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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13 21:17:46瀏覽322｜回應0｜推薦0 | |
| 作人，你不說真話會死啊? 翟明磊
昨天晚上，就是譚作人被判五年的晚上，我失眠了。失眠對於我是很少見的事，《民間》被查封，我是在與夫人吃中飯時得知的，得知後仍從容吃完飯，飯量未減。碰到一些事，晚上也睡得不錯，雖談不上每遇大事有靜氣，自想也能與東坡先生一樣，關在冤獄，呼嚕打得一樣很舒坦。 那天我失眠了，那天晚上上海雷電交加，每次閃電，照亮了我心中的一些念頭，於是信手寫下來，供師友官長一笑。 中國是個什麽國度？我們說是正在崛起的大國。 樓倒倒事件後，日本報刊評論中國真是一個神奇的童話般的國家。 我想稱之爲謊言的國度。最近有一些流行語，有人仿“你不戀愛會死啊？”“你不卡拉OK會死啊？”創造了一句“你不說真話會死啊？”未想一語風行，正當時也。 友人互相勸誡：“你不說真話會死啊？”也就是沙葉新老先生的名文標題《國事管它娘》的意思。 在推上，劉曉波的愛人劉霞，說“我可以上庭旁聽，就要見到我們家傻瓜了。” 譚家的傻瓜就是譚作人君了罷。他說出彭州石化的真話，說出汶川校舍倒塌的真話，有幸要做國家的五年大宅男。 作人啊作人，你不說真話會死啊？ 我和譚作人互爲陌生人，甚至對他的事都瞭解不多。但我對他的一句話至今感恩。 要從一個夢說起，在汶川地震前一年，我夢見巨崖下有一個玻璃罩罩著的城市，突然地大震，巨崖落下砸毀了城市，然後沿著山脈一路震下來，山石紛紛塌垮，山腰路上的人一個個墜下深崖，如同橡皮擦去的一個個字屑，我亦在山腰之路上，眼見塌峰排山而來，必死無疑，我見到空中出現了透明的字：“人間四月芳菲盡，踏著碎紅歸去。”一瞬間，我看到了死亡，死亡是透明的一張紙，死前的世界與死後的世界僅僅隔著一張透明的紙，我心安寧，也是一瞬間，塌垮在我面前停止。大地靜止。我蘇醒了。 我實在是有點“迷信”的人，我覺得這是預示，在未來的一個事件中我會有致命的危險，我亦從小是個怕死的小孩。接著汶川地震發生了，我感到害怕，所以我只是在上海參與新駝峰行動的救助工作並未上餘震不斷的災區第一線。緊接著譚作人因爲說出校舍倒塌真相被抓，在做了心理上的努力之後，我終於決定去災區採訪汶川地震預測的真相。到成都的那天，我見到《財經》記者，他亦驚魂未定，數天前，艾未未的兩位志願者男女兩位朋友被警方抓捕，又被放出，然後他們向《財經》記者請求住一晚上，《財經》記者前往與他們碰頭，正當三人剛見面，警察湧出。三人同時被抓，原來是釣魚……他告訴我已是釋放之後，我當然有些緊張，但該做的我仍然做了，在不少朋友掩護，甚至我迷信是死亡的幽靈的助力下，我有驚無險，初步完成採訪。 事實驚人，我又想起那個夢，我是不是應當公開這些真相，公開國家地震局與四川省地震局官僚作風下致使汶川地震預測全盤皆輸的真相？原來龍門山曾經發出地震預報會商卡！原來曾有省地震局老預報隊長發出過紫坪埔庫區將有七級以上大地震的警告！原來大震前有二百多次前震！…… 想到那個夢，我就有點害怕，會不會成爲譚作人？我有想過退卻。 在廣州，我見到艾曉明，我問她譚作人是個什麽樣的人。她沈疑了片刻，說：“你想知道他是個什麽樣的人，我拍的紀錄片有他的樣子，放一段你就知道了。” 紀錄片中，有他和艾曉明拿著電筒，在深夜偷偷翻過鐵絲網，走進被封鎖的倒塌校舍，在一片廢墟中剪回象鋼絲一樣粗細的鋼筋！正義的調查做得象賊一般，你說是不是神奇的國度。 譚作人一臉憂傷，對著鏡頭說：“做中國人難，做一個真實的中國人更難。俗話說，事不過三，他們已經抓了**，**，下一個就是我了。也好，如果中國人還是這樣，還是這樣，我想我和朋友三到五年不見面也好。” 事後想來，雖然判五年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但似乎在譚的預料中。 我聽了譚作人的這句話，默默離開了艾曉明和她家，繼續上北京採訪地震預測，直到完整在壹報上發表我所知的所有經科學確認的汶川地震預測真相。（總題：《他們預測了汶川地震》之一至十） 我要感恩的是譚作人先生的這句話，他讓我明白我是一個普通的人，但我可以做一個真實的中國人。 不說真話會死嗎？一個普通人不說真話當然不會死，在這樣一個神奇的童話般的國度，你可能活得更好，這也有無數的先例。何況我們已經神奇到了政府發言人說：“中國沒有異議人士。” 但知識份子不說真話，死的是老百姓。五十年代末，因爲反右，知識份子沈寂了。衛星上天了，假話連篇了。接著中國在一個正常的年頭餓死三千多萬人，超過中國歷朝歷代有史紀載餓死人的總和（兩千多萬人）。 知識份子的心不是一個而是千萬個，知識份子的心不是今天的心，他必需裝有古今未來的人們的心，這樣的知識份子有多累，難怪譚作人一臉重負的樣子，我們的力量太弱，周圍的謊言太多，多到掩埋了我們的口鼻，總要有一二個透氣孔吧，譚作人就是這樣的透氣孔。 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西元前548年，齊國權臣崔杼殺死齊莊公，齊國太史便據實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將太史殺死。太史弟弟繼承兄職，依樣直書，崔杼又把他弟弟殺死。但太史第二個弟弟還是一樣，崔杼再把他殺死，一連殺了史官兄弟三人。哪知輪到太史第三個弟弟，依然不怕死而照實直書，崔杼無可奈何，屈服在正義之下，不再干涉。齊國還有一家史官南史氏，聽到消息唯恐歷史失傳，手持簡筆前往記錄。行至中途聞知太史三弟得存，歷史記錄未改，逐欣然而返。 左傳原文：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襄
這三位史官是意氣之爭嗎？不是，中國人雖然傳統的宗教感並不強烈，但中國人有自己的獨特宗教，慎終追遠的史觀傳統，單少傑教授說中國人的宗教在歷史中。中國人有祖先崇拜也有歷史崇拜，所以歷朝歷代皇帝最不敢小視的是史官，這是關係到他對祖先與子孫交待的問題，爲什麽史官敢於紀錄，爲什麽司馬遷敢於寫漢武這個割了他生殖器的皇上的劣迹。因爲有這一份共同尊重，他們面臨的是共同的歷史審判，如同基督教的末日審判。皇上什麽都敢，就是不敢命令史官在史書上寫假話。尊崇如唐太宗，他也是不能在生前看到史官寫的當代史的，這是規矩。 1929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在讀完中國歷史後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他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燒殺搶掠亂臣賊子，中國歷史上比皆是，如同惡夢，但是中國歷史有基於人性的歷史判斷，正是有這樣一個與世界文明相同的判斷，我們史書才會忠實紀錄種種亂象種種不仁義之舉，在歷史中構築了一個由美德構成的黃金世界。這也是思想家殷海光在最後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推崇中國古人道德的原因，他大聲呼籲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中國人仍要追尋傳統的道德力量。 然而在當代，史無前例的事發生了，就是自稱唯物的一群人敢於篡改歷史，將一場人禍改成自然災害，將大屠殺說成鎮壓暴徒，將誘姦美國兵的沈崇說成被害的女大學生，敢於重新將坦克拉出北京城門外，上演一場解放北京的戲劇，派群衆演員在坦克車上寫“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敢於將犧牲了二百多位將軍的奮戰抗日主戰場的國民黨政府軍隊——真正的民族英雄們說成是不抵抗部隊。敢於將老百姓追殺的“富人也搶窮人也搶”的紅軍，演義成老百姓情義綿綿的“三送紅軍”。也因此敢將質量不過關的豆腐渣校舍倒塌說成地震烈度太大，不顧倒塌校舍邊完整樹立的舊房……。如果真有老天爺，老天爺也要說一句：我是發火震了，但校舍大面積倒塌關我鳥事。 壹報雖小，也要做個民間史官，我要記下譚作人，一個說真話的人被判刑，我也要記下這場恥辱的審判。艾未未說五千個死去孩子的冤魂在呼喚譚作人。 我還要寫道，在中國，確有謊言與謊言的奴才，但也有這樣的中國人，他們不說真話比死還難受。我體會過其中的滋味。 譚作人用自己的調查寫下了歷史的一筆：五千多孩子死于汶川地震中的校舍突然倒塌，校舍大面積倒塌的重要原因是豆腐渣建築質量問題。一百年後審判他的人會死去，這句話卻不會在史書中抹去。 我相信中國會進步，這種判斷基於一條最簡單的道理。這個政權不再會爲信念殺人，他已失去了自己的理想與道德根基，他可能爲利益殺人。但是有一群中國人他們願意爲自己信念去坐牢，而你又殺不死他們，這樣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這樣我們民族的信念與道德會重回自己的大地，中國因此而進步。 有人說我們的政權是邪惡的。這要看我們對邪惡的理解。我並不同意簡單地將一些破壞言論自由的審判判斷爲全政權的邪惡。這是粗暴的判斷。一方面這其中有可能是有地方利益做鬼，譚作人因彭州真話，校舍真話得罪四川當局被冠以政治罪名。也因爲這個政權已不同於極左時代的專制期，他們並沒有邪惡的信念了。他們沒有了主義，他們的邪惡雖遍及全身與行動，只是一種慣性運動。 好吧，讓我告訴你邪惡是什麽？很簡單，邪惡是失去分寸。 王陽明說：世上本無善惡兩個東西，善惡是同體的，善過了些些便是惡。多透徹。 罪惡之路由真正的善意鋪成。共産主義理想要解放全人類，標榜平等，卻因爲限制人們的言論、結社自由、破壞人們的産權、毀滅人們的歷史文化傳統，失去應有分寸，成爲歷史的狂妄，成爲罪惡集大成者。 同樣道理，現在的管理者打著關心下一代，淨化社會文明環境的善意，到處打黃，甚至限制人們發黃色短信，這種侵害人們言論自由權力的管理（發黃色笑話是每個成年人的言論自由，雖然不雅，但是趣味問題，趣味不屬公共管理範疇），便是失去分寸，遲早成爲罪惡或者是笑話。 同樣，近三十年來，由於政策穩定，中國人的勤勞，中國富裕強大起來了，這是好事，但這種富裕沒有分寸，便成了物質的狂歡，成爲貪得無厭。我有一位朋友去了趟非洲，回來竟擡不起頭，深深爲中國感到恥辱，原來非洲五六百年的古森林，砍伐的是中國人。甚至在飛機上，她還親眼看到一位中國人湊耳對非洲人說，要砍森林，要屯積紅木，會發財的。在世界各地不顧環境興建水庫的是中國人，在世界各地收買官員辦小商品市場的是中國人。別人怎麽會不討厭中國人呢。 習太子說：中國不輸出革命。我太同意這句話了，中國不輸出革命，中國輸出的是貪婪。 如果說邪惡是失去分寸，那麽這種邪惡已侵入每個中國人可能的心靈肌體。一位從日本回來的規劃師爲中山縣孫中山故居三座風水山做了保護性規劃，市府官員也同意了。二年後，他發現，規劃不僅沒有實現，左邊山頭還被炸蓋了鞋廠，這位在日本呆久了的規劃師簡直要抓狂了。現在竟還有想炸山頭就炸山頭的國家。 這一切源於唯物，大部分人不知道唯物是錯誤的。中國人的靈性因此脫離了國度，我們變成靈肉無法統一的“畜牲性”民族，所以我們炸山，砍森林，污染河流，在衛星上看下去中國成了光禿禿的世界之斑了。唯物使我們失去做事的分寸，成爲邪惡的根基。 因爲言論自由判人家十一年、五年就是失去分寸的表現。誰都討厭別人說自己壞話，但你最多上去扇一巴掌，沒有一個正常人瘋狂到把人家嘴巴給縫上吧，沒有人瘋狂到把別人關在小黑屋裏吧。 一位香港20歲的女孩在中聯辦怒吼：“二十一世紀了，竟然有人爲發表文章判刑十一年！這是一個殺人的政權！” 她起碼喊出了我在上海市政府門口不敢喊的話。這是文明人的憤怒。 我的朋友潘惠蓮毅然在中聯辦面前剃發抗議,在網上看到平時弱小的她如此絕決讓人慨感不已。醜惡的審判引來的是正義人士同情。 邪惡産生於失去分寸，而失去分寸是在於我們心中失去秩序感，忘了人在自然中應有的位置，忘記我們在歷史中的地位，所以舉止失措，內心無有應有的恐懼，最終成爲全世界唯一一個宣稱要抛棄自己文化傳統的國家（淨空法師語），成爲一個神奇的禍害性國度。 我們也忘了我們的中庸傳統就是一門分寸的學問。可以說孔子是反共的，這也是海外新儒家如錢穆，唐君毅等一直倡導文化反攻大陸的根基。所以當局者將孔子拉成自己人，塑造成古裝焦裕祿。真是衝昏頭腦，也說明自家已請不出聖人了。只好重新化妝孔子了。但孔子豈能容你隨便化裝，這個爲了自己信念處處碰壁的人是孔家門的傻瓜，和劉家，譚家的傻瓜是一個德性。孔子要將傳統的禮注入人性平等的仁的觀點，企圖在禮樂崩壞的春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道德觀。自然很不走運。不走運是他不想成爲任統治者擺佈的聰明的糊塗蛋而想做一個真正的傻瓜。雖沒有榮幸成爲某君黑牢中的大宅男，也快成爲餓一頓飽一頓的波西米亞人了。 韓寒對《孔子》評論不到位，所以我多說幾句。 你越讀論語，大學，中庸，你越會成爲譚作人，劉曉波，而不是余秋雨。 我對這個國家充滿信心，但不是余秋雨式的信心。 中國必將走向民主。 當反高鐵的香港年青人在FACEBOOK中寫道：“當民主自由在其他國家已成爲金科玉律，貴爲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人民淪落到還在討論是否應該實行民主。正如（香港作家）鍾祖康所說，我們只是在討論“食飯好還是食糞好”？不是國際大笑話，還會是什麽呢？” 鍾祖康的說法有些斷然，但我是贊同的。爲什麽呢？ 你不能將罪惡簡單地歸於政權，邪惡也在我們心中。我在上新聞課時講到新聞與言論自由的源流，問學生的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和別人吵過架嗎？吵得很凶的那種。你是不是想用情緒、威力說服別人，壓倒別人？其實民主的道理很簡單。在每一個人心中，都有獨裁與民主的苗頭。每一個人都不想被別人強迫，每一個人又想在合作中能主導別人，讓別人同意自己的意見，每一個人都認爲自己是正確的。就象人心中有自利與利它的因素共同存在。 於是自利與利它的因素使人們發現市場經濟是唯一平等的交換方式。不願意被別人控制、又想影響別人的矛盾因素使人們發現民主是唯一說服別人完成公共決策的方式。特別是現代化國家，沒有貴族，國王，每個人人格與尊嚴平等，民主成爲唯一的公共事務的解決方式。 爲什麽說中國必將走向民主，因爲這不僅是老百姓需要，也是共產黨的需要。共產黨的利益集團要正常化解決自身利益分配問題，特別是接班人問題他也只有一個協商方式——民主，否則就是無規則的混亂搶奪。 只有民主讓人們行爲得體，互相商量與妥協使人們不會狂妄，兩個民主國家之間很少有戰爭，民主使人們行爲有分寸，最終消滅邪惡。 連一個小小的淘寶網都會用民主評介體系改善購買質量，連一個業主委員會都只能用民主來完成治理，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會不懂這個道理？ 中國現在是一個什麽政權，用現代政治理論來說是一個模仿民主制的僭主政權。（吳稼祥先生的描述）世上有三種政府，君權神授的王權政權，民授的民主政權，權力來源不正常非規則化的僭主政權，沒有一個僭主政權能長久，他只能是過渡性的。要麽變成王權政治，要麽變成民主政治。在現代社會。神授的王權政治有權威的穩定性，但神授已失去了公衆信仰。中國退回王權政治不可能，只能走向民主政治。 中國現在是個怪物，有了民主制的許多外在模樣，也有議會，人大代表，三權分立，而實際上都是模仿的不實用的。其實質仍是內幕政治的僭主政治。 無論是從共產黨，中國人，國家的利益來看，中國的出路只有走向民主。 只是在一個邪惡的慣性運動中，有多少人能自覺地負起責任，延續百年來的中國人的努力使中國走出歷史峽谷？ 我們現在的社會形式早不是社會主義，孫大午先生說得好，我們的社會主義是：“社會就這樣，主意（義）自己拿。”曹錦清先生說：“現在哪有一個共產黨。只有中央黨，地方黨，省党，區黨，市黨，廠黨，小組黨。”在這樣一個渙散的利益分割的局面中。並沒有誰佔據多大的道德資源優勢與正統，這時平等的交換與妥協的民主機制成爲規則的可能性很大。就象北洋軍閥時期，因爲利益與勢力的分割，段祺瑞政府時的議會反而是最民主的機構。 中國能産出民主的溫馨兒嗎？在於每一個中國人能否去除邪惡，就是有分寸地行動。前一段馮正虎成田事件中，人們往往注意到馮正虎抗爭的細節。卻沒有注意到，他在回國前一一向幫助他的人上門致謝的周到。他向日本議員致謝，也向中國大使館官員致謝。這不僅是表明自己是一個懂禮貌的文明中國人，馮正虎也在用感恩行動來消融本不應有的敵意。這份謝意讓我看到馮是一個有分寸感的中國人，是一個能克服仇恨的中國人。 中國的文明在哪里，中國的文明已經在馮正虎的心裏。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那份細膩，這個國家不會是現在這樣的。 我們又何嘗不是有邪惡的本質呢，我也曾經與合作者激烈爭吵過，也想讓別人聽從自己，我們想用威嚴的方式讓小孩服從於已。在每一個單位，我們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拉幫結派，互相攻擊，我們曾用不道德的方式積累了第一桶金……我們與政權是鏡子的兩面，政權影響了我們，我們也用膽怯，懦弱，害怕影響了他。在這樣的本質上，我們産生了這樣的政權。做了審判譚作人的壞事。 反對獨裁的人有兩種：一種就是獨裁者，一山難容二虎，他反對的是別人的獨裁要建立自己的，這是以毒攻毒性的反獨裁，毛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另一種則是反任何獨裁，包括自身的。這樣的人多起來，才會有希望。 被人稱爲“影帝”的溫家寶何嘗不痛苦呢，他對言論自由的論述多麽到位，但政府何嘗落實過。一位老先生告訴我溫家寶是不錯的，一位當年長江洪災中跟隨溫家寶十幾天的記者親眼看到溫全身心，泥水滿身的救助工作，這是裝不出來的。他的言論是真實的，只是需要付出實現他的諾言的勇氣。濤哥又何嘗不是，這位理科生，也許困在他的公程式裏尋找無解的答案，他起碼看到和諧的可能。他們又何嘗不是歷史的被束縛者。 但我們不會把希望押寶于胡溫，無論他們願不願意領受歷史給他們的民主轉型的責任，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領受。 譚作人，劉曉波審判後，我們仍將自由地批評政府，直到它習慣反對的聲音。我們仍將理智地勇敢地批評政府，就象古人黃宗羲言：“莫放河汾身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送萬季野北行詩》)促使政府整體反思的嚴厲批評文章仍是獨立公共知識份子的重點。 我們批評它，會讓他明白，這樣一個古老的孕婦産生民主的溫馨兒是痛苦的，已經流産多次，生産的痛苦使她大叫，甚至去咬每一隻伸過去幫助她的手，她咬了胡佳，咬了劉曉波，咬了譚作人，還會咬更多的人。 但我們不是敵人。 我們要扛起閘門，放中國的孩子在陽光中，我們要消除對手的恐懼，害怕，我們要用自己的勇敢感染那些黑暗中的人們，也要用寧靜與平和感動審判的人。 這是我在那個閃電雷鳴的晚上想到的。 最後說點輕鬆的，近日在學日本小笠原煎茶道，友人在譯道書，其中有一首茶人千利休引用的著名俳句。 友人直譯爲： “山裏人只是在等待花朵，雪中的草在春天才能看見。” 茶文化專家滕軍譯爲：
我則用自己拙劣的平仄不分的詩藝譯爲：
這也是我對這個國度的新年祝福。 2010年構思於2月10日，完稿於2月11日，寫於春節前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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