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按：柳南榮為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執業律師多年，曾在光州事件平反過程替受難者辯護，現任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常任委員，為次長級官員，也是今年來台位階最高的韓國官員。

本文是筆者應台灣二二八基金會邀請，參加10月3日至5日的台韓人權論壇後，有感而發所撰寫的文章。

今年10月4日在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辦了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此論壇是由台灣二二八基金會主辦，韓國五一八基金會和濟州四三研究所共同協辦。台灣的二二八基金會是為了查明發生在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真相，以及為了處理政府公開道歉、恢復犧牲者名譽、補償受難者家屬等事務而成立的團體。此機構以「政權輪替與清算過去」為主，舉辦了這項人權論壇，並且邀請包含本人在內的韓國相關人士與會。

論壇的上午議程是以「歷史與真實」為主題，分別討論了「真相調查的成果與障礙」（第一場）、「責任追究的實踐與困境」（第二場）；下午議程則以「逆流與阻力」為重點，依序針對「補償制度的介紹與比較」（第三場）、「人權組織與國際交流」（第四場）、「政權輪替與轉型正義」（第五場）進行討論；最後再進行綜合座談。本人不但在第四場發表，並且參與了綜合座談。韓國與會者「釜山民主抗爭紀念事業會」理事長李圭正教授、濟州「四三研究所」事務長朴成龍、所長朴贊殖、宋基寅神父、「五一八基金會」理事長尹光將等人也發表並參與了討論。

本人所發表的主題除了有關本委員會為了伸張韓國國內人權而運用聯合國的人權機制，重視與國際的人權團體、其他國家的人權機構及團體的交流和合作外，內容也包含期待台灣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並推展積極性活動。特別是，本人主張台灣人權機構的活動應超越單純伸張台灣本身的人權，而是進一步為中國大陸帶來肯定的正面影響。同時，一旦台灣成立國家人權機構，便可參與許多國際活動。

在上述主題的討論過程中，台灣與會者的發表與討論，均給予韓國過去清算的事例相當高的評價（特別是針對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前總統的明確司法定位與過去歷史的事件）。然而這樣的評價對我而言卻有些意外，因此我在最後的綜合討論中抒發「在拋棄的自我中發現天才」的己見。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也在論壇致詞，但過程中卻發生會場裡的一位與會者起立並展示標語牌向馬總統抗議的事件。事件發生後，隔天的台灣媒體均對此有所報導。論壇最後是由台灣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發表閉幕演說，單樞機主教在閉幕演說中，特別引用本人所發表的一部份內容（即在台灣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藉此從事國際活動的可能性）。在閉幕式後與單樞機主教寒暄時，本人以「感謝您特別提到我並引用拙見」一語問候單樞機主教，單樞機主教也稱讚本人的提案甚佳。

本人在此次參與論壇的過程中，清楚體認到雖處於國際孤立，卻想要找到自我認同的台灣人的熱切期望。儘管平時透過報章亦可瞭解台灣人民的這種期望，但透過實際接觸身邊的台灣人民後，反而更加清楚地體會此種渴望。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有其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台灣無法在國際舞台立足而成為孤兒，台灣深深感受到國際的孤立。這種嚴重的孤立感是如我一般的多數韓國人所無法想像的。一個非政府組織NGO（台灣聯合國促進會Taiwan United Nations Alliance）所出版的小冊子，曾將因為中國影響力而被逐出國際社會的台灣比喻為南非共和國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處於孤立中的台灣人摸索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其結果是台灣主要的兩大政黨，對於兩岸關係各自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國民黨主張與中國統一，到兩岸關係的改善；民進黨則主張台灣獨立）。此兩大政黨的政策差異性比起南韓「對北政策」的差異性來得更加複雜，並且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其中，共同存在著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紀念的二二八事件與所謂蔣介石父子所支配的國民黨。

明朝將軍鄭成功父子在明朝滅亡後移居至台灣，其後西班牙與荷蘭曾短暫支配台灣。不過到了清朝卻是確保了對台的支配權。清朝在1895年的清日甲午戰爭戰敗後，清朝代表李鴻章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清朝根據此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也由於這樣的背景，負責接待我們的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朱立熙先生開玩笑地說道：「因為韓國的東學黨革命，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台五十年的殖民期間，將近代化的司法、教育、醫療、交通、產業等體系引進台灣。儘管如此，台灣也因為太平洋戰爭被迫動員超過二十萬人至南洋作戰，使得近三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就連女性也被迫動員成為慰安婦。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後，伴隨而來的是1945年10月17日蔣介石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台灣，再次確立對台的支配權。為此，蔣介石派遣一萬兩千名的軍隊與兩百名官員來台。掌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以二等公民的方式對待台灣人民，實行各種壓抑台灣人民的政策，使得台灣人民的生活反而比起日本統治時期更加惡劣。這樣的壓抑政策導致了台灣人民的不滿聲浪日益高漲，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市無情地逮捕了一名販售私煙的婦女，並將其私煙予以扣押，這樣的行動引起圍觀民眾的抗議。隨即，國民黨政府逮捕了無辜市民，造成傷亡事件。之後，台灣人民針對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的事件發動抗議，抗議聲浪很快地如野火燎原般蔓延至全台各地。對此，蔣介石於1947年3月9日派遣軍隊來台鎮壓抗議運動，其結果導致近兩萬名的台灣人民死亡，此即二二八事件。濟州的四三研究所也主張說，台灣二二八事件與濟州四三事件兩者非常相似。民進黨的陳水扁前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在二二八紀念館裡展示了當初蔣介石派兵來台鎮壓的親筆信函（此紀念館展很有組織性地展示台灣相關史料）。

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於1949年自大陸撤退來台後，直到1987年為止，一直實行戒嚴令並且以鐵腕統治台灣。蔣介石父子為了維持其政權，設立許多法令與機構，不容許任何反對派的存在，這也造成了在此時期約有三萬名的台灣人失蹤、死亡，因此台灣人稱此為「白色恐怖時期」。不過此時期的民主化運動卻未曾因此停止，1986年也就是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民進黨正式成立。民進黨自2000年完成和平的政權交接，直到2007年為止，完成許多台灣的民主化進程。2008年再度由國民黨同時掌握中央的行政權與國會的立法權。現今，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口當中，約有三百萬人是當時追隨蔣介石來台的人與其後代。

傳統上，台灣人受到位於中國大陸的中央權力的迫害，尤其是1949年蔣介石父子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後，率領國民黨政府及其家族合計六十萬餘名撤退來台。在所謂光復大陸的名義下，在語言、教育等方面進行全面中國化，並將台灣人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因此台灣人反而認為日據時期相對較佳，就連台灣人的反日情結也變得比韓國來得弱化些。

國民黨在2008年再度重掌行政、立法兩部門以後，有人開始憂心國民黨對於其過去所造成的壓抑人權事件所做的清算將會發生倒退，於是在這種擔憂與不安的情形下，召開了這次的人權論壇。本人於人權論壇召開前一天提早抵達台灣，並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台灣民主基金會的相關人士會面，與聞許多有關新政府的上台與展望。我拿到他們所提供的幾種英文手冊與資料後，就在飯店利用晚上時間研讀。台灣與南韓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皆是分裂國家、在長期以反共為基礎的獨裁體制下達成產業化與民主化的國家，而且兩國最近都出現保守派政府的上台，以及兩國新政府都追求與民主化時代不同的政策。這些相似性當中有許多值得台韓兩國人民相互學習之處。藉由與相關人士的會面以及實際參與人權論壇，使得我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而且更可以回過頭來觀察自己的國家（南韓）。

首先，可以清楚知道台灣人民在蔣介石父子的的鐵腕統治下，活在比韓國更加嚴酷的社會體制中。因此南韓曾出現過的各種人權打壓事件也幾乎都曾在台灣發生過（情報機關與刑求、綁架、離奇死亡、自焚、政治犯、各種法令限制等）。所幸的是，從南韓李承晚政權因四一九革命而崩潰，直到1971年10月斷然實行維新憲法為止，南韓至少存在最小限度的言論自由、獨立的司法權、在野黨的存在以及知識份子對政府的批判，但反觀當時的台灣卻無法如此。韓國在經歷嚴酷和殘忍的韓戰後，經過十年的期間享受到此等自由，實屬奇蹟。由於有這樣的自由傳統，使得在維新政權以及全斗煥政權下的許多知識份子和在野黨得以參與民主化運動，他們的奉獻，對南韓社會的民主化有其重大貢獻。

第二，相較於台灣，南韓的公民社會力量來得較為強大。儘管在過去對於具有強大力量的公民社會，其未來將如何增長存有許多憂慮與展望，但無論如何，並沒有人會否認公民社會的存在。這種公民社會所具有的積極性與多樣性，是南韓所擁有的其中一項巨大資產。本人認為這種充實地成長的公民社會，透過政黨與媒體不但反映出韓國社會中各個部分的多樣聲音，也反映南韓社會的運作情形，而這正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第三，南韓不同於台灣的，既非處於國際社會的孤立，也沒有歷經自我認同的混亂。會議中的一位台灣發表者指出：「由於台灣本身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因此台灣人無法清楚瞭解到聯合國會員國可以其身份，充分運用聯合國人權機制這一點的重要性。」台灣政府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承諾要將國際人權條約國內法化、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擬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等。但礙於「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在付諸實施。而國民黨對於這種事項卻顯得興趣缺缺。尤其是，台灣的人權推動者卻無法利用國際人權條約以及聯合國人權機制來改善台灣國內的人權情況。與此相較，即使南韓往後的政治情況再怎麼惡化，人權也仍有喘息的空間。對此，本人再次體認到南韓的人權委員會必須努力履行有關國際人權條約在韓國國內的業務。
　　
最後，聽說台灣的人權推動者最近準備提出設立國家人權機構的法案。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與活動並非單單只是影響台灣本身，我認為長期而言，具有改善中國人權情況的正面影響，甚至藉由中國人權的改善而進一步改善北韓人權以及我國的安全環境，也會有好的影響。中國週邊的東亞國家當中，在短時間內民主化與產業化成功的國家只有台灣與南韓。從南韓的人權綜合機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角度來看，於台灣成立姊妹機構，成為人權伸張的一股助力，將可培養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在亞洲的盟友。本人也期待台灣未來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後，能獲得台灣人的好評，並增進兩國人權委員會之間的相互交流。
　　
如同十七世紀的台灣被稱為「福爾摩沙」一樣，台灣是擁有美麗風景的一個國家。但另一方面，一如她的美麗，台灣也有其哀傷的歷史，而這種歷史仍延續至今。台灣人民在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雖受到國際孤立，但卻是中國周邊國家當中在短時間內民主化與產業化成功的國家之一。台灣現今所達成的民主化，其所能承受中國吹來之颱風的基礎仍顯脆弱。本人期待在這美麗島嶼上所綻放的人權及民主的花朵，繼續往下扎根，並把花香吹向中國以及周邊國家的日子即將來臨。

（張介宗翻譯，朱立熙校訂）

版主按：柳南榮為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執業律師多年，曾在光州事件平反過程替受難者辯護，現任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常任委員，為次長級官員，也是今年來台位階最高的韓國官員。

本文是筆者應台灣二二八基金會邀請，參加10月3日至5日的台韓人權論壇後，有感而發所撰寫的文章。

今年10月4日在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辦了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此論壇是由台灣二二八基金會主辦，韓國五一八基金會和濟州四三研究所共同協辦。台灣的二二八基金會是為了查明發生在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真相，以及為了處理政府公開道歉、恢復犧牲者名譽、補償受難者家屬等事務而成立的團體。此機構以「政權輪替與清算過去」為主，舉辦了這項人權論壇，並且邀請包含本人在內的韓國相關人士與會。

論壇的上午議程是以「歷史與真實」為主題，分別討論了「真相調查的成果與障礙」（第一場）、「責任追究的實踐與困境」（第二場）；下午議程則以「逆流與阻力」為重點，依序針對「補償制度的介紹與比較」（第三場）、「人權組織與國際交流」（第四場）、「政權輪替與轉型正義」（第五場）進行討論；最後再進行綜合座談。本人不但在第四場發表，並且參與了綜合座談。韓國與會者「釜山民主抗爭紀念事業會」理事長李圭正教授、濟州「四三研究所」事務長朴成龍、所長朴贊殖、宋基寅神父、「五一八基金會」理事長尹光將等人也發表並參與了討論。

本人所發表的主題除了有關本委員會為了伸張韓國國內人權而運用聯合國的人權機制，重視與國際的人權團體、其他國家的人權機構及團體的交流和合作外，內容也包含期待台灣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並推展積極性活動。特別是，本人主張台灣人權機構的活動應超越單純伸張台灣本身的人權，而是進一步為中國大陸帶來肯定的正面影響。同時，一旦台灣成立國家人權機構，便可參與許多國際活動。

在上述主題的討論過程中，台灣與會者的發表與討論，均給予韓國過去清算的事例相當高的評價（特別是針對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前總統的明確司法定位與過去歷史的事件）。然而這樣的評價對我而言卻有些意外，因此我在最後的綜合討論中抒發「在拋棄的自我中發現天才」的己見。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也在論壇致詞，但過程中卻發生會場裡的一位與會者起立並展示標語牌向馬總統抗議的事件。事件發生後，隔天的台灣媒體均對此有所報導。論壇最後是由台灣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發表閉幕演說，單樞機主教在閉幕演說中，特別引用本人所發表的一部份內容（即在台灣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藉此從事國際活動的可能性）。在閉幕式後與單樞機主教寒暄時，本人以「感謝您特別提到我並引用拙見」一語問候單樞機主教，單樞機主教也稱讚本人的提案甚佳。

本人在此次參與論壇的過程中，清楚體認到雖處於國際孤立，卻想要找到自我認同的台灣人的熱切期望。儘管平時透過報章亦可瞭解台灣人民的這種期望，但透過實際接觸身邊的台灣人民後，反而更加清楚地體會此種渴望。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有其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台灣無法在國際舞台立足而成為孤兒，台灣深深感受到國際的孤立。這種嚴重的孤立感是如我一般的多數韓國人所無法想像的。一個非政府組織NGO（台灣聯合國促進會Taiwan United Nations Alliance）所出版的小冊子，曾將因為中國影響力而被逐出國際社會的台灣比喻為南非共和國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處於孤立中的台灣人摸索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其結果是台灣主要的兩大政黨，對於兩岸關係各自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國民黨主張與中國統一，到兩岸關係的改善；民進黨則主張台灣獨立）。此兩大政黨的政策差異性比起南韓「對北政策」的差異性來得更加複雜，並且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其中，共同存在著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紀念的二二八事件與所謂蔣介石父子所支配的國民黨。

明朝將軍鄭成功父子在明朝滅亡後移居至台灣，其後西班牙與荷蘭曾短暫支配台灣。不過到了清朝卻是確保了對台的支配權。清朝在1895年的清日甲午戰爭戰敗後，清朝代表李鴻章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清朝根據此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也由於這樣的背景，負責接待我們的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朱立熙先生開玩笑地說道：「因為韓國的東學黨革命，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台五十年的殖民期間，將近代化的司法、教育、醫療、交通、產業等體系引進台灣。儘管如此，台灣也因為太平洋戰爭被迫動員超過二十萬人至南洋作戰，使得近三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就連女性也被迫動員成為慰安婦。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後，伴隨而來的是1945年10月17日蔣介石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台灣，再次確立對台的支配權。為此，蔣介石派遣一萬兩千名的軍隊與兩百名官員來台。掌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以二等公民的方式對待台灣人民，實行各種壓抑台灣人民的政策，使得台灣人民的生活反而比起日本統治時期更加惡劣。這樣的壓抑政策導致了台灣人民的不滿聲浪日益高漲，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市無情地逮捕了一名販售私煙的婦女，並將其私煙予以扣押，這樣的行動引起圍觀民眾的抗議。隨即，國民黨政府逮捕了無辜市民，造成傷亡事件。之後，台灣人民針對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的事件發動抗議，抗議聲浪很快地如野火燎原般蔓延至全台各地。對此，蔣介石於1947年3月9日派遣軍隊來台鎮壓抗議運動，其結果導致近兩萬名的台灣人民死亡，此即二二八事件。濟州的四三研究所也主張說，台灣二二八事件與濟州四三事件兩者非常相似。民進黨的陳水扁前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在二二八紀念館裡展示了當初蔣介石派兵來台鎮壓的親筆信函（此紀念館展很有組織性地展示台灣相關史料）。

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於1949年自大陸撤退來台後，直到1987年為止，一直實行戒嚴令並且以鐵腕統治台灣。蔣介石父子為了維持其政權，設立許多法令與機構，不容許任何反對派的存在，這也造成了在此時期約有三萬名的台灣人失蹤、死亡，因此台灣人稱此為「白色恐怖時期」。不過此時期的民主化運動卻未曾因此停止，1986年也就是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民進黨正式成立。民進黨自2000年完成和平的政權交接，直到2007年為止，完成許多台灣的民主化進程。2008年再度由國民黨同時掌握中央的行政權與國會的立法權。現今，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口當中，約有三百萬人是當時追隨蔣介石來台的人與其後代。

傳統上，台灣人受到位於中國大陸的中央權力的迫害，尤其是1949年蔣介石父子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後，率領國民黨政府及其家族合計六十萬餘名撤退來台。在所謂光復大陸的名義下，在語言、教育等方面進行全面中國化，並將台灣人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因此台灣人反而認為日據時期相對較佳，就連台灣人的反日情結也變得比韓國來得弱化些。

國民黨在2008年再度重掌行政、立法兩部門以後，有人開始憂心國民黨對於其過去所造成的壓抑人權事件所做的清算將會發生倒退，於是在這種擔憂與不安的情形下，召開了這次的人權論壇。本人於人權論壇召開前一天提早抵達台灣，並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台灣民主基金會的相關人士會面，與聞許多有關新政府的上台與展望。我拿到他們所提供的幾種英文手冊與資料後，就在飯店利用晚上時間研讀。台灣與南韓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皆是分裂國家、在長期以反共為基礎的獨裁體制下達成產業化與民主化的國家，而且兩國最近都出現保守派政府的上台，以及兩國新政府都追求與民主化時代不同的政策。這些相似性當中有許多值得台韓兩國人民相互學習之處。藉由與相關人士的會面以及實際參與人權論壇，使得我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而且更可以回過頭來觀察自己的國家（南韓）。

首先，可以清楚知道台灣人民在蔣介石父子的的鐵腕統治下，活在比韓國更加嚴酷的社會體制中。因此南韓曾出現過的各種人權打壓事件也幾乎都曾在台灣發生過（情報機關與刑求、綁架、離奇死亡、自焚、政治犯、各種法令限制等）。所幸的是，從南韓李承晚政權因四一九革命而崩潰，直到1971年10月斷然實行維新憲法為止，南韓至少存在最小限度的言論自由、獨立的司法權、在野黨的存在以及知識份子對政府的批判，但反觀當時的台灣卻無法如此。韓國在經歷嚴酷和殘忍的韓戰後，經過十年的期間享受到此等自由，實屬奇蹟。由於有這樣的自由傳統，使得在維新政權以及全斗煥政權下的許多知識份子和在野黨得以參與民主化運動，他們的奉獻，對南韓社會的民主化有其重大貢獻。

第二，相較於台灣，南韓的公民社會力量來得較為強大。儘管在過去對於具有強大力量的公民社會，其未來將如何增長存有許多憂慮與展望，但無論如何，並沒有人會否認公民社會的存在。這種公民社會所具有的積極性與多樣性，是南韓所擁有的其中一項巨大資產。本人認為這種充實地成長的公民社會，透過政黨與媒體不但反映出韓國社會中各個部分的多樣聲音，也反映南韓社會的運作情形，而這正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第三，南韓不同於台灣的，既非處於國際社會的孤立，也沒有歷經自我認同的混亂。會議中的一位台灣發表者指出：「由於台灣本身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因此台灣人無法清楚瞭解到聯合國會員國可以其身份，充分運用聯合國人權機制這一點的重要性。」台灣政府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承諾要將國際人權條約國內法化、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擬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等。但礙於「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在付諸實施。而國民黨對於這種事項卻顯得興趣缺缺。尤其是，台灣的人權推動者卻無法利用國際人權條約以及聯合國人權機制來改善台灣國內的人權情況。與此相較，即使南韓往後的政治情況再怎麼惡化，人權也仍有喘息的空間。對此，本人再次體認到南韓的人權委員會必須努力履行有關國際人權條約在韓國國內的業務。
　　
最後，聽說台灣的人權推動者最近準備提出設立國家人權機構的法案。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與活動並非單單只是影響台灣本身，我認為長期而言，具有改善中國人權情況的正面影響，甚至藉由中國人權的改善而進一步改善北韓人權以及我國的安全環境，也會有好的影響。中國週邊的東亞國家當中，在短時間內民主化與產業化成功的國家只有台灣與南韓。從南韓的人權綜合機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角度來看，於台灣成立姊妹機構，成為人權伸張的一股助力，將可培養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在亞洲的盟友。本人也期待台灣未來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後，能獲得台灣人的好評，並增進兩國人權委員會之間的相互交流。
　　
如同十七世紀的台灣被稱為「福爾摩沙」一樣，台灣是擁有美麗風景的一個國家。但另一方面，一如她的美麗，台灣也有其哀傷的歷史，而這種歷史仍延續至今。台灣人民在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雖受到國際孤立，但卻是中國周邊國家當中在短時間內民主化與產業化成功的國家之一。台灣現今所達成的民主化，其所能承受中國吹來之颱風的基礎仍顯脆弱。本人期待在這美麗島嶼上所綻放的人權及民主的花朵，繼續往下扎根，並把花香吹向中國以及周邊國家的日子即將來臨。

（張介宗翻譯，朱立熙校訂）

版主按：柳南榮為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執業律師多年，曾在光州事件平反過程替受難者辯護，現任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常任委員，為次長級官員，也是今年來台位階最高的韓國官員。

本文是筆者應台灣二二八基金會邀請，參加10月3日至5日的台韓人權論壇後，有感而發所撰寫的文章。

今年10月4日在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辦了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此論壇是由台灣二二八基金會主辦，韓國五一八基金會和濟州四三研究所共同協辦。台灣的二二八基金會是為了查明發生在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真相，以及為了處理政府公開道歉、恢復犧牲者名譽、補償受難者家屬等事務而成立的團體。此機構以「政權輪替與清算過去」為主，舉辦了這項人權論壇，並且邀請包含本人在內的韓國相關人士與會。

論壇的上午議程是以「歷史與真實」為主題，分別討論了「真相調查的成果與障礙」（第一場）、「責任追究的實踐與困境」（第二場）；下午議程則以「逆流與阻力」為重點，依序針對「補償制度的介紹與比較」（第三場）、「人權組織與國際交流」（第四場）、「政權輪替與轉型正義」（第五場）進行討論；最後再進行綜合座談。本人不但在第四場發表，並且參與了綜合座談。韓國與會者「釜山民主抗爭紀念事業會」理事長李圭正教授、濟州「四三研究所」事務長朴成龍、所長朴贊殖、宋基寅神父、「五一八基金會」理事長尹光將等人也發表並參與了討論。

本人所發表的主題除了有關本委員會為了伸張韓國國內人權而運用聯合國的人權機制，重視與國際的人權團體、其他國家的人權機構及團體的交流和合作外，內容也包含期待台灣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並推展積極性活動。特別是，本人主張台灣人權機構的活動應超越單純伸張台灣本身的人權，而是進一步為中國大陸帶來肯定的正面影響。同時，一旦台灣成立國家人權機構，便可參與許多國際活動。

在上述主題的討論過程中，台灣與會者的發表與討論，均給予韓國過去清算的事例相當高的評價（特別是針對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前總統的明確司法定位與過去歷史的事件）。然而這樣的評價對我而言卻有些意外，因此我在最後的綜合討論中抒發「在拋棄的自我中發現天才」的己見。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也在論壇致詞，但過程中卻發生會場裡的一位與會者起立並展示標語牌向馬總統抗議的事件。事件發生後，隔天的台灣媒體均對此有所報導。論壇最後是由台灣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發表閉幕演說，單樞機主教在閉幕演說中，特別引用本人所發表的一部份內容（即在台灣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藉此從事國際活動的可能性）。在閉幕式後與單樞機主教寒暄時，本人以「感謝您特別提到我並引用拙見」一語問候單樞機主教，單樞機主教也稱讚本人的提案甚佳。

本人在此次參與論壇的過程中，清楚體認到雖處於國際孤立，卻想要找到自我認同的台灣人的熱切期望。儘管平時透過報章亦可瞭解台灣人民的這種期望，但透過實際接觸身邊的台灣人民後，反而更加清楚地體會此種渴望。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有其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台灣無法在國際舞台立足而成為孤兒，台灣深深感受到國際的孤立。這種嚴重的孤立感是如我一般的多數韓國人所無法想像的。一個非政府組織NGO（台灣聯合國促進會Taiwan United Nations Alliance）所出版的小冊子，曾將因為中國影響力而被逐出國際社會的台灣比喻為南非共和國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處於孤立中的台灣人摸索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其結果是台灣主要的兩大政黨，對於兩岸關係各自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國民黨主張與中國統一，到兩岸關係的改善；民進黨則主張台灣獨立）。此兩大政黨的政策差異性比起南韓「對北政策」的差異性來得更加複雜，並且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其中，共同存在著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紀念的二二八事件與所謂蔣介石父子所支配的國民黨。

明朝將軍鄭成功父子在明朝滅亡後移居至台灣，其後西班牙與荷蘭曾短暫支配台灣。不過到了清朝卻是確保了對台的支配權。清朝在1895年的清日甲午戰爭戰敗後，清朝代表李鴻章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清朝根據此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也由於這樣的背景，負責接待我們的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朱立熙先生開玩笑地說道：「因為韓國的東學黨革命，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台五十年的殖民期間，將近代化的司法、教育、醫療、交通、產業等體系引進台灣。儘管如此，台灣也因為太平洋戰爭被迫動員超過二十萬人至南洋作戰，使得近三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就連女性也被迫動員成為慰安婦。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後，伴隨而來的是1945年10月17日蔣介石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台灣，再次確立對台的支配權。為此，蔣介石派遣一萬兩千名的軍隊與兩百名官員來台。掌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以二等公民的方式對待台灣人民，實行各種壓抑台灣人民的政策，使得台灣人民的生活反而比起日本統治時期更加惡劣。這樣的壓抑政策導致了台灣人民的不滿聲浪日益高漲，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市無情地逮捕了一名販售私煙的婦女，並將其私煙予以扣押，這樣的行動引起圍觀民眾的抗議。隨即，國民黨政府逮捕了無辜市民，造成傷亡事件。之後，台灣人民針對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的事件發動抗議，抗議聲浪很快地如野火燎原般蔓延至全台各地。對此，蔣介石於1947年3月9日派遣軍隊來台鎮壓抗議運動，其結果導致近兩萬名的台灣人民死亡，此即二二八事件。濟州的四三研究所也主張說，台灣二二八事件與濟州四三事件兩者非常相似。民進黨的陳水扁前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在二二八紀念館裡展示了當初蔣介石派兵來台鎮壓的親筆信函（此紀念館展很有組織性地展示台灣相關史料）。

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於1949年自大陸撤退來台後，直到1987年為止，一直實行戒嚴令並且以鐵腕統治台灣。蔣介石父子為了維持其政權，設立許多法令與機構，不容許任何反對派的存在，這也造成了在此時期約有三萬名的台灣人失蹤、死亡，因此台灣人稱此為「白色恐怖時期」。不過此時期的民主化運動卻未曾因此停止，1986年也就是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民進黨正式成立。民進黨自2000年完成和平的政權交接，直到2007年為止，完成許多台灣的民主化進程。2008年再度由國民黨同時掌握中央的行政權與國會的立法權。現今，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口當中，約有三百萬人是當時追隨蔣介石來台的人與其後代。

傳統上，台灣人受到位於中國大陸的中央權力的迫害，尤其是1949年蔣介石父子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後，率領國民黨政府及其家族合計六十萬餘名撤退來台。在所謂光復大陸的名義下，在語言、教育等方面進行全面中國化，並將台灣人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因此台灣人反而認為日據時期相對較佳，就連台灣人的反日情結也變得比韓國來得弱化些。

國民黨在2008年再度重掌行政、立法兩部門以後，有人開始憂心國民黨對於其過去所造成的壓抑人權事件所做的清算將會發生倒退，於是在這種擔憂與不安的情形下，召開了這次的人權論壇。本人於人權論壇召開前一天提早抵達台灣，並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台灣民主基金會的相關人士會面，與聞許多有關新政府的上台與展望。我拿到他們所提供的幾種英文手冊與資料後，就在飯店利用晚上時間研讀。台灣與南韓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皆是分裂國家、在長期以反共為基礎的獨裁體制下達成產業化與民主化的國家，而且兩國最近都出現保守派政府的上台，以及兩國新政府都追求與民主化時代不同的政策。這些相似性當中有許多值得台韓兩國人民相互學習之處。藉由與相關人士的會面以及實際參與人權論壇，使得我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而且更可以回過頭來觀察自己的國家（南韓）。

首先，可以清楚知道台灣人民在蔣介石父子的的鐵腕統治下，活在比韓國更加嚴酷的社會體制中。因此南韓曾出現過的各種人權打壓事件也幾乎都曾在台灣發生過（情報機關與刑求、綁架、離奇死亡、自焚、政治犯、各種法令限制等）。所幸的是，從南韓李承晚政權因四一九革命而崩潰，直到1971年10月斷然實行維新憲法為止，南韓至少存在最小限度的言論自由、獨立的司法權、在野黨的存在以及知識份子對政府的批判，但反觀當時的台灣卻無法如此。韓國在經歷嚴酷和殘忍的韓戰後，經過十年的期間享受到此等自由，實屬奇蹟。由於有這樣的自由傳統，使得在維新政權以及全斗煥政權下的許多知識份子和在野黨得以參與民主化運動，他們的奉獻，對南韓社會的民主化有其重大貢獻。

第二，相較於台灣，南韓的公民社會力量來得較為強大。儘管在過去對於具有強大力量的公民社會，其未來將如何增長存有許多憂慮與展望，但無論如何，並沒有人會否認公民社會的存在。這種公民社會所具有的積極性與多樣性，是南韓所擁有的其中一項巨大資產。本人認為這種充實地成長的公民社會，透過政黨與媒體不但反映出韓國社會中各個部分的多樣聲音，也反映南韓社會的運作情形，而這正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第三，南韓不同於台灣的，既非處於國際社會的孤立，也沒有歷經自我認同的混亂。會議中的一位台灣發表者指出：「由於台灣本身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因此台灣人無法清楚瞭解到聯合國會員國可以其身份，充分運用聯合國人權機制這一點的重要性。」台灣政府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承諾要將國際人權條約國內法化、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擬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等。但礙於「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在付諸實施。而國民黨對於這種事項卻顯得興趣缺缺。尤其是，台灣的人權推動者卻無法利用國際人權條約以及聯合國人權機制來改善台灣國內的人權情況。與此相較，即使南韓往後的政治情況再怎麼惡化，人權也仍有喘息的空間。對此，本人再次體認到南韓的人權委員會必須努力履行有關國際人權條約在韓國國內的業務。
　　
最後，聽說台灣的人權推動者最近準備提出設立國家人權機構的法案。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與活動並非單單只是影響台灣本身，我認為長期而言，具有改善中國人權情況的正面影響，甚至藉由中國人權的改善而進一步改善北韓人權以及我國的安全環境，也會有好的影響。中國週邊的東亞國家當中，在短時間內民主化與產業化成功的國家只有台灣與南韓。從南韓的人權綜合機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角度來看，於台灣成立姊妹機構，成為人權伸張的一股助力，將可培養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在亞洲的盟友。本人也期待台灣未來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後，能獲得台灣人的好評，並增進兩國人權委員會之間的相互交流。
　　
如同十七世紀的台灣被稱為「福爾摩沙」一樣，台灣是擁有美麗風景的一個國家。但另一方面，一如她的美麗，台灣也有其哀傷的歷史，而這種歷史仍延續至今。台灣人民在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雖受到國際孤立，但卻是中國周邊國家當中在短時間內民主化與產業化成功的國家之一。台灣現今所達成的民主化，其所能承受中國吹來之颱風的基礎仍顯脆弱。本人期待在這美麗島嶼上所綻放的人權及民主的花朵，繼續往下扎根，並把花香吹向中國以及周邊國家的日子即將來臨。

（張介宗翻譯，朱立熙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