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五四運動九十週年紀念(I)--失落的權威

接下來我們所要談的議題，就是五四運動的核心價值：「全盤西化」

就如同錢穆先生的感嘆，「當時已屆學絕道喪之際，根本就拿不出所謂『中學』來」，這個困境就成為了「全盤西化」論述的基調。

第一類的說法就是所謂的「線性史觀」。根據線性史觀的概念，歷史是一條「從原始文明到進步的直線」。由於這套「公例」的存在，人類的歷程即可分成特定的「階段」，在進化的歷程中亦然。其變化有一定的次序、不可跳躍。此外，由於對西方國家的嚮往，學者認為西方發展歷程是世界的「公例」、普世的歷程。認為只要循西方的「公例」前進，中國也可以成為富國強兵的國家。

反對這種歷史思維的人則認為這種思維模糊了中國歷史的「性質」，遂與支持者產生中國與西方究竟為「性質」或「程度」差異的論辯。錢穆即認為中西文化演進為「性質」的不同，不應以「程度」的差異來論斷。

胡適的觀點則是「線性史觀」的變種，雖然他也肯定中西文化的差異與「本國本位」的存在(關於本國本位的部分，在文章後段會加以討論)，然而面對西洋文明，他還是主張「優勝劣敗」、「西方文明是優於東方文明的」。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中，他認為東西文化「原來不過是進步程度的不同，後來時日久遠，就變為兩種不同的文化了。」「東西文化之成敗，就是看他們能夠脫離中古時代那種傳統思想到什麼程度，西方文化解脫中古文化之羈絆，可說是成功最大的；至於現代印度的文化，可說還是中古文化。在此兩極端之中，其它東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此外，在時代的演進上，胡適則全盤接受了「線性史觀」的思維。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中，他主張「器具構成文化」，將人類文化紀元劃分為火的使用、農業發明、文字、印刷術、(中古時期世界各大宗教)、以至於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他還說：

文化之進步就基於器具之進步。所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鋼鐵時代、機電時代等，都是說明文化發展之各時期。各文化之地域發展也與歷史的發展差不多。東西文化的區別，就在於所用的器具不同。近兩百年來西方之進步遠勝於東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發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戰勝自然。至於東方雖然在古代發明了一些東西，然而沒有繼續努力，以故仍在落後的手工業時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機械與電器了。

然而根據王汎森先生〈近代中國的線性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對「線性史觀」的評析，這兩類線性史觀皆存在幾個共通的問題：其一就是排他性，只專注於「主軸」發展，常常會忽略了還有其他各色事項、多元的存在。而過於注重階段性的結果，也常忽略了歷史可能是進退交雜的現象。

至於近年在全盤西化的論述上，歷史學家唐德剛的「中國轉型史觀」則極具代表性。

在唐德剛先生《晚清七十年》書中提到，大凡人類歷史皆可分為「轉型期」與「定型期」兩個階段。所謂「轉型」的定義為：由某種社會模式轉入另一社會模式，亦有量變(改良)與質變(改制)、文改(變法)與武改(革命)之區別。這種轉型是透過「必然」和「偶然」的千百中基因組合而成，並非「單線」發展出來的一種「歷史的必然」；而這種轉變程序由於牽涉各項相關事物，也是要經過是百年的時間才能安定下來。

這種「轉型」的起因，根據唐德剛的觀點，乃是一個文化面臨崩潰時，人心思變的結果。換言之，亦可說「衰世文化就要變，優勢文化則不變」。

中國五千年來經歷戰國時期與清末民初兩次「轉型期」，前者是「自發性的」、「起於社會內部的」；後者是「被迫的」、「受外力影響的」。戰國時期的轉型是封建制度崩潰的結果，而因為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封建制度崩解後，並未像西方一般發展成小邦林立、重商主義的文化；相對的，則發展出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體系與維持體系運作的「文官制度」。前者為「社會強於國家」，而中國的「國家強於社會」之運作模式則恰為其反面。是故同樣的「重農輕商」政策，漢武帝和美國的傑佛遜的施行結果會完全相反，原因就在於此。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在中國也就無從產生了。

上述這種制度其實不見得比西洋的「社會強於國家」來的差，因為在社會強於國家的體系下，權力如果被濫用，則全民皆成暴君專政的個體對象，就像盧梭的名言：「暴君之前，人人平等」。傳統中國雖然是「中央集權」的制度，但在層層節制的統治系統，縱使高層出現了一位暴君，他想透過層層金字塔奴役人民亦頗不易，因為暴君出現，首先須破壞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統治機器亦告失靈。是故權力金字塔底層的百姓，亦能自得其「乞丐民主」之樂。這種「健康之不自由」實比「無節制自由」來得好多了。

但是「時運不濟」，中國國運衰竭的時期，恰好碰上「歐洲擴張主義」的極盛時期，因此1842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便成為「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的讓位史。唐氏認為，五四運動之後，已經不是「應否西化」而是「如何西化」與「選擇哪樣西化」的問題。直到千百年不變的「定型」發展出來，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已失去的優勢、向現有西方文明做反彈。

以線性史觀的標準來檢視唐德剛的「轉型期」，可知唐氏的轉型思想部份帶有錢穆「中西文化演進性質差異」 的觀點，其「近代被迫轉型」的觀點與錢穆亦頗為類似 ，與近代線性史觀「以西方發展為依歸」有顯著的差異。然而「衰世文化就要變，優勢文化則不變」這種「優勝劣敗」的觀點以至於「全盤西化」的論述，仍帶有「線性史觀」的思維。

只是根據唐德剛先生的觀點推論又會出現一個問題：是否清末中西文化衝突，中國全盤皆輸的結果，皆可歸責於「時運不濟」使然？這種「時運不濟」是否為中國須接受「全盤西化」的必然？是否中西文化衝突發生於康雍乾盛世，中國就不需要接受「轉型」的過程？

「全盤西化」的另一個危機，在王汎森先生〈近代中國的線性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中就有提及：由於標準是由西方提供的，西方主流思潮改變，則使中國讀書人失去方向。唐德剛先生也認同，在中國選擇全盤西化之時，恰逢歐洲文明的分裂，胡適選擇了杜威、陳獨秀選擇了列寧；孫文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前，採取的是美國模式，二次革命後漸趨獨裁，最後走向「以俄為師」。啟蒙後的中國，也就此出現分裂的狀態。

當然相對的，根據上文所提林毓生的主張，把外國東西當權威會「變成口號」、產生所謂「形式主義的謬誤」，那「全盤西化」是否就沒有這個必要？若以此觀之，「中體西用」所衍伸出來的問題並不會較「全盤西化」來的好解決，因為「全盤西化」僅止於單純的引進西方的東西，而「中體西用」卻還有「體」「用」之辨，而兩者皆有產生「形式主義的謬誤」的可能 。因此所衍伸出來的怪論述也在所多有，《李敖大全集》第三冊〈文化論戰丹火錄〉中就有相關記載，例如柳浪《拾貝集》所謂「西方人不用碗喝湯」、「西式坐式馬桶不如中式(蹲式)抽水便池」等。

【意思就是說，在「馬桶」的選擇上，這些人屁股比大腦還「先進」，旨在諷刺柳浪的「西式坐式馬桶不如中式(蹲式)抽水便池」(文字出處：《李敖快意恩仇錄》)】

對此，胡適提出所謂「本位文化」的概念，他認為：

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

簡言之，既然文化各方面的變動有一定之限度，所要做的只是「儘量將外來文化引進」就夠了。留存什麼、揚棄什麼，自然而然就會有所發展，並不在胡適等人的探討範圍。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全盤西化的「全盤」定義為何，實非全盤西化應爭論的重點所在。過去做中西文化論戰的太把焦點侷限在這個地方打轉了。

當時「全盤西化」被「傳統捍衛者」攻擊最力者，就在於「全盤」這個字眼，因為若強調「全盤」，則必為「百分之百」之意，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此種爭論就失去其原意了。

為避免爭論，胡適建議以「充分世界化」作為「全盤西化」的代替，他打個比方：一個人穿著中國的衣衫、用西式鋼筆、寫國字談西化，究竟「全盤西化」有百分之幾，已不生問題。認為這些詞語不過是應用上的便利而已 。然而胡適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充分世界化」的「充分」並未明確定義的情況下，怎樣的程度才叫做「全盤西化」又變成「各說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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