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頂】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

康曉光 2007-10-16

仁與仁政

現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改進的，是不應該延續下去的。不完善體現在哪裡？需要改進的是什麼？就是“不仁”！為政不仁，為富不仁。不光是精英不仁，老百姓也不仁。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三歲的李思怡會活活餓死嗎？我不寄希望於“朱門沒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於“路上沒有凍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喪心病狂地掠奪，但是你要給老百姓一條活路，你要讓大眾最最基本的權利得到保證。所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特別強調，必須拒絕強盜社會，走向人道社會。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我才提出“仁政”。什麼叫“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什麼叫“仁政”？說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說得最簡單，也最透徹，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說，為政者你要有點惻隱之心。

為什麼要說這些呢？就是向大家交代一下我的心路歷程。提出“仁政”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烏托邦空想，更不是為什麼專制政體辯護，它是對複雜現實的理性回應，是經過深思熟慮地比較得出的嚴肅結論。我不是一個不暗世故的書呆子，而是一個非常非常實際的人。我認為，對於中國來說，既能保留現實的優點，又能克服現實的缺點，非“仁政”莫屬。

道統論

所有的政治哲學都有自己的人性論。對於儒家來說，它對人的最基本的判斷就是人有“善端”。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就是說人和禽獸的差別其實非常非常小。那麼人和禽獸的這點差別是什麼呢？就是惻隱之心。就是當你看到別人痛苦，你也會感到痛苦。孟子認為這種惻隱之心是與生俱來的東西。孟子講的一個例子非常說明問題。他說，當你看到一個小孩掉到井裡的時候，你會很緊張，很難受，會去搶救他。孟子說，你這樣做不是為了討好他的父母，也不是為了在鄰里面前沽名釣譽，也不是因為你不喜歡聽到小孩子的慘叫聲。你之所以這麼做，就是因為你有惻隱之心。這種惻隱之心就是仁的根基。

政治是一種高尚的事業，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為人。人既有為善的可能，也有作惡的可能。而要想使人成其為人，不成其為獸，就要發揚光大使人異於禽獸的那些東西，也就是說，要發揚光大人的善端。仁政就是這樣的政治！所以，如果我們承認政治是一種高尚的事業，承認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為人，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政治的使命是使仁發揚光大，而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承認並接受仁政！

我想通過這樣一種論說，來確立儒家的道統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學規定中國的政治合法性。

政統論

那麼，在仁政裡，由誰來執掌政權呢？儒家主張賢人治國。這一點任誰也無法反對。你總不能說應該由壞人治國、庸人治國吧！那麼，誰是賢人呢？賢與不賢的標準是什麼呢？賢人就是信仰並踐行儒家理念的人。賢與不賢的標準就是是否信仰並踐行儒家理念。這是因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實踐仁政的人。說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體專政。無須諱言，仁政屬於權威主義的範疇，但它又有別於一般的權威主義，其區別就在於它是一種仁慈的權威主義。

那麼，仁政為什麼不能是西方式民主政體呢？仁政為什麼不能採納“人民主權”、“多黨制”、“全民普選”等西方式民主的要素呢？這是因為，第一，儒家可以承認“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堅持“治權”只能屬於儒士共同體。這是因為，天道高於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體才能體認天道。可以說，儒家並不絕對拒絕“人民主權”原則。第二，如果仁政是最好的政治，那麼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黨就沒有資格執政，所以儒家反對“多黨制”。第三，儒家反對“全民普選”。這不是因為儒家拒絕承認抽象的平等原則，而是因為儒家堅持實質性的不平等原則。儒家承認平等原則，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間有賢與不賢之分。儒家認為，大德應該統治小德，大賢應該統治小賢。也就是說，只有賢人才配擁有統治權。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所以統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其實，儒家也是主張政治平等的，只不過它不主張虛幻的人頭面前人人平等，也不主張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而是主張德智面前人人平等。儘管儒家主張儒士共同體之外的人沒有統治的權利，但他們有獲得良好統治的權利。也就是說，被統治者有權利要求統治者行仁政。這是被統治者的天賦權利。

三位一體：道統、學統與政統的關係

那麼，儒家的政治哲學、儒士共同體、政府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呢？原則性的東西已經都有了。它們就在古人的智慧裡。道統、學統和政統的“三位一體”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軸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精華。所謂“道統”是一種政治哲學，它闡述了一套指導政治實踐的基本原則。在古代中國，儒家確立了一個能夠被絕大多人自覺服從的統治秩序。中國的“道統”就是仁政，就是王道政治。所謂“學統”就是傳承道統，培養道統實踐者的組織體系。在古代中國，通過建立官學、民間書院、私塾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傳承和發展，同時還培養了一大批儒家觀念的實踐者，他們的影響遍及政府和社會。這就是儒家的學統。所謂“政統”，簡單地說，就是政府。在古代中國，儒士是政府官員的最主要的來源。歷朝歷代不斷發展的各種各樣的選官制度，在學統與政統之間建立了製??度化的聯繫。科舉制度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儒家建立道統，儒家的學統培養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統，就這樣道統、學統、政統實現了統一。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政治建制。看一看中國歷史就知道了，當政統符合道統的時候，政治就穩定，當政統背離道統的時候，政治就不穩定。也就是說，只要統治者行仁政，就會天下太平，只要他們行暴政，就會天下大亂。而儒士也有兩種身份，當政統符合道統時，他們是政權的支持者，當政統背離道統時，他們是政權的批評者，甚至是反叛者。所以，儒士不僅僅是維護穩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換代的革命力量，當然也是複興道統，重建政統的核心力量。我認為，這些思想和原則並沒有過時，它們依然可以指導我們今天和未來的政治實踐。如果我們要建立仁政的話，就要重建道統、學統和政統，重建它們之間的製度化聯繫。這就是我們能夠從歷史中學到的東西。

最高權力轉移規則

仁政如何解決最高權力轉移問題？在古代中國，據說禹之後就是家天下了。世襲、宮廷政變、暴力革命構成了最高權力更替的主要規則。孟子推崇禪讓製度，而且也不反對革命。今天，談到最高權力更替規則，首選應該是儒士共同體推舉，其次是禪讓，再次是革命。儒士共同體推舉實際上是一種精英民主。禪讓實際上是讓賢。革命是最壞的選擇，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老百姓有推翻暴政的權利。當下中國實行的就是禪讓製度。毛澤*東的後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襲的可能性沒有了。他只能選擇禪讓。這也許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禪讓是不成功的，華國*鋒轉眼之間就倒台了。鄧小*平的禪讓儘管一波三折，但最終總算成功了。雖然胡耀*邦、趙紫*陽被廢黜，但江澤*民終成正果。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禪讓就非常成功了。自由主義的選舉理論顯然解釋不了中國的最高權力更替，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也解釋不了，宮廷陰謀論也解釋不了，只有儒家的禪讓理論才能給予有效地解釋。

這裡我想重點講一下禪讓製度。孟子指出，禪讓有三個條件，第一是天子推薦，第二是接班人必須是賢人，第三是經過試用之後得到認可。在禪讓製度下，天子沒有權利確定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推薦接班人的候選人，而且只能推薦那種能力和品德都出類拔萃的人做候選人。候選人必須經過試用期的考驗。經過試用之後，再看候選人是否得到了天和民的認可。只有得到了天和民的認可，才能正式接班。孟子講過堯舜禪讓的故事。堯看舜不錯，打算把位子讓給他，於是委以重任，一是讓舜鍛煉鍛煉，二是看看他的本事。這就是試用了。結果整整試用了28年。由於舜幹的不錯，大家反映挺好，所以中途沒有換人。但是，僅僅堯滿意還不行，還要看天意和民意。怎麼檢驗天意和民意呢？堯死後，舜搬出國都，把國都留給堯的兒子，自己到另外一個地方辦公。這樣一來，國家就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這種雙中心的格局要維持三年。在這三年時間裡，要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部落的頭頭，都去找誰，都往哪裡跑。結果一看，大家都跑到舜那裡去朝拜，去請求各種各樣的指示，沒有人理睬堯的兒子。這就意味著天意和民意都在舜那一邊。於是，三年之後，舜就搬回國都，正式繼位，登上天子寶座。而堯的兒子就下崗回家了。這就是禪讓！中國現在的權力交接基本上就是這樣。你不能說它就是宮廷鬥爭，不能說完全是私相授受，也不能說是完全的暗箱操作，它還是有程序的，有相當的民意基礎，有一定的透明性。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非常文明的權力轉移方式。

民意表達機制

儒家認為，政治既要體現天意，也要體現民意。天意與民意有區別，也有聯繫。天意高於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尚書》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總的說來，儒家認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聖人和君子來傳達和實踐的。這種精英主義的政治解決方案，運用於古代社會還是可行的，但卻難以應付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的要求。政治如何體現民意？這是現代儒家面對的一種挑戰。而且儒家這方面的知識儲備並不多。我們必須向現代政治學說和政治實踐借鑒。

如何把“民本主義”落到實處？如何傾聽老百姓的呼聲？如何在行政決策中體現他們的利益？為了在實踐層面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探索、建立、完善三種機制。

第一種機制，開放的大眾傳媒。傳媒的作用已經眾所周知。在這裡我就不再講了。

第二種機制，行政決策諮詢機制。實際上，這二十多年中，中共已經非常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機制。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再論“行政吸納政治”》，專門談這個問題。

20世紀70年代，金耀基在研究香港政治的時候，提出了“行政吸納政治”這一概念。按照現代化理論，隨著市場深化、經濟發展、多元化、教育水平提高、開放，公眾對民主的需要必然提高，民主政治也必然隨之興起。但是，在香港，現代化理論的預言卻失敗了。香港是一個只有行政，沒有政治的社會。這是為什麼？金耀基發現，實際上，香港政府通過一套行政方式，解決了一些國家用政治方式解決的問題。他將這種做法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或“政治行政化”。政治行政化的兩大法寶是“決策諮詢”和“精英吸納”。“決策諮詢”是指政府廣泛使用諮詢方式，以使決策能夠體現各方的利益。而“精英吸納”是指把社會上的各類精英分子直接納入行政系統之中。

我發現，用金耀基的概念來分析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是非常有效的。90年代的中國大陸，社會高度多元化，而且利益衝突也非常激烈。但是，我們這裡並沒有多黨制、競選、議會、院外活動集團，甚至沒有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然而，中國並沒有因為缺乏這些民主建製而崩潰，相反它的綜合表現還相當突出。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行政吸納政治”！中國政府是一個“議行合一”的政府。在立法和執法的過程中，它會主動觀察、了解社會的各種需求、壓力和衝突，並做出反應。例如，在製定政策和法律的過程中，它會聽取各種各樣的意見，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還有什麼市長熱線、信訪之類的東西。人大和政協就更重要了。同時，中共也非常注意精英吸納。例如，政府有意識地把有錢的、有名望的、有歷史地位的人，總之是一些現代貴族吧，安排進政府、人大、政協、工商聯、科協等機構之中。

廣而言之，當社會日益分化，日益多元化，而且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衝突加劇的時候，公共決策中如何解決利益表達與利益整合問題呢？現代社會發明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機制來解決這些政治問題。一種機制是政治民主化，其工具包括多黨制、選舉、議會、壓力集團等等。另一種機制就是政治行政化，其主要工具是決策諮詢和精英吸納。在黨政合一、議行合一的中國，政治行政化是一種有效的民意表達機制。

第三種機制，法團主義體制。你們也許注意到了，我談“行政吸納政治”的時候，講的是“兩大法寶”，但是我講“第二種機制”的時候，卻只講“行政決策諮詢機制”。為什麼不提“精英吸納”？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為之。精英吸納，一方面建立了精英聯盟，另一方面排斥大眾。它只保證精英的政治參與，卻有意無意地剝奪了大眾參政的權利。可以說，它是當下這種不公正現實的製度性根源之一。所以，我堅決反對這種東西。強調一下，我並不反對“精英參政”，我反對的是“只許精英參政，不許大眾參政”。就公眾的參政而言，我最欣賞的是還是法團主義體制。

公眾如何有組織地參政呢？一說到參政，我們中國人就會想到西方，而且一般是想到美國。其實，民主也有不同的模式，最主要的兩種模式是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美國是多元主義的典型，而奧地利是法團主義的典型。在多元主義模式中，政黨、議會、壓力集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重大的公共決策都是在議會裡做出的。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執行。選舉、議會立法、政府執行，構成了多元主義政治過程中的核心環節。但是，法團主義不是這樣。法團主義認為，在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卻是職業。對於一個無產者來說，最主要的收入是通過就業獲得的，所以最重要的利益必然是和自己的職業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法團主義主張，根據職業來把人們組織起來。比如，鋼鐵工人工會、運輸工人工會、公務員工會等等。資本家也是如此，同樣要按行業組織起來。這些組織被稱為功能性社團。當勞工和資本家有衝突的時候，或是不同行業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政府就出面組織衝突各方坐下來談判，達成共識之後，共同貫徹執行。請注意，真正的決策參與者是政府和功能性團體，而不是議會。“立法”是在議會之外進行的。當然，政府和功能性團體達成的協議一般會得到議會的支持，因為政府也是由議會的??多數派主導的。

在法團主義模式中，怎樣分配參與權或談判權呢？比如說，同樣是鋼鐵工人的工會，可以有幾十個，也可以有一萬個，總不能讓所有的工會都參加談判吧。一般情況下，政府只允許幾個甚至只允許一兩個參與談判。政府往往選擇那些大的、願意合作的工會參與談判。有些國家還為那些被選定的工會提供財政支持。享受這些特權的工會必須承擔貫徹實施談判協議的責任。政府的控製手段是“胡蘿蔔”。你跟我合作，我給你談判權利，給你財政撥款。中國現在還是用“大棒”來控制。你不服，就打死你。胡蘿蔔肯定不給，合作的也不給。合作的不打死你，不合作的就打死你。它現在還是比較強勢政府，它有這個能力。等將來它慢慢地沒有這個能力的時候，它也得坐下來談判。

需要強調的是，法團主義並不反對結社自由，相反，它需要結社自由。實際上，沒有結社自由就不會有有效的法團主義。在法團主義體制中，談判達成的協議要由談判各方共同實施。而要有效地實施協議，工人的工會和資本家的商會必須要有權威。權威從哪裡來？不能靠暴力，也不能靠收買，只能靠“全心全意為會員服務”。所以，這些功能性組織一般是按民主原則建立內部治理結構。

與多元主義相比，法團主義能夠更好地維護大眾的參政權利。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們不要想當然地認為，開放結社就可以促進公正，就可以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不要忘了，工人會利用自己的結社權利促進自己的利益，資本家同樣也會那麼做，而且資本家往往比工人組織得更好、更有效。一些利益集團能夠更有效地利用結社權捍衛自己的利益，使自己獲得那種與他們人數根本不相稱的利益。這已經是現代政治學的常識了。例如，在美國，持槍者協會、農場主協會，儘管他們人數很少，但是很有能量。他們可以使議會通過那些有利於少數人（也就是他們自己）但損害多數人利益的議案。所以，當結社禁區適度開放或者完全開放的時候，一方面，我們可能看到人們的處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看到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結社權利，既可以是維護權利的工具，也可以是擴大不平等的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法團主義模式，不但為各種集團提供了公平的結社機會，而且為它們提供了公平的參政機會。在這種體制中，弱者和強者有大致相等的機會，運用結社權利，爭取自己的利益。

不僅各個群體利用結社權利的能力不同，而且各個群體享有的結社權利也是不同的。稍微用心觀察一下中國人的結社權利，你就會發現，中國人的結社權利是高度不平衡的，強者的結社權利實現的程度要高一些，弱者的結社權利實現的程度要低一些。比如說，共產黨的結社權利是全世界保障得最好的。它可以用國家財政來養活自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夥人的結社權利比他們更充分。資本家的結社權利也不錯，有商會，有行業協會，還有俱樂部，都很活躍，而且政府還在大力促進。知識分子的各類學會也很活躍。但是，工會就不行了。你看那些工會，不論是國企的，還是外資的，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過去，只有政府壓制工會，現在是政府和資本家聯手控制工會。權和錢結合起來，一起來壓制工人。工會就是老闆調動工人積極性，讓他們好好乾活的工具。維護工人權利？想都不要想。工人處境不佳，那農民呢？更別提了，連個假農會都沒有。所以，在中國，不要籠統地談中國人有沒有結社權，要談誰沒有結社權，誰有什麼樣的結社權。

法團主義就說到這裡吧。做個小結。我認為，中國應該建立這樣一種法團主義體制。也就是說，把工農大眾按行業組織起來，也讓資本家按行業組織起來，然後呢，政府提供一個平台，把它們叫到一起，坐下來，進行談判，達成共識之後，大家齊心合力實施。我認為，這是一種最公平，也最符合中國國情的公眾參與模式。

平衡政體：自治、合作、制衡、共享

用西方政治學術語來說，仁政是一種“混合政體”。這種政體把君主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在混合政體中，各個階級都有表達自身利益的製度設施，透過這些制度部件各個階級的利益都能得到適度的表達。這是一種階級分權的結構，而不是階級專政的結構。所以，混合政體也被稱為“平衡政體”。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社會幾乎都是單一階級專權的社會。專權者或是掌握財富的人，或是掌握暴力的人，或是掌握神意的人。仁政要打破這種局面。

在《仁政》和《論合作主義國家》這兩篇文章中，我描繪了未來中國的製度框架。這一框架包括這樣一些要素：仁慈的權威主義、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儒教。它們在混合政體中各自發揮什麼作用呢？市場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的分化與衝突是這個社會永恆的主題。仁政的目標是各個階級之間的自治、合作、制衡、共享。現在有掌握權力的統治階級，掌握財富的資產階級，掌握知識的知識階級，還有掌握勞動的勞動階級。一個好的社會秩序，應該使各個階級實現自治，在自治的基礎上合作，在合作中有製衡，通過制衡來共同分享合作的成果，避免贏家通吃。具體說來，權威主義和市場經濟保證了權力和資本的自治，而法團主義提供了勞動自治的框架。市場經濟、法團主義式的協商機制提供了階級合作的平台。法團主義也是一種階級制衡的機制。不要忘了，市場也是一種制衡的機制。市場是社會制約政府的最強有力的武器。而福利國家則是各個階級共同分享社會財富的有效機制。

有人說，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證大眾的利益。這是錯誤的。權威主義同樣能夠保障大眾的利益。歷史上第一個福利國家是俾斯麥在普魯士建立的。當時的普魯士是一個典型的權威主義國家。俾斯麥為了抵抗來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雙重進攻，為了維護國王和官僚的既得利益，率先建立了福利國家製度。這一舉措，穩定了工人，給資本家創造了一個穩定的賺錢環境，也保住了國王和官僚的權力，可謂“皆大歡喜”。有人把英國的《濟貧法》當作福利國家的標誌。這是完全錯誤的。《濟貧法》相當於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這一法律規定，流浪者要么進血汗工廠，要么抓起來強制勞動。它是懲罰窮人的，與福利國家風馬牛不相及。

超越週期律

有一個故事廣為流傳。據說，國共征戰，中共勝利在即，黃炎培跑到陝北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對話。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怎麼超越興亡週期律。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告訴他，靠民主。當然了，毛澤東自己根本沒把這件事當回事。他死後，特別是腐敗氾濫之後，人們才撿起了這個陳年舊事，而且越說越來勁。

今天，我也面對同樣的問題。自《文化民族主義論綱》和《仁政》發表以來，我聽到很多質疑，頻率最高的一個就是：“仁政已經實行了兩千多年，搞得也不怎麼樣，問題一大堆，今天再搞能成功嗎？”個人專斷、政治腐敗、王朝循環這些問題為什麼在古代政治中反復出現？那是因為古代社會缺乏制約權力的力量和機制。現代不同了。民主是一種制約政府的機制。但是，除了民主之外，還有許多強有力的製約機制和力量。首先是市場。市場經濟意味著財富擺脫了權力的控制。獨立的財富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製約力量。其次是有組織的大眾。如果建立了法團主義的話，大眾就是有組織的力量了，他們將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還有就是獨立的媒體。最後是海外示範壓力。仁政要面對來自民主制度的競爭。這種競爭壓力會迫使權威主義者不敢為所欲為。所以，沒有民主，不等於沒有製約。只要有市場、法團主義、新聞自由、對外開放，仁政就能夠跳出黃炎培的周期律。

我還要強調一下，今天再搞仁政，絕對不是簡單地重複兩百年前的古代政治。中國人還不至於這麼沒出息。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原則了，所以也就不必多說了。

評價：繼承與??改進

設計和創造未來是為了克服現存秩序的缺陷，同時保留它的優點。現存秩序的優點是什麼？效率！這種效率表現為，它能夠比較有效地維持經濟增長、政治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現存秩序的缺陷是什麼？一是不公正，主要是大眾的權利得不到最起碼的保護，二是缺乏合法性，統治者沒有為現存秩序提供一種自圓其說的論證。那麼，仁政能夠保留這些優點，克服這些缺陷嗎？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仁政完全有可能保留現存秩序的優點。現存秩序的效率來自權威主義政治和市場經濟。仁政本身就是一種權威主義，只不過比一般的權威主義更仁慈。儒家從來都不反對市場，而且可以與市場和睦相處。風行一時的“儒家資本主義理論”支持這一判斷。台灣、新加坡、韓國、日本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既然仁政與現存秩序擁有相似的“原因”（權威主義政治和市場經濟），那麼也就完全有可能擁有相似的“結果”（經濟增長、政治穩定、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

第二，仁政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公正。仁政首先從道義上堅決否定“為政不仁”、“為富不仁”，否定當下的強盜社會。仁政還從制度上遏制這種不仁。儒家道統、三位一體、法團主義、福利國家，都是仁政遏制不仁的製度建制。再有，仁政不是暴力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不是官僚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不是資本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而是一類特定的知識集團專政的權威主義。與軍閥、黨棍和暴發戶相比，知識分子總還是要仁慈一點。這是一個世界性規律。所以，我認定，仁政能給我們帶來一個更加人道的社會。

第三，仁政具有很好的合法性理論。“道統論”、“政統論”、“三位一體”為仁政提供了合法性論說。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政治哲學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是悠久博大的儒家文化的有機成分。有人說，既然都是權威主義，用仁政替代馬列主義有什麼意義？當然有意義！而且是非常有意義！我們的現實是??什麼？是私有製，是市場經濟，是精英聯合專無產階級的政！馬列主義能與這種現實長期和睦共處嗎？但是，儒家可以容納私有製、市場經濟、精英政治。仁政的政治哲學可以很好地包容現實中的製度要件，而不是與它們發生嚴重的衝突。而且，儒家富有理想主義光輝，富有道義感召力。要知道，這些恰恰是任何一種政治理想、烏托邦、意識形態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作為一種合法性理論，仁政比馬克思主義更有說服力。

五、儒化：政治與文化

我對未來的構想並沒有脫離現實。我所勾畫的未來藍圖中保留了很多現存的東西，如權威主義政治、市場經濟體制，甚至對精英聯盟也不是完全摒棄。但是，這一藍圖更重要的特徵還是超越現實。在這個藍圖中有很多新東西，如仁政、儒教、法團主義、福利國家，還有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有些新東西是中國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東西來自西方，如法團主義、福利國家，新聞自由、結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東西。所以，建設未來，既要古為今用，又要洋為中用，但必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為新藍圖的靈魂還是我們中國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或自由民主主義。所以，我把這種關於未來的通盤構想稱之為“儒教國”。而建立儒教國的過程就是“儒化”。下面我將圍繞“政治”和“文化”談談儒化問題。

大趨勢：再中國化與再西方化

儘管不乏效率，但由於不公正，加之缺乏合法性，現存秩序是不可持續的。想就這麼混下去是不可能的。那麼，中國將何去何從呢？上述分析表明，未來中國無非兩種結局，要么“再西方化”，要么“再中國化”。請注意，我用了兩個“再”字。我們原本是中國，但這一百多年間已經經歷了一次徹底的西方化，確切地說是按照馬列主義的模板進行了一次全盤西化。最近二十年，自由主義者一直主張，按照資本主義的模板再來一次全盤西化。近年來，有一小撮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站出來大聲疾呼，要求復興儒家文化。這種訴求可以準確地稱之為“再中國化”。“再西方化”、“再中國化”，這也許就是中國的兩種命運。

我認為，在未來二十到五十年內，兩種命運的爭奪將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同時進行。更為重要的是，政治競爭的結局與文化競爭的結局息息相關。如果西方文化勝利了的話，中國政治將走向民主。反過來，如果儒家文化能夠復興的話，中國政治將走向仁政。所以，今後二十到五十年內，儒家必將與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內進行決戰。這是一場殊死的決戰。因為它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而且，我堅信，民主化將葬送中??國的未來，儒化最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這是我的一個基本主張。

為什麼政治與文化的聯繫如此緊密？一方面，政治可以影響文化。中共的歷史就是一個證明。另一方面，文化也可以影響政治。從長期來看，合法性決定政治的生命。而文化規定了合法性的內涵。葛蘭西告訴我們，合法性理論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而有效的意識形態一定掌握文化霸權。哈貝馬斯指出，對合法性的認識，是在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中，通過廣泛深入地討論形成的。這樣的合法性觀念實際上已經成為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了。這一切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信息，第一，合法性理論離不開文化，第二，只有紮根於文化之中的合法性理論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要確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須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權。同樣，要確立民主的合法性，就必須建立西方文化的霸權。注意，我在這裡說的“霸權”是葛蘭西的“霸權”。

緊迫感與危機感

整個近代史和現代史就是中國文化的沒落史。到了五四時期，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徹底崩潰了，舉國上下一片全盤西化的呼聲。文革時期達到了瘋狂階段，從內容到形式全面摧毀。即使是今天，孔廟在政府的眼中也就是一個旅遊景點而已。今天的大學生，你說他數典忘祖，他毫無愧色，但是你要說他英文發音不准，他會覺得沒臉見人。現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搞儒學的人，但他們基本是吃儒學的，他們把儒學當作謀生的飯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許多人對儒家一無所知，但你一跟他說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說那破玩意不行。現在反對儒家的人，你把他拎過來，問問他什麼是儒學，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說不出個皮毛。但是，他就敢說儒家不行。使中國人成其為中國人的東西是什麼？不是黃皮膚、黑頭髮，也不是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華文化。國亡，只要文化在，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文化亡，即使國還在，中國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國就處於文化滅亡的邊緣。我們要有緊迫感！

如今儒學被徹底妖魔化了，以至於不懂儒學就敢罵儒學。相反，民主被徹底的神聖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罵的時候、喊的時候全都理直氣壯。總的來看，在思想領域，自由民主主義佔據主流，儒家處於邊緣。儘管最近幾年自由民主主義走下坡路，文化民族主義日漸興起，但這種格局並沒有改變。此外，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自由民主主義。所以，儒家要有危機感！要認識到，要打敗西方，我們必須付出持久地、艱苦卓絕地努力。

儒化的原則與策略

如何走向仁政？或者說，儒化的原則和策略是什麼？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

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列主義。黨校還要保留，但教學內容要改變，把四書五經列為必修課，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務員考試要加試儒學。要有意識地在儒家學??統與政統之間建立制度化的聯繫，而且是壟斷性的聯繫。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

在這方面，國民黨做得比共產黨好。孫中山在設計中國的現代藍圖時，就有意識地把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有機的結合起來。他的五權憲法、對資本的態度、對民權的理解都體現了儒家的智慧。國民黨的理論家也力爭把本黨統治的合法性與中國的歷史文化聯繫起來。蔣介石在三十年代大搞新生活運動，也就是要復興儒家文化。

還有就是儒化社會。短期來看，最關鍵的是把儒學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設立國學課。國學課不是我們現在的語文課。國學課傳授的是一種價值、一種信念、一種文化的靈魂，而不是學幾首古詩，背幾篇古文，不是為了寫好作文，不是為了附庸風雅。長期來看，最關鍵的是把儒教確立為國教。在社會中儒家總要有一個載體。想來想去，我覺得這個載體只能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組織系統。但是儒家沒有。這是為什麼？歷史上儒家是一個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個政府就是它的教會，所有的官員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統治社會的士紳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體制。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旦傳統政治形態崩潰了，儒家也就失去了載體，處於魂不附體的狀態。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己的載體，這種載體的最佳形態就是國教。一說到國教，有人就問，是不是要強制大家信仰儒教啊？不是的。確立國教與信教自由並不矛盾。這一點康有為早就說清楚了。國家堅持宗教自由政策，但給予儒教一些優惠條件。只有當儒教復活了的時候，我們才能說社會的儒化成功了。

我認為，在儒化的問題上，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沒有根本性的衝突。它繼續這樣混也比較困難。與儒化相比，民主化的下場會更慘一些。所以，與接受民主化相比，共產黨接受儒化的難度會更小一點。所以，我還是比較樂觀地希望能實現這樣一種和平演變。如果這種設想能夠實現，那既??是共產黨的幸運，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

儒家正迎來一個複興時代

要想對儒化有信心，就要看清歷史大勢。要想看清未來趨勢，就必須要有大眼光。所謂“大眼光”，一指歷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看來看去，我覺得亨廷頓是一個有大眼光的人。除他之外我還沒有發現第二個。在這裡，我想介紹一下亨廷頓的觀點。他的觀點暗示，儒家沒有過時，相反，儒家正迎來一個偉大的複興時代。

亨廷頓把文化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頓所說的工具文化，不僅僅包括科學技術，也包括經濟體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終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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