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2017/01/05 13:32:21瀏覽1057|回應0|推薦1 | |
汪伪华中1941年12月15日国内邮资调资案试探 作者:孟 浵 来源:《复旦集邮》第16期(2013年.上海.復旦大學)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沪上,开启813淞沪会战之序幕,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门户洞开,12月13日国军终不敌日军使南京再告失守,自是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我华北、华中大片江山,及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日军已控制长江中下游流域之华东精华区。 随着沦陷区不断扩大,国府邮政总局虽已先迁武汉再迁重庆,然就沦陷区邮务维持与否,国府以邮政为公用事业之一,与政治、国防之关系较轻,而与民众及国际往来之关系较巨,权衡得失,认为维持陷区邮政确属弊少利多,经以交秘字第1419号电呈蒋介石核准后,即通饬沦陷区各管理局,在维护国家主权,防止各项弊害原则之下,极力设法维持(注1),日本方面对于华中华南陷区邮政之态度,则采取逐步抓住实权而先不成立邮政总局之策略,直至1943年6月才由汪伪出面接收,在未与英美正式决裂以前,日本身为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之签约国,不得不顾忌列强态度,故对于中华邮政于沦陷区之运作,在接收前只采取指派邮检员与提高日籍邮员地位等办法进行局部控管(注2),在此局势下,国府乃利用上海租界之特殊性,于1938年3月23日派任法籍客卿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乍配林为沪、苏、浙、皖联区总视察(注3),一则兼管华东陷区邮务,一则与日伪组织周旋,在国府与日后成立之汪府间有过不少台面下之互动(注4),此回华中陷区国内邮资调整案便又是一鲜明案例。 众所周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随着战局不断扩大,加之日本发动货币经济战,促使法币爆跌,通货膨胀促使物价飞涨,邮政资费颇能反映此一现象,就国统区言,国内互寄平邮资费8年间上调6次,由战前法币5分上涨至2圆,增加39倍之多,1940年9月20日之调资,尚未全面倍数上调,然1941年11月1日之调资,已见全面倍数上涨之趋势。有关国府11月1日调资,相关邮资史籍记载颇详,至于本次调资,华中华南陷区是否执行则未见说明,12月1日国府再行调资,只就国内互寄之相关资费进行小幅调整,至于调资之理由何在则不见说明。研究日占邮资最力最权威之华人邮家当推天津杨耀增前辈(注5),杨版日占邮资研究现仍为现今各权威邮资史相关著作奉为圭臬,杨版华中邮资受限于时空环境没能就这段邮资更迭多做说明,对日占邮史研究最力的日本邮坛,对这段邮资先后有三种看法,一是沿袭杨老,认为11月1日与12月1日两次调资皆与国府同步;另则认为华中未执行国府11月1日资,于12月1日起直接执行新资,此派以名古屋加藤高广先生为代表(注6),此派说法最力,然这些年不少实物出现与信息交流之互补,加藤先生已修正此数据;第三派说法则称华中改资于1942年1月1日实施,此说法无事实根据,不加赘述。 近年购得一本由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邮政资费史》,见得该书对此段改资有较以往更多之记载,言及1941年11月1日国府调资,在沪、浙、闽、粤等沿海各地延至12月15日起实施,平、津、冀、鲁、晋各邮区未实施(注7),又该书附录中记载汪伪于1941年12月13日经伪行政院批准,调整邮件资费,普遍增加一倍(注8),此些记载引发笔者高度兴趣,并于华邮网发帖寻求各方高见,上海陈刚先生苦寻汪伪行政院会议档案,证明此记载有其事实根据,其中陈刚兄提供之汪伪「行政院第89次会议讨论事项第3案附件」中(图1),可见其中转折,并见到汪伪-乍配林-重庆间之交互关系,最重要者,由此些档案中可见重庆邮总12月1日调资,乃重庆向汪伪让步的结果(注9)。 就时任汪伪交通部长丁默邨之呈文中可见,汪伪拒绝执行国府1941年11月调资案的理由有二:一则汪伪与日本订有邮政协议(注10),故汪伪邮政国内资费与日本有连带关系;二则考虑华北联银券币值已较国府法币与汪府中储券高出一倍,若第二资每20公分由8分增为15分而非16分,则在华北方面未免又有轩轾,故透过乍配林要求重庆调整。重庆为何向汪伪让步?吾人可从张翊前辈所著《中华邮政史》中窥知一二,其一是国府权衡得失,决定维持陷区邮政,又汪伪方面虽设有邮政总局,但邮政事权仍接受国府支配,故也默许驻沪办事处之存在与作用。其二是在越南尚未沦陷之前,每月由上海等陷区盈余接济后方款项,约100万元,补贴后方邮政之亏损,而陷区邮政仍保有盈余50万元(注11),这才是国府尽力维持陷区邮政及迁就汪伪之主要原因。 华东为中国首善之区,也是中国邮政业务最为发达之地区,若有心研究,相信不难找到这一时期之相关实寄封片以为左证,笔者近几年来为求证此段邮资发展,也相当专注于此时期由华中陷区发寄之实寄封片,就大量实物看,194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华中汪伪控制区仍用旧资,12月1日至14日实物明显少见,不过就见及之十余件实物看,这半个月邮资亦未见变化。如图二笔者拙藏之1941年12月1日上海寄青岛航空挂号封,除67分为伪中华航空国内航资首日资外,其余21分为平信8分加挂号13分,再由图三另件拙藏之1941年12月2日安徽芜湖寄日本爱媛航空挂号封看,其中1元1角7分为12月1日大日本航空华中寄日本新航资(注12)外,所余之21分亦为旧资,此外,多年以前于台湾全方位拍卖亦见到一封12月14日厦门寄台湾4分印刷品尾日封(图4),可证11月1日至12月14日间,华中华南日占区国内邮资未见任何调整。 多年前笔者于台湾购入一些日占邮品,其中一件1941年12月15日由汉口寄伪满鞍山之68分航空私片(图5),虽说其貌不扬,却颇具邮史价值。就渋谷资料看,12月1日至31日寄日本航空信函资费为基价1.17元,明信片则为每片60分,以之计算则明片邮资为8分,可印证12月15日调资以及渋谷敏一氏数据之正确性,又该片由汉口发寄,可见此调资案之执行并非仅于上海一地。 至于同时期华北与蒙疆陷区方面,在日本强力抬轿下,中联券与蒙银券之币值维持与日金等价,与汪伪中储券维持1比2之汇率,是故此资执行,亦正式宣告华中与华北、蒙疆间半值对价关系开始。图六由苏北铜山1941年12月16日寄日本栃木8分封正可反映华北方面之情况,图七蒙疆大同1942年5月31日寄日本秋田大小字8分平信尾日封亦是如此,华北一直维持到1943年10月底,蒙疆则一直维持至1945年3月底,才见上调。 日占邮史一直属于冷门区块,虽说跨越之时空不可称之为大,然战争之作弄与政权之角力,也使得研究这一领域邮史之复杂度相对提升,再者,对于曾经存在于沦陷区之人事,数据奇缺而研究难度奇高,加以时光之侵蚀,使研究沦陷区邮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希冀能有更多同好加入这段邮史研究与整理之行列,相互讨论与交流,为之提供一些元素,留下些许记录。
注1:张翊:《中华邮政史》(1996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P.434。 注2:杨家余:<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通邮问题述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2000年10月,临汾:山西师范大学),P.183。 注3:张翊:前揭书,P.436。 注4:如中华民国创立30周年纪念邮票之发行主导权之争便是,可参阅孟宪瑾:<也谈中华民国创立三十周年纪念邮票于华中沦陷区之使用>,收于《宝岛邮讯》第55卷第2/3期(297/298期合刊)(2012年5月,高雄:高雄市邮学会),P.70 。 注5:杨耀增:<华中华南沦陷时期的邮资>,收于《邮史研究》第12 期(1997年2月,台北:海峡两岸邮史研究会),P.86。 註6:可見加藤高広:<中国占領期の郵便料金表>,收於《中国郵便史研究》第125號(2008年8月,日本东京:中国切手研究会),P.30。 注7:曹双禄主编:《中国近现代邮政资费史》(2003年,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P.124。 注8:同前注7,P.580。 注9:汪伪行政院档案:<行政院第捌玖次会议讨论事项第参案附件>(1941年12月9日),感谢陈刚先生提供。 注10:此协议经查为1940年签订之「汪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关于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案」之第五项载:「关于中华民国交通通信事项之需调整者依两国间另行议定尽事态所许速行设法调整之。」,原件可参邵铭煌:《汪伪政权之建立及覆亡》(1990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附录第六。 注11:张翊:前揭书,P.442-443。 注12:1941年12月1日寄日本航资上涨至117分/30克,时至31年初日金航空邮票发行使用,仍以此汇率计价。日本邮家渋谷敏一先生引用31年1月1日之上海邮政管理局通告第1724号,证明此资之正确性,不过这么多年来空有资料而未见及实物,事实上,1941年12月 日本着手发动大东亚战争,为支持战争,除军事联络用途外,停飞由中国非日本之所有航班,12月8日大战爆发,上海邮局特发通告宣布停收寄日本之航空邮件,是故就算有飞机,这一航资最多执行只有8天,目前除此封外,尚未见到第二件。參閱渋谷敏一:<日中戰區の航空郵便1937-1945(5)>,收於《関西郵趣》(1980年2月,日本,関西郵趣2月號),P.35。
图一-三:陈刚先生提供之汪伪<行政院第捌玖次会议讨论事项第参案附件>。 图四:1941年12月1日上海寄青岛航空挂号封,为华航67分航资首日封。 图五:1941年12月2日安徽芜湖寄日本爱媛航空挂号封,航资1元1角7分,目前仅见此封。 图六:厦门1941年12月141日寄台北明片尾日资片,台北全方位拍卖第67期拍品。 图七:1941年12月15日由汉口寄伪满鞍山之68分航空私片,航资60分,目前仅见此片。 图八:苏北铜山1941年12月16日寄日本栃木8分封。 图九:蒙疆大同1942年5月31日寄日本秋田大小字8分平信尾日封。 |
|
( 興趣嗜好|收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