,「孔維寧事件」後沒多久,就有人對當時高等教育的升學制度提出檢討,包括廢除聯考、升學機會放寬等。 到底60年代的人又是怎麼看待高等教育、大學升學這一環的?在何凡為文呼籲「保送不當廢止」後沒幾天,1967年4月18日,《聯合報》就有一篇「落落長」的讀者投書,提出了對大學升學改革的看法。「礙於篇幅」,我只摘錄「增加大學錄取名額」這部分── 我個人平素主張:政府應盡其力之所能,以提高國民知識水準,所以我認為進入大專的國民,多一個總比少一個好,在這樣的認識下,我對於方便任何國民進入大專修讀,都持同情之感,但運用這樣方便不能使國民意識政府對之有厚薄之感;更不能使政府自立考制,自破壞之,據說現在台灣公私立大專學校,已有百所之數,每所大專學校,每年平均以收三百新生為標準,則可容三萬上進之青年,統計每年報名大專聯考的人數,不過五萬人,再加夜間部的容量,其餘兩萬人亦可幸獲上進的機會,國立台灣大學現已有九千餘學生,據常識推算,有近萬學生的大學,每年日夜間部可添收四分之一的新生,當無問題,現在與台大有相近規模的大學,在官立中有中興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及師範大學,私立的亦有兩三個頗具規模的大學,每年都能收兩千左右新生,我願建議教育當局,試倣美國辦法,令凡持有高中文憑的有志上進青年,憑其三年高中成績,分別向公私立大專學院申請許可入學,成績直線甲的學生,將被第一流大專學校所選收,成績甲多於乙的學生,將被第二流大專學校所選收,就是成績最差的,勉強擴大各大專學校的收容量,亦必各有其上進之所,以完成其大學教育這樣能夠作到,則可廢止大專聯考,因加分所遭遇的責難,可一掃而空,我甚盼望教育當局,鼓起任重致遠的精神,創造這樣新的史頁。 有意思吧!如果將這份讀者投書的日期略過不提,文章的論述幾乎就像是90年代的教改宣言。 但是,同樣是「增加大學錄取機會」,為什麼90年代的「廣設大學」會以失敗收場?「60年代所提出的構思」不會有同樣的問題嗎?這裡牽涉到了幾個主客觀條件的差異── 首先,當時的大專院校主要是給高中生報考的,而當年全台高中錄取率不到五成(如果要以同年齡層的就學情形來算的話,比例還會更低)。另外,高職部分的升學管道主要為大專而非大學(雖然有少部分學生能憑藉他的實力錄取師大、政大,不過畢竟是少數)。但是大專的招生數量有限,而且還要面臨高中生的競爭,而不像現在以專為高職量身訂作的「統測」作為科大的入學管道。因此,縱始當年大專院校「錄取百分百」,真正能就讀大專院校的比例仍然不會很高。 而在招生方面,60年代的構想並不是要增加學校數量,而是透過既有學校的「增班」來達成目標(當時大學的「班級數量」可是有規定的,現在的情形我就不曉得了)。然而後來的「廣設大學」卻是想辦法增加大學數量,而些新設的學校大多是由五專升格、改制而成,「一流專科變三流大學」不說,國中畢業生也失去了好的五專可供選擇。 除此之外,「廣設大學」的結果,不但大學的數量增加了,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的成長幅度更是驚人。這種結果講好聽一點是讓高職學生也有升學的機會,但是「高等教育錄取百分百」可不是只有高中生會受影響了──這樣的結果使得高中職學生通通「非念大學不可」(不管是科大還是一般大學)。 當然不管是60年代還是90年代,大學招生名額的增加都無可避免要面臨一項挑戰:文憑主義的迷思。如果大學錄取機會在60年代就獲得提升,沒考上高中便「矮人一截」的「階級區分」很可能提前發生。 但是高學歷真的比較「有用」嗎?根據青輔會所做的調查,發現文、法、商、農科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需要輔導的竟然高達三分之二,而請求輔導的人,有超過四成希望進入公家機關,而且大多數希望在北部工作。 ( 圖片出處:黑色蛋塔──研究生求生手冊 ) 這份數據是不是超像現代社會的寫照?但是很抱歉這不是今年的資料,而是該會針對1966年大學畢業生所做的調查報告。 ( 有圖有真相,這份統計資料來自《教育與文化》358、359期 ) 也許你會說唉呀這是冷門科系、文組生才有的問題,我念的是理工科,這不干我的事吧。 但是別忘了產業變遷是很快速,我們難以掌握的。中國海專不就是個例子嗎?郭台銘畢業的時候是北區前幾志願,郭台銘畢業後十年卻變成沒有人要念。更別說如果碰到「二次金融海嘯」、「第三次世界大戰」等風暴的時候,再怎麼樣亮麗的文憑都是無法作為倚靠的。 (資料來源:《民國檔案》,2009年第2期。這份資料是民國三十六年行政院面臨大、中學生失業問題時所擬定的「解決辦法」。但是別忘了,當時升學、受教育可不像現在這麼普遍的。套句李敖的說法,「一個中學生後面跟著一千個文盲」。然而在抗日、內戰等大環境底下,學歷再高又有何用武之地?) 要如何扭轉這個現象呢?坦白說我並沒有答案。當然更「精確」的來說,答案「說起來」並不困難,但是非常主觀──「大學生滿街跑」並不是「提高基本學歷」的藉口,我們只需要問一個問題:職場上的這些工作是否一定要「高學歷」才應付得來呢? 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常看到企業主一面在媒體上抱怨「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不符合『業界需求』」,但是用人的時候又比誰都重視學歷。這種正著說反著說自相矛盾的說都不會有人質疑,天底下哪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了一種聲音,告訴我們「再高的學歷不如一張證照在手」,將我們從「高學歷」的時代帶往「高學歷多證照」的時代。因為不但「高學歷」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市面上大大小小的證照卻有十之八九是不值錢的。 就我來看,現在年輕人需要的,不是文憑、也非證照,而是一個機會。 嚴長壽,基隆中學畢業,28歲當上美國運通臺灣區總經理。 郭台銘,中國海專畢業,在海運公司上班一年後就創立了「鴻海」。 他們不用憑著高學歷、或是顯赫的家世背景就能成功,因為時代給了他們機會。一個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機會。 但是,新一代的社會,又給年輕人多少這樣的機會呢? 後記:我要修正一下我的說法,當年理工科畢業的可能也不見得那麼好混,唉。 ( 這是李家同杯杯說的,不是我說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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