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轉自許知遠老師的文章

bicyclerider
@ 2009-8-20 5:03

從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莊出口下來，車拐進一條引水渠旁的林蔭道，再右轉就進村了。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郊區村落，主街上滿是小商鋪，從山西刀削麵到手機、雜貨店、還有提供從剃頭到按摩所有服務的美髮店，劣質的藍底或紅底的噴繪廣告一個接一個、毫無章法的連成了一片。路面上儘是塵土，車過時揚起一片，讓人無處可躲。

這絲毫不妨礙路邊的人們從容不迫的吃下盤中的炒麵，再心滿意足的點上一支煙。他們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膚黝黑。他們不是本村居民，是不遠處那排在建的高樓富力又一城的工人。正是中午，他們享受著暫時的放鬆，抽煙、喝茶、與安徽老闆娘無傷大雅的調笑幾句。街對面美髮店的姑娘斜坐在門前，專心打毛衣，右腿壓在左腿上，有節奏的顫動著，紅涼鞋若即若離的挂在騰空的右腳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樓，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莊最龐大的建築群了。院牆與鐵門隱藏了它的規模，只能看到兩幢辦公樓，大約六、七層高。透過接待室的後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層板房，灰色、簡陋，不知是否被關押人員所住，也不知這樣的板房有幾幢。在網路上流傳的說法是，許志永就關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個被捕的朋友，卻可能是第一個讓我清晰的意識到“被捕”這種感覺的朋友。

7月23日的夜晚，我們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貫的樂觀與信心，似乎9天前稅務部門對公盟的突然造訪和近乎瘋狂的懲罰措施，一點都沒讓他心灰意冷。誰都清楚這是一次以經濟爲名義進行的壓迫。

我們的國家似乎總是充斥著這重重荒誕。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潰、衝突不停，到處卻都在大談和諧社會；憲法保證每個人的言論自由，但是法律也懲罰所有可以被定爲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你說不清哪句話一不小心就可能顛覆掉這麽大的一個國家；它的一些官員公然四處尋找處女，色情服務無處不在，它卻聲稱要用一款軟體來保護那些上網的少年免受黃色內容的傷害……

而許志永和他的同志，對社會滿懷責任與深情，想通過自己的法律知識去幫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減少這個社會的不公，給那些悲觀無力者希望。但他們想成立這樣一家民間機構時，卻因沒有政府部門願意出面擔任主管單位，而不能登記爲民辦非企業單位。它不得不註冊爲“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專制政權總是以消除社會力量爲首要任務，它不容許人們因相同志向與興趣結合在一起，它可能分散權力中心的權威。當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力量都被清除時，它就是一個極權社會，國家力量無處不在，從你的工資單到臥室，政治權力無處不在，在情書中引用毛主席語錄的年代不正如此嗎？極權體制通過恐懼和欺騙造就孤立無援、喪失獨立思考的個體，他們又是一場場荒誕的群衆悲劇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後，我們看到了市場力量的迅速興起，卻沒看到社會力量的成熟。只有在一個健康而強大的市民社會才能去培育多元的價值觀，讓人們既抵制強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僅僅淪爲生産者和消費者，使每個人成爲健康的公民。當權者瞭解這些，登記一家非贏利公益組織，要比登記一家公司要困難得多。這其中的含義一目了然——我允許你賺錢，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許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爲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扭曲的社會之中。在他們不懈的努力背後，是一個新的中國的形成：經濟進步不再能給全社會帶來普遍福利，財富差距迅速擴大；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達成了新的聯盟，使得壟斷利益集團出現，普通人的機會不僅減少，而且利益經常受到侵害；金錢催生了政治權力的擴張，造就了一個扭曲的經濟結構；扭曲的經濟結構帶來了環境和生態的破壞，也踐踏了道德倫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於是，在中國這台龐大的經濟機器轟然向前時，很多人跌落在車輪之下、被碾過，但他們的叫喊聲卻經常被轟鳴聲所淹沒。

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歎息，擁擠在上訪村裏徒牢等待希望，舉著申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檢察院乃至中央電視臺門前。媒體很難給予他們空間，它們不僅被意識形態控制，也加入了娛樂化的潮流；社會精英很少關注他們的存在，精英們要大談中國的全球領導力、經濟增長率，弱者們不過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犧牲；官僚機構當然更不會有興趣，這個政權建立的最基本哲學就是漠視人的尊嚴，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經的國家主席都曾如此慘死，何況這些普通人；至於廣闊的公衆，他們看到身邊的不幸者會有多麽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獲取少許的安全感……這樣的社會充滿不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義與良知。

公盟旗下幾十名律師幾乎全部免費爲不同的群體提供法律諮詢，並以各種方式普及法律常識。從推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到爲鄧玉嬌案的辯護，再到爲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響的家庭，公盟像是過去六年中國法治進程的某種縮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來幫助普通人獲得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他們很少用口號和理論來表明姿態，而是用一個個具體的行動，推動公民權利的增長，爲充滿絕望和嘲諷的公共空間中增加希望。他們也從未放棄任何一個改善社會的機會，包括體制內。自從2003年當選爲海澱區人大代表以外，許志永就不斷運用新的身份，揭露種種問題。在三個月前的一次演講所提到的，他們尋求的是團結、共識、參與、奉獻，他們要通過點點努力，來改變中國長久以來惡劣的政治生態。一些時刻，他們成功了，另一些時刻，則失敗了。他們當然也開罪不少當權者與利益集團——當他們爲受害者尋求公正時，特權者的特權也因此減少了。

在7月23日的夜晚，他試圖還在猜測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識形態死亡之後，黨與政府早已分化爲不同的利益集團。當他們的利益受損時，都會毫不留情的動用手中的權力資源。

即使在分析這一切時，志永仍舊保持著一貫的樂觀。我記得兩年前的一次交談，那時他意氣風發，相信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該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那之前，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經由互聯網的聚合與傳播效應，弱勢者可能與強勢者進行大衛與歌利亞的戰爭，而且勝負未定。

那如今呢？兩年以來，我看到的是政府權力借由巨大國家事件的增長，大地震、奧運會，還有金融危機，似乎每次挑戰都必須借由國家權力的擴張才能應對。賑災只有是政府出面，死亡的名單是國家的秘密，奧運會的一切都只能由國家承擔，最富有的是中央企業，連年輕人都意識到了公務員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爲有性格的網民，輕易的彙聚成“愛國主義”的洪流。而社會力量，則困難重重，身份不清、財政吃緊、經常處於被收編的邊緣。

但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是希望。他爲上訪者提供法律援助，爲毒奶粉的父母索賠，探訪京城的黑監獄，他挨過打、被粗暴的拘留過，全因他試圖爲一群已經受難卻失語的人群尋找公正。或許他在這一系列個人際遇中，感覺得到人們對正義與良知的巨大渴望。這種渴望讓他溫暖和堅定。

那天晚上，我們在薊門橋分手。我記得他離去前說得最後幾句話中一句是：“最壞的結果是抓我坐牢，這也沒什麽。”不過，我沒把這話太當真。我想他們會對普通維權律師施以重手，但對許志永這位得到普遍關注的人物，會用更謹慎的方式。何況志永的方式是溫和的，在一次講演中他不強調，他們的方式不是批評——儘管批評很重要，也不是改良，當然更不會是對抗，而是建設。更何況，他還是一名區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區人大通過的……

但不到一周之後，就傳來了相反的消息。7月29日的清晨5點，小區的保安看到他被四五個人帶走，不知去向……

大約6年前，在北京在豆各莊更遠的東郊的一間公寓裏，余傑和我玩笑式的講起了他這些年被跟蹤、審查和經歷。我們相識於1997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長3級，但不同系。我記得第一次讀到他油印出的文集《明天》時內心難耐的激動——思想的熱忱、批判的銳氣、寬闊的視野、全都混雜在少年意氣中了——而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園中本應有卻幾乎沒有的氣質嗎？

我們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尖銳，生活中的余傑善良、任性、小小的虛榮、喜歡回鍋肉、要命的單相思一位長腿姑娘。在我們相識一年後，一位出版商發現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然後突然之間，他在大學中、在青年裏、在社會精英中，他變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距離天安門的那場悲劇將近10年了，這也是思想上沈悶和過度謹慎的10年，但一個年輕人跳出來，用他幾乎顯然帶著稚氣的口吻表達他對文化、社會、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氣和熱情感染了所有人。余傑顯得既年輕又古老，他才25歲，但是他採用的方式又是中國人最熟知的——寫文章、談論思想、引起爭論、刺激人們思考。他是個啓蒙者，儘管思維有時過分單調。

他接下來的軌迹不再那麽順利。他的嚴厲批評態度，讓校方難安，或許也讓更多的保守者不適，2000年他畢業後，發現原本接收他的單位拒絕接受他。他成了一名獨立作家。他依舊引起爭議，忘記了是2000年還是2001年，他在一份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爲《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麽？我們承擔什麽？》借由中國知識份子對這兩位捷克作家的態度，余傑試圖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我們太聰明了，而缺乏嚴肅的道德立場。

似乎每一次公開討論，都是一種價值觀覆沒前的最後頑抗。在1993年對於人文精神的討論之後，人文精神被棄如敝履；而這次關於智慧和立場討論之後，立場的最後防線也潰敗了。

隨著名聲的提升、交往圈子的擴大、還有他在海外媒體上撰寫的文章，余傑逐漸的被劃到另一個群落——異議作家。緊接著，他的書無法繼續在國內出版，國內的媒體禁止刊發他的文章，再接著他成爲了一名基督徒……

我們的關係日漸疏遠。這既是因爲離開大學之後，我們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軌道。或許也是因爲在潛意識裏，我覺得他的方式太過簡單。一個新時代到了，那麽多無窮的新事務，過分的道德判斷，顯得既單薄又粗暴。

一個新的時代真的到了。互聯網熱潮在1999年席捲了中國，是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丁磊、張朝陽，而不是羅素、卡夫卡、魯迅或是李敖，成爲了新的偶像人物，是資本與技術，而不是書籍與思想，成爲時代精神的載體。

我先是在互聯網公司，然後進入了一家新興的報紙。這份報紙要報道的是中國融入全球的進程，跨國資本如何改造中國的面貌，技術如何衝破被禁錮的社會，市場化如何摧毀了計劃體制，民營企業家怎樣成爲時代的英雄……總之，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去他媽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道德立場問題，它們陳腐不堪了。我們有了蘋果電腦和Google、出國旅行、充沛的工作機會與性愛；也可以大談矽谷精神與搖滾精神的相似之處，評論“9‧11”與美國外交政策，偶爾還引用一下詹姆斯‧喬伊斯；我們心安理得說，告別革命吧，中國需要的是漸進，放棄批評吧，我們要的是建設性，強調道德是愚蠢的，因爲它通往災難；我們聰明、時髦、以爲無所不知、或許還挺酷……我們是中國經濟奇迹的一代。

兩年前認識許志永時，我對他身上散發出的活力和強烈的正義感折服，它既讓我欽佩也讓我不安。我當然瞭解這個廣闊的中國，有著無數的個人悲劇，倘若你在中國的縣城與鄉村旅行，你會有一種撲面的窒息感，它不在於人的內在悲劇性，而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和制度性的傷害。但是許志永卻決定將這些私人憤慨轉化成行動。和余傑一樣，他也生於1973年，他的出生地似乎決定了他未來的道路——河南民權縣。

我們因一個青年組織而相識。這個組織的大部分成員，都是中國的成功者，投資銀行家、出版商、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藝術家，他們是中國經濟奇迹的參與者也受益者。許志永談論則是另一個世界，上訪者、無奈的父母親、被判冤獄的人——一個被侮辱和損害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我們曾長久的轉過頭去，假裝他們的不存在。我們無節制的崇拜成功者，不追問他們爲何成功，不願爲失敗者少許停留，不去理解他們的困境。但正因這種忽略和回避，這個黑暗的世界日漸擴大了，最終它可能會影響到、吞噬掉每個人。讓我們問問現實吧：我們的心肝在哪里？

或許也因爲許志永的被捕，余傑的形象再度浮現出來，我開始覺得他的那些憤怒和呐喊，或許失之片面，仍對這個社會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如許志永這樣溫和的建設者，都要面臨如此殘酷的對待，那麽這個國家蘊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須被不斷檢討和糾正的。

一些曾經被我淡忘的書籍和人物再度進入的腦海中。奧威爾的《1984》，還有馬丁‧尼姆勒的那著名的詩句：

開始他們抓共產黨員，

我沒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產黨員。

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

我沒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抓工會會員,

我沒說話，因爲我不是工會會員。

他們又來抓天主教徒，

我沒說話，因爲我是新教徒。

最後他們沖我來了，

已經沒有人可以替我說話了。

六年前，我熱情洋溢的寫過一篇文章，談論我們出生在1970年代的一代人的使命和希望。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自由和力量，我們可能因此將中國引入一個新的舞臺。如今，希望猶在，那種淺薄的樂觀卻迅速的消退。倘若我們這一代不能直面這個國家深層的困境，用膚淺的時髦來轉移我們對這種內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麽我們只能被證明是輕飄飄的一代。讓我們從互聯網和消費主義營造的小世界中走出來，去迎接這個真實的社會。像所有社會的轉型期一樣，今天的中國面臨著艱苦的工作，這一代與未來幾代人，要將我們的熱忱與精力投入到一場構建一個值得生活的好社會的過程。我們需要揭露黑暗的新聞記者、富有正義感的律師、有社會良知的商人、願意推動變革的官員、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恪守類似的準則，對未來有著相似的憧憬，他們用積極的思考與行動，來取代消極的嘲諷，用具體而細微的行動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卻足夠冷靜。

當然，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自私怯懦，不會有許志永的勇敢。我們也沒有能力去面對強大的官僚組織。但你能夠努力成爲一個社會中富有建設的一員。去拒絕身邊的謊言，做一個直言不諱的人；去簽名，表明你的立場；你成不了維權律師，卻可以爲這些組織捐款、提供別的幫助；你可以在你的報紙上，爲這些社會的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僅僅是無聊的娛樂消息；你可以和身邊的人結伴旅行，真心的理解這個國家的現狀；你可以在互聯網上發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該死的防火牆；你可以在你創辦的公司，強調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場規則；去做一個好醫生，讓你的病人感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對自己的朋友說，我們別談論股票和房價了，我們來談論一本書，我們不要再說房祖名了，來說說許志永他們做的事；去放棄那些自我原諒——我也沒有辦法……相信個人的力量，你會想影響周圍的人，然後這種影響會擴散開，友愛、同情、公正、正直，這些美好的東西，會逐漸浮現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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