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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02 18:14:18瀏覽317｜回應0｜推薦0 | |
【置頂】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 康曉光
按語：今年， 一、背景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我為什麼主張'儒化'”。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呢？11月8號，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刊登了孫傳煒對我的一個專訪，標題是“學者康曉光：中國民主化是禍國殃民的選擇”。報導中出現了“斬釘截鐵”、“禍國殃民”、“唯一選擇”之類的詞語，非常刺激，但是報導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論證。新聞記者嘛，追求的效果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看來，記者的目的是達到了，這篇報導的確引來了軒然大波。在網上，特別是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網站上，像凱迪網絡、世紀中國、關天茶社等等，各種評論排山倒海。我瀏覽了一下，叫好的很少，亂罵的居多。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這篇報導一下子捅了兩個“馬蜂窩”，一個是“民主完美迷信”，一個是“儒家萬惡迷信”。一般情況下，我對各種“商榷”和“討伐”的態度是不予理睬。但是，這一次我感覺有必要作出回應。今天，藉這個機會，對有關的質疑做一個系統的回應，簡明扼要地向大家交代一下，這些想法的來龍去脈及其內在邏輯。 在那篇報導裡，我指出，中國應該拒絕民主化，民主化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選擇，中國應該選擇“儒化”，也就是說，根據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國社會。《聯合早報》沒有歪曲我的觀點。不錯，這就是我的觀點！只不過論證得不充分，表述得不繫統。就這個問題而言，一個完整的論述必須回答四個問題：首先，要說明現狀不能夠也不應該延續下去。其次，要說明競爭性方案不可取。這種競爭性方案在當今時代就是自由民主主義。第三，要說明替代方案是什麼？我認為就是“仁政”。同時，還要說明替代性方案優於現狀和競爭性方案。第四，要說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說，仁政不僅僅是烏托邦。如果能把這四個問題很好地回答了，那麼我的主張也就得到了論證。 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我過去發表的一系列觀點的匯總。這些觀點出現在如下論文中：“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再論'行政吸納政治'”、“中國：90年代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論合作主義國家”、“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文化民族主義論綱”、“中國特殊論：對中國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它們大多數發表在北京的《戰略與管理》上，一篇發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上，一篇發表在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上。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到我的個人主頁去看。地址是http://kxg1963.nease.net。遺憾的是，今年下半年《戰略與管理》被封掉了。中國的事，真是叫人無奈啊！ 二、對現狀的判斷 理解“現狀”的最佳途徑是研究“歷史”。但是，今天沒必要扯得太遠，我的回顧就到1978年為止。在這裡，我只想對二十多年來中國改革的過程及其結果做一個簡短的評價。 制度變遷 鄧小平的許多改革構想形成於六七十年代。這些思考體現的是韋伯的理性化邏輯，而不是自由民主理念。不要忘了，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當他真正掌握權力之後，就把自己當年的想法付諸實施。總的來看，鄧小平還是一個共產黨人，他追求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他並不想徹底背離共產黨的傳統。當然，他的改革實際上遠遠超出了他當初的預期。 中國改革的最大壓力來自經濟領域。面對西方的示範壓力，執政者需要在經濟發展方面作出像樣的成績，才能給被統治者一個交代，才能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經過二三十年的冷戰，一個“共識”被逐漸接受，這就是市場經濟能夠比計劃經濟更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所以，鄧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當然，他也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經濟領域中的市場化改革，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而持續二十多年的驚人的高速增長，也確實為共產黨提供了“政績合法性”，為中國的政治穩定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市場化改革的影響決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劃經濟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制度也隨之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這種政治制度的變化，首先體現在中國由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權威主義的國家，或者是後極權主義的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會的經濟活動，社會中最重要的活動（經濟活動）和最重要的資源（財富）逐漸脫離了政府的控制。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當經濟活動與政府逐漸分離的時候，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就開始出現了。中國的社會形態也隨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個人活動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受到政府的全面控制。現在，只要你不主動挑戰共產黨的權威，它一般不會來管你。即使你主動挑釁，只要不是在公共領域，它一般也不會理睬。共產黨已經由過去的積極進攻變成了現在的被動防守。所以呀，市場化不僅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改變了它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甚至改變了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 階級分化及聯盟策略的調整 伴隨著制度的變化，中國的社會階級的構成也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毛澤東時代，精英集團只有一個，那就是黨政官僚，處於社會中層的是工人，等而下之的是農民，最底層的是知識分子，而資本家和地主則是公開消滅的對象。但是，隨著市場的拓展，這一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原來被消滅的資本家和地主階級重新崛起，成為新的精英集團，進入了上層社會，憑藉手中的財富獲得了非凡的影響力。原來被打入底層的知識分子，現在又蹦了上來，成為新的社會精英。而原來的“領導階級”（工人）和它的“同盟軍”（農民）則淪落為新的社會底層。毫無疑問，今天的社會底層就是工人和農民。這是不爭的事實。誰都心知肚明。誰也無法掩蓋。 對於政治穩定來說，最大的威脅並不是製度的變化，而是階級結構的變化，特別是那種翻天覆地的劇變。在短短的十五六年的時間裡，統治集團原來依賴的群體淪落到了社會的底層，而原來的敵對階級成了社會的核心力量。這對於一個希望繼續掌握政權的政府來說是一個最嚴峻的挑戰。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其實這也是統治的首要問題。所以，面對全新的階級結構，統治者必須重新回答如下問題：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鎮壓誰。也就是說，需要重新調整“階級聯盟策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這樣的調整結束了。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結成了聯盟。我把它稱之為“精英聯盟”。“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正是這樣一種新老精英的統治聯盟，保持了中國的政治穩定，維持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精英聯盟的機制與功能 注意，這個“精英聯盟”非常重要！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也擁有很強的生命力。中國這二十多年的成就與罪惡都和它緊密相連。無論是理解現實，還是設計未來，都要從這種聯盟出發。所以，在這裡，我要多講幾句。 共產黨和經濟精英的關係從改革之初到現在都是比較和諧的。這不是偶然的！共產黨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維持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是其最根本的利益。為了推動經濟增長就要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要有資本家和管理者，而後者最需要的是財富。市場化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增長，給政治精英帶來穩定，給經濟精英帶來利潤。所以在市場化和發展經濟方面，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表達了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共同訴求。所以，在中國，從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資本家和共產黨從來沒有鬧過什麼大彆扭，相反，它們和睦相處，親如兄弟。 但是，知識精英與共產黨的關係經歷了曲折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兩者衝突不斷，90年代以後衝突消失了。為什麼知識分子不鬧了？有人說是因為嚴厲的鎮壓，還有人說是因為收買。確實，鎮壓從未停止，而且也令人生畏。進入90年代中後期以來，政府開始推行大規模的收買政策，例如教育和科研經費大幅度提高，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也在大規模的改善。但是“鎮壓”和“收買”不能完全解釋知識分子的轉變，否則他們就不是“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的態度之所以會發生轉變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後，中國政府繼續推行改革開放，這一點符合知識分子的基本訴求。其次，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會和文化控制的放鬆、國際地位的提升為共產黨贏得了“政績合法性”。第三，知識分子看到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意識到改革並非只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改革也許還意味著國家分裂、經濟衰退、黑社會氾濫、國際地位衰落，意味著民不聊生、戰火紛飛。改革的這種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促使知識分子趨於保守。第四，隨著對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別是觀察了拉美的民主、東南亞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後，人們認識到民主決不是萬應靈藥，不可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而且民主自身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最後，一些自由主義者也認識到，民主建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一切是知識分子轉向保守、接受現實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解釋了“精英聯盟”的構成及其形成機制。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精英聯盟”並不是說三個精英集團坐下來，經過談判，達成了一個聯合統治的協議，而是說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接受或默認了現存的秩序。這種接受或默認，可以是心甘情願的接受，也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默認。聯盟存在的標誌是精英集團之間沒有公開的激烈的對抗。我說的“精英聯盟”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聯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維持政治的基本穩定，一方面可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其實，只要社會中的強勢集團攜起手來，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老百姓手頭的資源是非常少的，他們沒有思想，沒有錢，也沒有槍，即使數量眾多，例如有九億十億，但卻無法對抗幾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個社會中的強勢集團能夠團結起來，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一個政府能不能穩定，不在於有多少人支持它，關鍵是那些強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籠絡的不是“多數”而是“強者”。這就是統治的奧秘！ 道德判斷 這樣的一種聯盟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如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金融風險、黑惡勢力氾濫、道德淪喪等等。這些都是精英聯盟帶來的巨大代價。其實，“精英聯盟”也就是“掠奪聯盟”、“分贓聯盟”。說白了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 現在，精英對大眾的掠奪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血汗工廠”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貪婪。連農民工的血汗工資，他們都要拖欠、賴賬。這已經不是血汗工廠的問題了，而是一種明火執仗地欺詐和搶劫。我騙你來給我幹活，然後呢，我靠暴力把你攆走。這種暴力有資本家收買的民間暴力——黑社會，還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這種欺詐和搶劫的，不僅僅是資本家，還有各級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結。所以，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為富不仁”，還有“為政不仁”。我經常說，對於當代中國，不要奢談什麼公正，我們所能夠期待的只能是“可持續地掠奪，有節制地壓榨”。這就是我敢於夢想的最高理想了！在過去，有理性的奴隸主會讓他的奴隸活下去，讓奴隸們明天繼續給他幹活。再有一點眼光的奴隸主，還會讓奴隸繁殖後代，讓他的兒子繼續有奴隸可以剝削。而現在，中國精英連這點自私的理性都沒有了。他現在讓農村人來打工，讓人家陪著本給他幹活，讓人家欠一屁股債回家。這樣一種壓榨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們正在建立一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餘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你沒有任何責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為什麼每兩分鐘就有一個同胞自殺？為什麼每十五秒鐘就有一個同胞自殺未遂？難道答案還不清楚嗎？！這個世界沒有溫情、沒有道德、沒有正義，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強者剃白骨，弱者為魚肉”來形容今日的中國一點都不冤枉它。中國人啊，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這樣的社會有什麼權利存在？它怎麼能夠讓人留戀，讓人嚮往、讓人熱愛？ 所以，我對現實秩序的評價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就憑這種不公正，我就不可能心甘情願地接受它。 合法性問題 除了不公正，這個秩序還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當性。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為它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歷史唯物主義主張，世界是物質的，物質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可以認識的。誰認識了呢？馬克思！馬克思認識到了這種規律。馬克思通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證，指出社會發展要經歷五個階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必然要埋葬資產階級。但是單靠無產階級自己還不行，還要有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來領導才行。這樣一來，這種學說就把共產黨的領導權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確定下來。由於歷史是一個進步的過程，所以最後的階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這也意味著，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最高的正義。歷史唯物主義就這樣論證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共產黨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公有製、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當它放棄了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時候，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服力必然會受到侵蝕甚至逐漸喪失。目前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已經非常微弱了。共產黨自己的官員信不信都很成問題。讓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說了。自由民主主義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論說政府又拒絕。而且當今中國也沒有神權政治。原來馬列主義在中國是一種宗教，現在它的神聖性受到非常嚴重的侵蝕和挑戰。中共也拒絕接受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譬如儒家。實際上，中共以“五四”傳人自居，以“掘祖墳”為榮。共產黨搞的一套就是全盤西化。馬列主義難道是中國的東西嗎？它完全是西方的東西。中共現在口口聲聲反對全盤西化，實際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盤西化去反對別人的全盤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後就不許別人再西化了。像中國這樣由政府領導，全民動員，全心全意地、有系統地摧毀自己的傳統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嗎？找不到。古今中外，獨此一家！ 歷時近百年的全盤西化和掘祖墳運動，在毛澤東時代走向了頂峰。物極必反，鄧小平時代開始轉向，但另一種全盤西化也乘虛而入。江澤民時代開始了真正的回歸。我們從共產黨的口號裡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毛澤東時代講的是世界革命、共產主義。鄧小平時代比較中性，講現代化。到了江澤民時代就不一樣了，明確提出要建設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完全是一個中國本土的政治哲學概念了。準確地說，這是我們儒家的東西。胡錦濤似乎在把民本主義引進中共的政治哲學。所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和胡錦濤，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傳統文化回歸。江澤民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請記住，鄧小平時代講的可是“振興中華”。“振興”有另起爐灶的意思，暗示過去我們不行，今天才開始爭取輝煌。而“復興”就完全不一樣了。“復興”本身是對歷史的一種肯定。它意味著肯定過去的偉大，也承認曾經的衰落，更意味著重新崛起，再次贏得新的偉大。從“振興”到“復興”是非常重要的變化，決不是無聊的文字遊戲。實際上，這種文字的變化體現了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的革命性轉變。 沒有合法性的政權，只能靠有效性來支持，說白了是靠經濟增長來支持政治穩定。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經濟增長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來控制，經濟總會出現波動，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特別是在一個以“全球化”著稱的時代，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也將越來越弱。這一切意味著政府有可能逐漸喪失控制自身命運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穩定，一個民族把自己的未來命運，都寄託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極端危險的，也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當代的中國政治哲學家才肩負極為重大的歷史使命，因為他們思考的成敗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 小結 現實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說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夠支持經濟增長，維護政治穩定，保證國家統一。後面我會講到統一問題。說它“不公正”是指大眾的權利受到嚴重損害，精英的掠奪肆無忌憚，政治腐敗，錢權勾結，為政不仁，為富不仁。說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統治者沒有為現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東西。所以，現狀不可能也不應該延續下去。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現狀完全不可取，必須被徹底拋棄。我們的任務是把好的東西保留下來，把不好的東西克服掉。還是那句老話，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這是我們考慮未來發展的出發點。 三、自由民主主義批判 既然現狀不可能也不應該延續下去，那就選擇自由民主主義吧！自由民主主義不是已經成了世界潮流了嗎？不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嗎？的確，現在民主已經成了一種“迷信”，成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中國人完全不必長大腦了，只要順著大流說，跟著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只要一談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從最高層到最底層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來反這個潮流。也許你會問，你想找死嗎？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瀾於既倒，那是因為我相信我“能夠”挽狂瀾於既倒。我相信勝利最終一定會屬於我。 下面我就講一講，為什麼我拒絕自由民主主義。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問：西方式民主能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絕它。 有一種流行的“逆向思維邏輯”或是“烏托邦邏輯”。例如，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很多罪惡，而且他發現這些罪惡與私有製和市場體制有關係，於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惡的方案——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消滅市場經濟建立計劃經濟。馬克思認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些罪惡徹底剷除。但是，蘇聯、東歐和中國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卻表明，現實的邏輯與理論的邏輯並不一致，那些罪惡依然存在，只不過它們通過不同的機制、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現在這種“逆向思維邏輯”仍然在國內流行。許多人看到現在中國存在很多罪惡，他們也發現這些罪惡和專制體制有關係，於是他們就想，如果換成了民主體制，那麼這些罪惡就會消失了。他們堅信，只要用民主替代專制，我們就可以告別苦難，迎來幸福，就可以掃除黑暗，迎來一個艷陽天。這種極為簡單化的逆向思維邏輯幾乎統治了所有人的大腦，從賣大白菜的小販到國家領導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說的是，不存在如此簡單的邏輯，即使是中國實行了民主制度，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如政治腐敗、經濟風險、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等等，不見得會消除或是緩解，而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如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等，還有可能喪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種認為只要實行民主化就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想法是荒謬的。這種逆向思維邏輯，在學理上說不通，在經驗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對者會說，你說的僅僅是一種壞的可能，沒有經過試驗你怎麼知道民主化不會帶來好的結局？問題就在這裡！我們不能拿民族的命運作試驗。誰也沒有這個權利！那麼如何走出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辦法是看看別人的試驗。怎麼看呢？通過國際比較。我們把世界各國的數據拿過來，比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國的情況，先看看它們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後再看看它們的經濟發展業績如何，看看它們的政治腐敗的情況怎樣，看看它們的經濟不平等的情況怎樣，最後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下面我將通過基於經驗數據的國際比較來回答上述問題。 我選擇的是世界銀行的數據。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世界治理報告》。這份報告考察了不同國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腐敗水平。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還給出了各國的經濟增長率、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基尼係數、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我還利用了透明國際關於世界各國腐敗的估計值。為什麼用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指標？因為這兩個組織立場偏右而且聲譽不錯。所以，用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數據，既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同時自由主義者也無話可說。 在比較的時候，我把國家分成了兩組，一個是中低收入組，一個是全體國家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組國家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對於這些中低收入國家來說，民主化的程度與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長率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民主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論斷在統計上是沒有根據的。再看腐敗問題。統計分析的結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敗指數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這意味著“民主化可以遏制腐敗”這一論斷在統計上是沒有依據的。基尼係數和民主化的關係也是不相關的。基尼係數直接指示了經濟不平等的程度。還有貧困發生率，即世界銀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標準所測定的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它與民主化程度也沒有統計相關性。再把全體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結論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國家的貧困程度、腐敗程度確實存在巨大的差異。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是什麼？統計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與腐敗指數是高度相關的，r平方值達到0.79。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說，正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這樣一個變量，控制著政治腐敗的程度。同樣，正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控制著貧困發生率。 民主、經濟發展、政治腐敗、社會不公正的經驗關係 國家或地區民主水平指數1（發言權和負責精神）經濟發展指數2（GNI PPP） GDP年增長率3 腐敗指數4 腐敗指數5 貧困指數6（%） 基尼係數7（%） 中國-1.38 4260 10.0 3.4 -0.41 18.8
印度0.38 2450
巴基斯坦-1.10
孟加拉國-0.57
印度尼西亞-0.49
馬來西亞-0.27
菲律賓0.17 4360
俄羅斯-0.52
南斯拉夫-0.20
埃及-0.87 3790
阿根廷0.12
巴西0.28 7450
墨西哥0.33 8770
秘魯0.22 4680
香港0.15 26050
台灣0.89 5.7
新加坡0.51
日本0.99 27430
我把相對中國來說具有可比性的國家的數據列在這裡。大家可以自己進行比較。我選擇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人口規模比較大、國土也比較大的一些國家，拿它們來和中國比一比。亞洲的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歐洲選的是俄羅斯、南斯拉夫，非洲選了埃及，南美選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魯，同時把與中國文化比較接近的幾個地區和國家也加上，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和日本。這裡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的數據，經濟發展指數是世界銀行的，按購買力評價核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DP增長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長平均值，第一個腐敗指數是透明國際的，來自2003年的年度報告，第二個腐敗指數來自世界銀行的治理報告，貧困指數和基尼係數都是世界銀行2003年報告裡的。我們通過這樣一些比較權威的數據，而且是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立場的數據，可以看到，在這些可比的國家裡，中國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最好的，腐敗是居中的，貧困的指數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低的，基尼係數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這裡，我要再重複一遍我對《聯合早報》記者講過的話。中國現在基本上還是一個帝國體制，並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我們沒有經歷過與資本主義發展相伴隨的民主化過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民主化往往伴隨著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遠一點。印度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過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來，而後孟加拉又分裂出來。時至今日，印巴還是紛爭不斷，南斯拉夫也沒有平靜，車臣與俄羅斯的衝突愈演愈烈，烏克蘭又面臨內戰的威脅。誰也不能否認這些都是民主化的後果。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難逃厄運。台灣就不用說了，西藏、新疆、香港都會跟著起哄。在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誰也不能拿民族命運為自己的偏好或設想去賭博。有些人對我的這種看法破口大罵，我想原因無非有三種，一是無知，不了解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這些常識，但還是理解不了，三是別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黃。 與已經實行民主制度和剛剛經歷民主化的國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標上——經濟增長、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公正，中國的表現根本不比它們差，而且中國存在的問題它們同樣存在，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而中國已經取得的成績則是它們望塵莫及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改弦易轍呢？為什麼要向那些手下敗將學習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讓一般的老百姓拋棄民主迷信，只要能讓他們相信民主解決不了問題就足夠了。但是，要駁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義者，僅僅論證民主無用還不夠。他會一本正經地對你說，他之所以喜歡民主，僅僅是因為民主是他所珍愛的價值。民主有用更好，沒用也無所謂，他都一樣喜歡。什麼經濟衰退、政治腐敗、社會不公、國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沒有什麼危險的條件下，他還會悲壯地說“不民主，毋寧死”。所以，要徹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還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將從三個層次上批駁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 首先，我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所倡導的一些基本價值是壞的。例如，自由民主主義倡導個人主義。我不認同個人主義，我還是認同天下本位、社會本位。如果非要從西方舶來品中選擇的話，我會選擇社群主義。再如，自由民主主義主張道德是個人的事情，屬於私域範疇，任何個人、任何組織包括政府本身都無權宣稱哪一種道德高於其他的道德。它宣稱社會和政府在價值判斷方面必須保持中立。這一點我也是反對的。我認為，任何一個穩定的、有效率的社會都要有一種主流的價值，而且社會有責任把這種主流的價值推行開來，通過教化或社會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義所依賴的邏輯前提缺乏事實基礎。例如，它假設人類個體是自足的存在，但實際上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任何個體離開群體、離開社會都無法生存。再如，它主張性惡論。實際上，人既有作惡的本能，也有為善的潛能。善、惡共存與人性之中。再如，基於自然狀態、人性假設、個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編造出來的社會契約論，也沒有任何歷史事實上的根據，完全是人為的理論建構。而且自由民主主義的一些重要論斷也是錯誤的。例如，它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所謂“必要的惡”是說，政府天生就是一個壞東西，但是離開這種壞東西人類又玩不轉。政府之所以有資格存在，那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如果市場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簡言之，政府是對市場的補充。其實，政府可能作惡，也可能為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沒有政府，肯定不會有穩定的社會，因此政府是一種必要的善。這一點黑格爾早就說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邏輯前提是真實地，即使它的推論是正確地，在實踐中它也表現為一套謊言，從來沒有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自由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都是烏托邦。 按照盧梭的想像，如果我們所服從的對像是我們自己選舉出來的，那麼“服從”這種令人尷尬的事情就變成了一種很美妙的事情。雖然我還是要“服從”，但是這種服從是基於我的“同意”。對於任何人來說，這當然是一種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於同意的統治是非常好的。當大家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由民主主義的解決辦法是“少數服從多數”，即多數統治。這一切通過一人一票的政治選舉來實現。民選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這樣建立了起來。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所有關於政府的合法性理論中，自由民主主義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競爭力的，也是最有說服力的。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套從來就行不通，從來也沒有真正實現過。人人平等，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場社會中，經濟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經濟不平等必然導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說不對，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選舉投票時，街頭小混混的一票、比爾·蓋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錯，這是事實，但是要記住，自由民主制度給予人的平等也就這麼多了，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平等。 在資產階級向國王和貴族奪取權力的時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熱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權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堅決的反對者。只要看看窮人、婦女、有色人種爭取投票權的歷史，你就什麼都明白了。上述過程中無不伴隨著流血犧牲，無不伴隨著殘酷的鎮壓。實際上，資產階級從本性上來說是最反對民主的，因為民主意味著貧窮的多數可以運用民主權利合法地剝奪富裕的少數。所以，資產階級面臨著一種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過宣揚民主來論證其統治的正當性，一方面它又要剝奪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為了克服這一矛盾，資產階級的學術代理人發明了“憲政”。所謂“憲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資產階級利用民主粉飾寡頭政治，又可以剝奪大眾的民主權利使資產階級安居財富金字塔的頂端。“普選”並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專政的現實。選舉是被金錢控制的。議會是被金錢控制的。媒體、教育機構、研究機構也是被金錢控制的。資產階級的霸權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通過控制媒體和教育研究系統，它也在市民社會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權。資產階級的統治無處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從來就是精英的事業。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鐵律！從來就沒有人民當家作主這回事。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美國不是，中國也不是。誰在支配美國的政治？並不是什麼多數，也不是什麼民意，還是那些有權勢的集團。美國和中國一樣，都是那些強勢集團支配著一切。 小結 說了這麼多，結論是什麼？結論就是，對於中國來說，西方式民主，作為工具是沒用的，作為價值是不好的。說它“沒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決政治腐敗問題，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結，不一定能保護大眾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奪，相反，還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政治動盪、國家分裂。說它“不好”不是說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理論無法自圓其說，而是說它無法在實踐中兌現自己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所以，我們應該拋棄它，至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四、仁政藍圖 現狀不可持續，又不要自由民主主義，中國是不是走投無路了？天無絕人之路。還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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