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團體與學生在四月十日離開立法院，結束了長達廿四天的國會佔領運動。目前還很難掌握這一事件所造成的衝擊與改變，遑論此一運動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這一方面是因為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很難在短期內被理解，另一方面此一事件或運動，也許也尚未真正結束，社會的巨大動能仍待釋放，還可能會有更多重大的「狀況」會陸續浮現。

筆者曾對此一運動的發展走向提出初步的預估。首先是原本孤立青年個體的意識覺醒與行動串連。此一狀況在完成佔領後的廿四小時以內就開始發酵，幾天之內就發展為全國，甚至跨國的青年大串連與聲援。大批阿宅族一夕轉變為熱血族，目前還看不到此一支持氣勢的終點。

接著是中產階級出場，尤其是年輕中產階級的加入。此一情況在第一個週末就非常清楚，青島濟南兩個外場人山人海、寸步難行的狀況，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麼多人是來聲援一場佔領議場的違法行動。雖然緊接著發生三二三行政院衝突，不少媒體藉機抹黑運動。第二週週間外場的造訪人數也明顯下降，因此三二六討論是否發動大型集會時，一度擔心群眾人數太少。孰知週日天氣特佳，一場參與人數歷史爆量的群眾大潮在三三○登場。

此一情勢使保守結構大受震動。其實在三三○前，不但工商團體紛紛提出主張，國民黨年輕世代也頗有「建言」。這一切指向馬的壓力票券在三三○後突然兌現，不過至此重要的已不是馬如何因應，而是受到驚動的保守結構如何調整處理。無庸否認，本次運動各方所共有的潛台詞其實還是「秩序」，運動攻佔國會議場本是嚴重失序，但是佔領空間的內外場操作，還是不斷以某種方式呼應著「各界」對秩序的期望。五十萬人有序的進場與離場，固然壯大了聲勢，但也鋪陳了保守結構順勢反壓，期待佔領者有序且光榮離場的梗。

因此當四月七日幾乎所有媒體有默契地出現王金平、郭台銘、柯建銘，以及幾位「支持反服貿」運動人物的姓名，且他們都一致地期望學生離開時，佔領行動的下台階已經搭好，乘勢而上者至此也只能順勢而下。如果運動一貫地嚴拒馬江是合理的，如今弔詭地不排斥王郭柯，似乎也是合理的。保守結構固然受到衝擊震動，但並未移動，更沒有遭到真正的突破。

這個保守力量的結構相當複雜，不過也許可由央行總裁彭淮南談起，而且重點不在於彭總裁三月底突然提出的服貿七點懶人包（這個懶人包的內容太差，以至於一兩天後大家都懶得再提），而在於他十Ａ總裁名聲可能虛浮灌水。二月下旬即有前央行重要經濟學家施燕為文指出，過去十餘年的低利率政策固然有其作用，但持續太久，終將游資引往高報酬、高風險的投機活動。簡單說，就是央行政策有助於房價飆漲、房市炒作，等於把年輕人的未來給提前「徵收」。

一個奇特的無獨有偶是，中國重要自由派評論家笑蜀在金融時報長文討論「台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此文多數個別分析都有相當道理，但是論述主軸卻圍繞著「不僅台灣經濟需要服貿，改變中國也需要服貿。如果服貿重點是大陸服務業和金融業對台開放，這本身就可以是改變中國的支點。」這個古怪的唯心論觀點。

十Ａ總裁伴隨的殘酷真相（當然，也許不是總裁個人的「錯」），是年輕人生活世界的高度「金融資本化」。而大陸的自由主義右派，則天真地以為台灣金融業是「高端服務業」，有本事進軍中國，促成中國體制的改變。殊不知台灣金融界根本就是以國庫作為無限責任保證人的「靠國族」。而台灣產業之所以陷入難以升級之困境，主因之一就是長年對特定產業的惡性補貼，使得大科技業與金融業皆樂於成為「靠國家族」之一員。

政治結構須改革

台灣民主化的最近十餘年，在號稱民主的國家機器協助下，階級、世代、族群、土地等領域的「社會不正義」快速累積擴大，而政治結構假借金融改革、科技政策、自由開放、更新發展等虛言話語，日益轉化為此等結構壓迫的保護者，而非改革力。

佔領運動的偉大成就，也許不在於立刻改變了什麼，而在於「喚醒」了沉默大眾的警覺心與政治改革意識。但是這個意識不能一直鎖定在「馬金江」政權的親中、專斷與暴力，畢竟服貿僅僅是運動的議題，結構壓迫才是運動的能量來源。「馬金江」是隨時可以替換的虛主詞，但是如果沒有政治結構改革，補齊了「程序民主」的施政作為，仍可能換個面孔繼續執行結構壓迫。

「先立法、再審查」這個運動的核心訴求，的確是形式自由主義之程序民主要求。然而在終曲的離場宣言中，「社會民主」概念終於也短暫浮出，雖然大多的參與者與群眾，可能仍然不清楚這個概念與這場危機到底有如何的深層關聯。在巨大歷史洪流中，每個人都是無助的布偶，但是經此一役，台灣新政治主體性已經浮現，也許下一步就是進行憲政結構的社會民主改革，即使這個改革的前景目前仍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