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會資本〉一文中說，人並非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人的行為一方面受價值引導，一方面受規範約束。如果價值扭曲，規範鬆弛，行為就會發生偏差。我在該文中將價值分為四類，就是所得與財富所表示的經濟價值，地位與名聲所表示的社會價值，悠閒自適所表示的精神價值，以及公平、仁慈所表示的倫理價值。

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倫理價值是我從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引申出來的概念，精神價值是我自己加進去的。

蘇東坡在〈前赤壁賦〉中有下面一段話：「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他在〈超然臺記〉中說：「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又說：「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這些都是精神價值的例子。

這四種價值共同構成人生的價值體系。不同的人賦予不同價值不同的重要性，因而有不同的價值觀。而社會也通過各種教化機制，影響其構成分子的價值觀，例如對功名利祿的嚮往，與對倫理道德的堅持，使個別分子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時，同時達成社會的目的：即和諧、穩定、進步與繁榮。

理想的社會，不論中外，都希望個人在追求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時，能堅守倫理的原則，這樣才會使個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一致。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提出公義和私利調和學說。他說：「他優先投資於國內產業而非國外產業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他如此經營此產業以獲致最大的產值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此一情況和很多其他情況下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帶領，達成了原本無意達成的目的。他無意於此亦非對社會不利，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有意促進社會利益更能有效達成社會的利益。」

這段話經濟學者都熟悉，尤其是文中所說的那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更為眾人引述，不管經濟學者或不是經濟學者。但只有讀過《道德情操論》的人才知道，史密斯這樣說有一個假定，就是在公平原則下追求自利。不過，史密斯並不覺得人的倫理堅持很可靠，他寧願相信制度，希望靠市場機制和競爭維持公平。

追求財富或經濟價值雖然是一種強烈的動機，但並非完全為了自己的利益，至少並非每個人都如此。事實上我們一生對物質的需要不多，很多人不斷累積財富是為了成就事業，貢獻社會，或者說有錢、有能力幫助別人。我國歷史上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給窮親戚朋友。司馬遷稱讚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美國19世紀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生前捐出幾乎全部所有，他說：「死有餘財，顏面無光。」台灣常聽說的美國慈善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迄已捐出407.8億美元；蓋茲夫妻（Bill & Melinda Gates）迄已捐出$281.4億美元。51歲的比爾‧蓋茲已經淡出他創設的微軟，專心從事公益。巴菲特承諾將於身後捐出全部財富。

也有人做官或賺錢只為了自己的利益，但只要能做到公平，別人就無話可說。亞當‧史密斯說，公平必須要求，仁慈只能期待。唯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因而傷害到別人，這就需要有規範加以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