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越來越多台灣年輕人投入新創事業，各大學的創業中心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而從美國引進的創投、IPO等籌資方式，就連大學生也能琅琅上口。然而日前一項德國研究顯示，培育獨角獸企業——像是過去的FB、現在的Uber、Airbnb——的土壤，並不利於孕育製造業的隱形冠軍。

2018年8月，德國奧格斯堡大學的Eric E. Lehman等學者觀察各國產業發展時發現，隱形冠軍與獨角獸企業的分布環境差異甚大——英美偏好獨角獸，而以德國為首的歐陸地區則較容易出現隱形冠軍。

Lehman等人認為，從獨角獸企業與隱形冠軍在全球極度不均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在一個國家，獨角獸與隱形冠軍的發展似乎是「非此即彼」，兩者難以互補。由此觀之，中小企業出口導向的台灣，在現有產業發展模式下，如果過度強調「創造獨角獸」，很可能會損及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中小企業基礎。

為什麼美國與德國的企業經營會有這麼大的差異？追根究柢就會發現，自1960年代開始，美國便走向了與歐陸截然不同的道路。

新自由主義的矽谷模式：學習是你家的事

若將知識技能做概括性區分，可分為一般技能與特殊技能。前者指的是在不同公司、行業都有其價值的技能(如會計知識)，後者往往是出了這間公司，在其他行業就派不上用場的技能(如操作特定儀器的技能)。

1960年代，Gary Stanley Becker與Milton Friedman等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學者相信「公司為員工培訓提供資源的作法並不理性」，而如果從公共投資獲得的人力資本報酬無法留在社會大眾手中，那麼人力資源的投資成本應該由個人負擔。

受到這些學者的影響，美國花在職業教育的公共支出占比大幅下降。矽谷圈的公司選址考量是看它們與史丹佛、柏克萊等大學有多近，而員工也不願投入公司專屬技能，寧可投資一般技能以增加「跳槽」的機會。

這種自由放任的文化促成了獨角獸的發展：首先，新創公司的誕生往往源自於工程師對自家公司應用、培育新技術方式的不滿。其次，隨著程式設計從少數公司的特定知識拓展為一般知識，新世代的知識技能都是透過觀察同伴，或是看Youtube等線上資源取得。而由於產業相關技能並非特定公司獨有，不但員工跳槽是家常便飯，一間公司的成功方程式也容易被「複製貼上」。舉例而言，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公司，便是矽谷網路公司的「山寨版」。

除此之外，由於獨角獸企業的利基，是根據客戶需求，將自家商業模式的規模擴大，由此可見，「隱形冠軍」概念發想者Hermann Simon的主張——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應協助顧客提高生產力，在矽谷根本沒有市場。Visual Capitalist今年5月的調查也指出，超過八成的獨角獸公司都是服務業。

德國模式：學校與公司雙重投資 造就頂尖技藝的沃土

在美國大砍公共教育預算的同時，歐陸等國則是加大了公共教育的投資。除此之外，14世紀開始存在於的「行會」制度，使得歐陸等國將特定行業的人力資源視為一種戰略優勢。也因此，以德國為首的歐陸國家多採學校與公司的「雙學徒制」：由學校傳授理論知識與一般技能、公司教導特殊技能。

在這套人力資源體系下，雖然公司參加學徒制與否取決於公司意願，但由於學徒要通過官方的職業相關考試，因此如果公司要參與學徒制的計畫，就要遵守官方標準並保證培訓品質。

因為對專業技藝的重視，德國企業熱中於尋求改善產品與生產流程的方式，也往往會選擇工程、製造業這類需要專業員工的產業。且由於這些企業的規模不大、無法打價格戰，所以它們選擇提供高度複雜的商品和服務，以高品質形成準壟斷的局面，成為所謂的「隱形冠軍」。

Lehman的研究指出，隱形冠軍在行業市占率、銷售額與出口表現皆高出同業平均。但公司特有的技能並不會如傳統理論所擔憂的「使員工失去流動力」，相對的，還會增加員工的外部機會。

金融市場也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各國人力資源培育模式的差異，金融市場也對一個國家企業發展方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英美金融市場，由於資本流動性強，因此金融機構傾向為新創與大型企業提供融資，並約束中小企業信貸。除此之外，對新創投資的稅務優惠，再加上投資人傾向投資預期回報率高的公司，都促使科技獨角獸能在短時間獲得超過十億美元的估值。

相對於英美的金融模式，由於大多數隱形冠軍設在鄉間野地，為了克服這樣的劣勢，隱形冠軍更強調與銀行、供應商、客戶與員工的長期關係——這需要長期的定位，而非短淺的目光。

工業4.0後，台灣產業的發展方向

那麼，台灣未來展業發展該何去何從？是繼續擁抱過去的中小企業模式，還是像矽谷新創圈看齊？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要先從東亞國家的發展模式說起。整體而言，東亞國家和的職業培訓全委由學校教育負責，然而課堂上並未將理論與應用結合起來，因此無論是獨角獸新創、還是隱形冠軍數量，東亞都介於英美與歐陸之間。

這當中，各國的產業走向也是南轅北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獨角獸產地，而日本的隱形冠軍數量全球第三。

在台灣，中小企業是過去的經濟發展的主力，然而年輕一輩則更偏好投入新創產業。如果按照傳統模式，一個國家若要發展獨角獸，勢必會排擠到隱形冠軍的生存。但是在工業4.0的時代，隱形冠軍與獨角獸似乎出現「共生」的可能。

工業4.0所代表的意義是，生產技術、網路、雲端運算相互作用，使得訊息交換及時、生產組織分散、提供客戶特定的訂單與服務成為顯學，製造與服務不再是截然二分。赫曼‧西蒙接受商周專訪時便指出，部分隱形冠軍也開始在大都會設立分公司、實驗室，以吸引年輕人投入。

而新的生產與工作組織導致職業的M型化，高薪與低薪的工作增加，中產工作卻減少了。因此如何在鄉村培育新型創業模式，或者說，利用企業家精神發展鄉村經濟，也成為重要課題。

台灣產官學界，應該思考如何讓新創與既有中小企業產生連結，使獨角獸與隱形冠軍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