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历史上，我们有许多以研习和传播儒家义理为主的书院存在，有官办的，有官民结合的，也有大量完全私人（组织）的，它们在中国思想学术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唐宋以来的许多大学者、大思想家都跟地方书院脱离不了干系，而且至今许多州县的书院建筑还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但遗憾的，这些现存的史上书院，只是“死”的书院而已，只有建筑，唯一的功能是作为“博物馆”存在，只有观瞻价值。 又众所周知，同儒家学派一样，道家、佛家也依托寺庙、道观建有藏经楼等，进行有关的讲习活动，研究和传播自家的义理学说。今日中国佛学界已经发展出中国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厦门南普陀佛学院、栖霞山佛学院等众多佛学院。同样，在穆斯林世界，在基督教世界，伊斯兰经学院和基督教神学院也依然存在，并且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研究和引领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多信奉此二教的地区或城市亦建有该教的奉祭寺庙或经学院，维系着其仪式与教义）。 自1901年清廷下诏改书院为学堂及1912年国民政府颁令废除“小学读经科”后，专门的儒家经学教育就从此退出了正规教育领域。民间书院由此也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凋敝不已，纵倡导者如何努力亦终似明日黄花。1949年之后的政局大变迁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民间书院及儒家经学在清末民初凋敝的基础更加消解，许多书院也在政治风暴中被局部或全部摧毁，图书文物等损失惨重，儒家的经学教育至今血气不归。 一、儒家书院的基本源流 “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修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1]之所也。”（《随园诗话》卷十四）清代文人袁枚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书院”的起源，指出“书院”一词起源于唐代玄宗时期，且那时的“书院”并不是士子求学进业的地方，而是朝廷的修书场所（机构），故名称虽直接起源于此，但实与后来“书院”有别。 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则是这样来释“书院”这一词条的[2]： 中国古代私人或官府所立讲学肄业之所。其名始于唐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书院用以讲学，盖始于唐末。大顺中，江州陈衮立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贞元中，李渤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就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曰庐山国学；宋改白鹿洞书院。宋代书院大兴。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府、岳麓号为四大书院。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不少有名学者讲学其间，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思想发展有一定影响。元代各路、州、府皆设。明清仍盛，惟多数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清末废科举，改为学校。 “院，坚也。”（《说文》、《玉篇》）“院，垣也。”（《广雅·释宫》）“院，垣墙。”（《玉篇·土部》）“院，周垣也。”（《玉篇·阜部）“院，垣中也。”（《集韵·阮韵》）“垣”是“墙也”（《说文》）、“四周墙也”（《玄应音义》卷三、十四），或“垣犹院，周绕之意”（《说文解字系传·土部》）。在词源上考察，“院”的意思即我们现在口语仍然说的“院子”，指四周有墙垣的建筑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院之所以是为书院，其中核心标志就是有固定的建筑场所。所以，即使有书，即使有传道的“授体－受体”，如果没有固定的讲学场所或建筑物，这也很难说得上是“书院”。也即：若“书”是书院传道的文化载体，则“院”是书院传道的物理载体，书院建筑空间提供的是讲道、学道、传道的基本“道场”。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学校教育的重要形态，更是历史上儒家经学民间教育的最高形态（民初废除书院之后的学校教育是发展了，但经学教育由此急剧转折，于民间几丧失迨尽）。学术界一般认为书院及书院教育是从唐代发展过来的（譬如以开元六年即718年丽正修书院起算），尤其以两宋时期尤其繁荣，跨越了宋、元、明、清数朝，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诏改书院为学堂止，历时共一千余年，几乎绵延了秦统一东亚大陆以来的一半国史时间，此足以见书院在中国文化及教育中所能有的作为及地位。 严格说来，书院教育的直接源头并不能算在唐开元六年[3]，因为那仅是“书院”之名的源头；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或文化现象，书院的源头要更早，它的真正的源头其实应是私学。中国私学源头非常早，一般认为起源于东周晚期，主要是王室衰微、列国纷起，在军事、政治的动荡中，原来周王室独立控制的王官之学流至民间，并伴随民间（地方）经济、政治力量等的兴盛而发展。《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论语·微子》也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反映了王室衰微与“学”不在由王室“政教合一”地掌控的情况，这个从“子产不毁乡校”[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历史掌故也可得到间接的印证。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叙述周秦诸家源流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处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田并作，各引一端……。”这段话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学术变迁的源流史实，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周学术流变与王室或王官之学的关系，至少汉代学者如此认为。 孔子未必是首开私学的人，但孔子无疑是晚周开私学最成功者，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的记叙就可窥一斑。但鉴于书院教育必须有独立于民居和宫廷的独立建筑（群），而孔子时代的私学大体以游学为主，而且即使暂时有固定的教育学习场所也非专用教育的建筑，还没有发展到固定而独立的“道场”。所以，即使孔子可算“私学”的源头或最重要源头，但孔子未必就是“书院”的源头。不过，从儒家书院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来说，多数学者认为孔子已经奠定了后代书院教育的基本形态，孔子可视作儒家书院教育的创始者。 那么，如果考虑到私人讲学的书院建筑（即私人固定讲学的专用场所），书院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据有关学者研究，当在汉代。譬如学者吴霓先生认为： 私学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自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它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到了汉代，私学经历了秦代的厄运，又开始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出现了教育程度较低，主要面向董蒙的“书馆”，和程度较高，主要面向青少年承认的“精舍”、“精庐”、“经馆”。……至于程度较高的“精舍”、“精庐”、“经馆”，在汉代则非常盛行。据《后汉书·儒林传论》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这类私学由经师自行开设，收徒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这类私学得以极大发展，为史之大盛[5]。 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一书认为汉代时期的“书馆”、“精舍”、“精庐”、“经馆”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已有“较为固定的教学场所，比先秦前进了一大步，在入学受教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年龄划分”，“……不过，可看出私学已开始走向正规。”（第20页） “书院”不同于“蒙馆”，它不是面向童蒙而是面向成人，不以认字为主而以传经讲道为主。应该说，汉至唐是一直有后世书院的雏形的，那就是“书馆”、“精舍”、“精庐”、“经馆”之类的相对固定的高级讲学场所，而讲学的内容，自然是“六艺”或“六经”[6]。那么，汉代即有了书院的雏形，为何学界都把书院算自唐代呢？这有一个关于“书院”的定位问题。 书院史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先生说：“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校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7]所以，书院表面上首要的是“院”，但其实是“书”，“书”是书院的灵魂，这是所有经学学校的特点。 至于为什么唐代官方会建校书、编书的“修书院”呢？为什么书院是唐代以后在民间等发展起来的呢？除了经济生活水平外，关键是技术因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书籍从此可批量生产并广泛传播，因此书院得以兴起。 二、儒家书院的文化功能 邓洪波《中国书院揽胜·前言》说：唐宋元明清数朝间，书院遍布除今西藏外的所中国省域，“数量至少有7000余所”，并且“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8]。 另据王炳照《各省（区）历代书院统计表》提供的相关数据[9]，唐末五代、宋、元、明、清的各地书院总数分别是47、719、1701、3622，其中浙江、江西为最，分别达6/13、49/95、199/287、397/324。这些数据，足可见书院的繁荣，且反映了宋－清时期中国思想学术的繁荣与书院繁荣的直接关系（两宋以来浙江、江西籍思想家居多，且进士、朝要亦同之）。 书院有如此漫长的历史及庞大数量、深广影响，那么历史上的书院究竟有哪些文化功能呢？它们扮演着怎样角色或发挥怎样的历史作用呢？这是本文这部分要着重来讨论的。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历史上，书院的主要文化功能是：1、传播儒家经义、2、藏书与出版、3、学术研究、4、德行修养、5、性情涵咏、6、祭祀圣哲、7、准备科考、8、评议时政等八项。 1、传播儒家经义。——自唐宋以来，书院主要讲授或传播的是儒家经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史实。可以说，中国古代书院其实是儒家经学院，书院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也莫不如此。这一点和伊斯兰经学院、基督神学院、佛学院等非常类似，即办学主要围绕经学展开，以传播经义为首要目的。 清代学者喻成龙说：“历稽往牒，自汉集诸生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郑元［玄］、马融及隋王通，皆广集生徒，共相授受，然书院之名未立也。名之立自唐始，开元初建丽正书院，以张说为使……。”（《池阳书院记》）这段话反映了汉代官方背景的早期“书院活动”主要是研讨儒家经学。汉代的官方太学是传授儒家经学，而且后来书院之雏形的汉代书馆、精舍，它讲授的也是儒家经学。 司马迁认为许多儒家经典都是孔子在因革损益的方式上将周代重要文献予以整理传存，《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 孔子未必真正直接删减了“五经”，但后世书院的“经”，则是跟孔子或孔子之学多少有些关系，譬如跟孔子的后学，跟孔子自己的文献取舍，这就奠定了书院的儒家性质或品格。儒家书院的这一核心功能或根本宗旨，也决定了书院历史影响的根本方向，书院因而成为儒家经义传播发展的主要媒介，为中华文化的绵延光大作出了贡献。 2、藏书与出版。——清儒戴东原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与是仲明论学书》）又曰：“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古经解钩沉〉序》）。可见文字与书籍，是儒家经义的直接载体，故以儒家经义为主的古代书院，都非常重视文献的积累，藏书与出版因而也成为了书院的重要工作。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磐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恭王刘除传》）这段记载说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扩建宫室时于宅墙里发现秦前文字所写成的《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这表明孔子也是很重视文献收集的，尽管他生活的时代所谓的“书”实多为简牍而已。前面提到，因为隋唐时雕版印刷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印制，以藏书讲道为灵魂的书院也因此得以真正出现并延续一千多年。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宋元时期书院刻书出版是非常流行，而且刻书量比较大，字体与版面亦非常大方优美，泽于当世与后世不菲。藏书状况亦相当兴盛，譬如清代广雅书院藏书：经类475部/6070册，史类650部/10631册，子类251部/2683册，集类941部/8777册，典志116部/1251册，丛书231部14042册，总计2672部/43555册[10]，藏书量相当可观。总体而言，书院的藏书与出版，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贡献巨大，许多刻本及藏书楼，至今还存世并成为稀世珍品。 “中国书院的藏书刻书，主要是指典籍图书在书院的收藏与刊刻活动。其概念往往不仅仅指藏书、刻书，而且还包括与之有关的购置、鉴别、校勘、装治、典藏、钞补、刊布、题跋、用印、保护等一系列活动。”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一书的第二章对唐、五代、宋元、明清的书院藏书、刻书及书院藏书、刻书的类型、经营方式、文化意义有详细的考证与论析，可见参考之（第47-79页）。 3、学术研究。——传统书院的第三大功能是学术研究，这里的学术研究不仅指思想学说史、古籍文献的描述分析，而且也指思想学术或古籍文献的沟沉与阐发；后者，往往是扎实的前贤学说基础上的一种思想发展，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的一种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儒家经学的研究在两宋以前有两大高峰，之后也有两大高峰。前两次高峰分别是汉代、唐代官方背景下的经学注疏，出现了郑玄、杜预、孔颖达、颜师古等经学大师[11]。后两次经学高峰是宋代的理学与清代的朴学，出现了二程、朱子和戴震、孙诒让等大经学家。而宋、清经学或经学家，都跟书院关系密切，几乎可以说宋、清经学的成就都是建立在书院的基础上的。 宋代“理学”、清代“朴学”的师承基本上依托书院的藏书与讲学，且经学家的经学活动也围绕书院展开。譬如宋代理学的鼻祖周敦颐，他在庐山创办了濂溪书院并在那讲学。师承周敦颐的二程讲学于伊皋书院和嵩阳书院，他们的大弟子杨时讲学于家乡福建延平的龟山书院，而后称“闽学”的朱熹，他的学统正是经福建人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接续下来的（杨时活到南宋初年）。 至于南宋朱子时代的几大书院，则几乎都与朱熹他们的活动有关。如南唐庐山国学遗址上重建的白鹿洞书院，这也要归功于朱熹；湖南岳麓书院历史上则有著名的“朱张会讲”（1167年），岳麓书院从此名声大振，士人群赴；而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则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此外因“鹅湖之会”而著名的江西鹅湖书院，核心人物就是朱熹与陆九渊（吕祖谦邀请该会）。所以，作为宋代经学新形式的理学，它的创立、发展与书院密不可开。 清代朴学跟书院也关系密切，譬如现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的主刻人阮元，他创立的西湖孤山“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成就巨大，尤其延续近百年的西湖“诂经精舍”，对清代朴学贡献巨大，阮元、王昶、孙星衍、俞樾等博学通儒先后讲学于此，包括日本在内的四方学子皆来求学，并培养了黄以周、朱一新、章炳麟、陈澧等著名经学家，一百零六卷的《经籍纂诂》等巨著也诞生于此，厥功厥伟。 4、德行修养。——按《礼记·中庸》的概念，中国的学问比较注重“德性之知”，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故学问自身有浓厚的德性关注或德性精神，至少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学是如此。“德性”如果也进入思问层面的话（人的德性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精神层面），那么它与一般知识的关系，用康德的哲学词汇，就是“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或者说是“知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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