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了解能源安全的意義，只是反核、挺核，那是沒有什麼意義。

能源安全有多層意義。第一層當然指對生命的安全，在這一層面上，核能與化石能源可能難分上下，不分軒輊。核能有突然性心理上的威脅，化石能源排放CO2（二氧化碳）等汙染，對生命的威脅就像溫水煮青蛙，慢慢死。

CO2是造成極端氣候的主因，如暴雨、久旱、酷熱。今年酷熱死在日本的有86人、英國750人，台灣的八八水災滅了小林村，死了300多人。

第二層的安全是經濟的穩定性、安全性。大家都知道，在發電成本方面，核能發電固定成本高，燃料成本低，化石燃料發電，則固定成本低，燃料成本高，且價格變化極大。

每當石油危機時，油價大漲也帶動煤價、天然氣價格大漲，所以石油危機衝擊的價格不只是汽柴油，還包括電價，造成典型的「油電雙漲」衝擊經濟成長。

1973年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1974年台灣經濟幾乎「零」成長，相較1973年的12%成長率，衝擊之大是空前的。2008年油價再度大漲到每桶147美元，帶動物價上漲、利率飆升，也間接導致金融海嘯，隔年我國經濟負成長。這是經濟不穩定，如果那時核四已商轉，便可大幅緩衝這種不安定。

第三層的安全，是能源的供應不穩定，一旦石油供應中斷，其影響較價格變動的影響更大出許多。而第二層與第三層之影響，可借核能做短期的緩衝。

我國能源自給率僅0.3%，進口占99.7%，日本能源情形與我國近似，但其核能發電設備大部分可以自己製造，日本給核能一個自我安慰的名稱，叫做「準自給能源」，也有某一層的意義。

是故，能源短缺的國家要求經濟安全與生命安全，其最佳能源政策就是能源多元化，分散到核能、化石燃料及再生能源。

第四層的安全為國際社會責任及國內社會安全。全球因CO2濃度增高，加速暖化，國際上逐漸嚴格的要求節能減碳（CO2），做不到應有的減碳目標，甚至可能受到貿易上的制裁。

因此，政府必須要有嚴厲的手段，包括提高能源價格、以價制量、行政手段、技術手段。這些手段短期看是利空，長期則未必。但是國人似乎不易接受，10月1日起，小幅度調整電價，如此小幅度的調整都已引起政治糾紛。

若一切都如平常（BAU；business as usual），我們什麼都不做，那麼CO2的減量成本，極可能讓我們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腰斬，從該有的3.5%降到1.5%，CO2成為經濟成長瓶頸。這不僅是個人環境資源利用模型分析的結果如此，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啟源的一次到位模型分析也接近如此。

更讓我們擔心的是，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登爵士的報告，該報告認為全球暖化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這一效應可以讓全球經濟萎縮20%，核能的改善與小心操作，可以相當幅度的減輕影響。

CO2問題不只影響經濟，尚可延伸成為社會問題。前述的「一切如常」（不作為），讓經濟成長腰斬，失業率則將衝高到17%左右，前所未有的失業潮將成為社會安全問題。CO2問題嚴重衝擊經濟與社會安全的代價，豈是我們所能負擔的。

挺核與反核之拉鋸戰，所導致核能廠建建停停，直接增加之工程成本以千億計，間接影響更高。同時缺乏足夠的核能機組，在油價大漲時可以緩衝電價漲幅。國人又習慣於反對「油電雙漲」，不能反映成本。工程成本增加及未能完全反映成本，造成油電事業鉅額虧損，又衍生了「財政安全」問題。（作者李高朝是前經建會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