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十章：寂靜的巨變

一、寂靜的巨變

年 6 月 3 日的晚上，震耳欲聾的槍聲在北京城響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聲之後，恐懼牢牢地植入了一個民族的靈魂。

　　或許，殺人者並非有什麽殺雞儆猴的戰略預謀，只是手忙腳亂、慌不擇路時隨手下出的一著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結局，卻意外地爲一種新型政治奠定了長期的心理基礎。在這個夜裏，人民恐懼了，退卻了，威權政府卻趁著夜色呱呱墜地，野草般瘋長。在1980年代頗爲孤獨的中國新權威主義者們恐怕沒有想到，他們苦思冥想的威權政治竟然會以如此慘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間唾手而得。回頭看來，在北京城頭這一夜的槍聲之後，威權政治其實變成了中國政治唯一的選擇。

　　由於這種政治轉型幾乎是在一瞬間完成的，以至於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察覺。

　　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有一種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國經濟領域已經天翻地覆，但政治領域卻紋絲不動，即所謂只有“經改”，而沒有“政改”。但很顯然，這並不是事實。事實是，中國政治不僅一直在變，而且早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如果說“六四”之前，中囯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還將信將疑，因而還是一個半帶宗教色彩的極權政府的話，那麽在“六四”之後，中囯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則徹底灰心喪氣，從此，中囯共產黨政權開始向一個馬基亞維利式的世俗政權急速轉型。雖然 1989 年之前的改革已經爲這種政權轉型作出了鋪墊，但6月3號晚上讓民衆和政府都醍醐灌頂的槍聲，對這種轉型則起到了決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個人在經歷人生巨變之後突然變得玩世不恭一樣，“六四”之變，也讓中囯共產黨如夢初醒。這種大徹大悟導致中囯共產黨在兩個方面脫胎換骨。一是政權性質發生了改變。“六四”之後，中囯共產黨從整體上開始演變成一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官僚集團。在“六四”之前，無論是左翼的共産主義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右翼的黨內自由民主派，都對共產黨的施政設置了某種道德約束和理想主義目標，不管這種目標的具體內容如何，這種影響都是非常強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後，共產黨徹底擺脫了來自左、右翼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糾纏，成爲一個實用主義的官僚集團。“六四”之後，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鄧力群所代表的傳統左翼以及胡耀邦、趙紫陽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徹底的失勢，非常能夠說明中共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紅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後，世俗利益的自我實現就成爲這個官僚集團唯一的衝動。這就是說，這個時候的中囯共產黨已經完全喪失了表達、整合社會各階層意見及利益的政黨功能，變成了一個僅僅表達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中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相當活躍、派別鬥爭非常頻繁，這固然極端無序和混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表達基層、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到前鄧小平時代，共產黨主要分佈在文化、教育、宣傳、軍隊等部門的意識形態力量通過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爲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門起到了強有力的牽制和鉗制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權力鬥爭主要就是表現在毛澤東所代表的力量（有時候表現爲黨的力量。當党也官僚化的時候，就表現爲毛個人的力量）與劉、鄧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鋸式平衡。這雖然經常被解讀爲派系鬥爭，但從功能上看卻起到了某種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澤東對行政官僚系統一直有深刻的懷疑，他經常會借助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或者直接訴諸於底層民衆運動來鉗制甚至殘酷整肅官僚系統，向官僚系統輸入壓力。但鄧小平卻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歡官僚系統的理性化所帶來的秩序感。所以在鄧小平終於成爲仲裁者的時候，在幾經搖擺之後，他決定將左右兩級的意識形態和激進力量徹底邊緣化，而將行政官僚體系變成他的改革和發展惟一可以託付的力量。從鄧的經驗和稟賦出發，在中國，惟有講究程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統才是穩健和務實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統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條件下推進經濟發展。在毛時代，代表激進和浪漫主義力量的毛取得全勝，而在鄧時代尤其是鄧小平鐵心依靠行政官僚體系的後鄧時代，官僚系統則取得壓倒性優勢。鄧憑藉其一手締造的經濟神話的威力將所有方向上的激進分子（按照鄧的標準）徹底掃地出門。如果說，毛時代共產黨是以黨代政的話，那麽在鄧小平時代則完全顛倒爲“以政代黨”。人們可以發現，在後鄧以及江澤民時代，中國黨內的意識形態部門表現的得相當順從和務實，而人們一直藉以預測中囯共產黨走勢的意識形態爭論和派系鬥爭奇迹般的銷聲匿迹了。這種反常的發展，實際上標誌著中囯共產黨政權實現了一次靜悄悄的劇烈轉型：從毛澤東的共産主義左翼極權一躍而轉變爲右翼專制。而這個新政權的基礎就是越來越專業、務實但同時也越來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體系。在這裏， 黨” 以及黨的“ （意志）徹底消失了，它被“政”徹底吸納，徹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擁有巨大權力的官僚政權。也由此，中囯共產黨實際上變成了官黨一體化的“官黨”。

　　這就是是爲什麽在鄧小平之後的時代，以前經常困擾中共並引起爭吵的老大難的“黨政關係”問題神秘失蹤的原因所在。

　　與以前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黨政權”相比，鄧小平時代的的官僚政權雖然具有越來越專業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特徵與毛澤東時代的黨政權毫無二致。毛澤東的“黨天下”變成了鄧小平的“官天下”，一個極端狂熱因而也極端殘忍的政權變成了一個極端理性，因而也極端自私的政權。這實際上是鄧小平爲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個災難性的後門。對於一個喪失了信仰同時也喪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權，這種理性化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本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則爲這種極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絕佳的制度條件。今天中國貧富極度懸殊的現實以一種絕對冷酷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曾經用他一貫的冷嘲熱諷說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的這個夢魘在1990年代的中國迅速變成了事實。只不過，這個所謂“資產階級”與現代資產階級並無太多相似之處，它更像是那個古老的“官僚資產階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90 年代之後的中國政權更像是蔣介石先生逃往臺灣之前的國民黨政權。1990 年代之後，在老一代的中囯共產黨人中流行過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達到就是對這種歷史重來的無奈。

　　年代，我們一直有一種天真的判斷認爲，鄧後時代中國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將爲中囯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分子提供新的活動舞臺。但這種情況根本就沒有發生。中國的社會問題的確惡化了，但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分子卻比以前更加邊緣，甚至成爲與右翼民主力量一樣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的網站被封、集會遭禁止，景況與右翼絲毫沒有區別。這種發展說明，共產黨賴以起家的傳統社會基礎即那些傳統産業工人、農民的命運，已經在今日共產黨的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作爲一個執政官僚集團的共產黨的利益邊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維護本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利益。對此，中囯共產黨人幾乎從來就秘而不宣，但共産党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在公開場合的一句戲言，卻不經意的暴露了這個秘密。在一個公開場合，江以一種得意甚至亢奮的神態告誡大家要“悶聲發大財”。這句半真半假的戲言，似乎是說給中國老百姓聽的，但在瞭解中國政治演變的知情者看來，這怎麽都像是說給共產黨人自己聽的。

　　從一群滿懷烏托邦激情的狂熱信徒跌落到一個看破紅塵、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團，中囯共產黨人的內在心靈秩序無疑經歷了一次徹頭徹尾的崩解。在任何時候，對一個權力趨於極致的執政集團來說，這種心靈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 年之後的中國似乎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秘密在於：中囯共產黨政權利用現代知識和技術逐漸構建了一套成熟的現代經濟的控制系統。作爲內在失序的一種外在補救，現代化的宏觀（尤其是宏觀經濟）控制系統的逐步完善不僅是中國政權轉型的另外一個重要面向，也是整個 1990 年代中國社會保持基本平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這方面，一批具有現代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沒。

　　在1993年6月採取霹靂手段驚險渡過了一次極其危險的金融混亂之後，中國總理朱鎔基曾經在頗有成就感地說過，如果不是他，共產黨在年底就會完蛋。

　　考慮到當時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朱鎔基的這個說法並不誇張。這個例子，突出表現了新一代技術官僚1989年之後在政權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實上，1989年之後，中國經濟遇到的險情並非 1993 年一次。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每次都能夠化險爲夷，並在1989年之後長期保持比較平穩的經濟增長，與中國新一代精通專業的技術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雖然這一批技術官僚在 1989 年之後採取的各種短期措施的長期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來檢驗，但無庸置疑的是，它起碼在短期內起到維持經濟穩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維持經濟增長並不斷做大餡餅的意義上，以朱鎔基爲代表的中國技術官僚群體搶救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們，以共產黨在“六四”之後的道德脆弱性，共產黨政權肯定是難以安然渡過年之後的各種經濟危機的。換言之，它隨時可能因爲意外的經濟挫折而分崩離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現在仍然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溫家寶、周小川等人，是中國新一代技術官僚的代表性人物。這批人雖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領袖如毛澤東、鄧小平們那種改天換地的本事，但卻多了一份專業知識和國際眼光。與魅力型政治領袖善於打破現有的約束條件，推動系統變化的特長相比，技術官僚似乎更長於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找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正是因爲這種技術官僚成分被注入政權之內，中國在1990 年代的執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時，也增加了一份拘謹；在多了一份短期權衡的同時，也少了一份長期戰略考量。

　　由於中國新一代技術官僚大多分佈在中央政府內，他們幾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權的擁護者。所以在整個1990 年代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政治發展趨勢，一方面是中國宏觀管理制度的不斷理性化、國際化過程，比如稅制、金融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權程度不斷膨脹的過程。中國宏觀管理制度（幾乎完全局限於經濟領域）的建構，雖然大部分是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被動調整的，但長期不斷調整的結果，不僅顯著增強了政權的控制能力，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這個政權的面目。我們可以看到，在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中國已經在中央政府層面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的宏觀管理框架。不管未來的中國政治如何演變，這一套框架將是可資繼承的。正是憑藉這一套演進出來的宏觀管理框架，中國政權才在1989年之後直至今天長達十餘年轉型中有驚無險，免於失控。從更長的歷史接續的角度看，中國1990年代技術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蔣介石想做但還未來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觀察到的是，中國政治技術官僚化的趨勢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同樣體現立法、軍隊等多個領域，只不過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其突出罷了。

　　年代中囯共產黨政權向技術官僚的轉型，彌補了這個政權在道德自宮之後不斷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長了所謂鄧小平神話。（不然的話，鄧小平神話在1992年到1993年之間就可能壽終正寢。）然而，政治決不僅僅意味著管理，更不僅僅意味著宏觀經濟管理。統治者單方面不斷完善的統治和管理技巧與人民的自動遵從更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沒有一個同樣具有現代性的下層結構加以配合，呼應，那麽一個哪怕再精巧、再現代的宏觀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爲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個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穩定的人民，那麽這套宏觀管理架構隨時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擊。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年之後中國社會的穩定除了技術官僚的精心維護之外，也與好運氣有莫大的關係。

　　總起來看，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既有不斷進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中，中國重新建立了一個在道德上極端自私但在統治技巧、管理技術方面都非常現代化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權吸納了一大批具有現代專業和行政知識的技術官僚（非常像，裝備了先進的當代資訊技術和威懾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官黨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與道義力量則相當脆弱。顯然，這是一個極其古典和極其現代的一個複雜的政權組合。將一個極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內核與一個極其發達的外在統治技術巧妙組合在一起，並對一個巨型國家實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證明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續能力。

　　年之後在中國誕生的這個“新”政權面目模糊、難以辨識。對此，大多數人用西方概念將其歸類爲共産主義的後極權政權，或者右翼專制政權，但更爲貼切描述可能是：這是一個繼承了中國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統治、管理技術的現代官僚政權。顯然，這是一個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權，至多，它是一個中體西用的政權。其內裏，與一個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權更爲相似。這就是摸石頭高手鄧小平模來摸去最後摸出的政治體制。這是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政權，也難怪人們會對它感到難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年之後，太多的人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了各種不祥的預言，然而，中國這一獨特的政治體制憑藉其神奇的適應能力，將這些預言一一擊得粉碎。而中國1989年之後持續至今的經濟增長神話更是對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構成殘酷的嘲弄。種種迹象顯示，中國的政治領袖和各級官僚都從 1989 年之後的政治實踐中吸取了越來越強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國的政治領袖仍然戰戰兢兢，但在私下裏，他們則相當傲慢（這一點可以從他們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態度中看到），在他們那裏，中囯共產黨在1990 年代的政治發明，不僅在未來可以應付自如，甚至還可以長命百歲。未來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這部機器更加靈巧，更加精致。不過世事難料，過去的成功很可能成爲未來的包袱，如果中國政治領袖真的以爲能夠以不變應萬變，那麽，中國這架看上去運轉良好的政治機器，就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錨。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抛錨的迹象。因爲，年之後由執政者刻意設計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終人散，中國的政治邏輯也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轉換，所以，專門爲這場博弈而設計出來的政治機器肯定也會不斷遇到麻煩。

二、狡猾的博弈

“悶聲發大財”不僅僅是中囯共產黨人在 1989 年之後的主流意識，也同樣是這一時期中國民間的主流意識。而後者，正是執政者通過槍桿子的威懾和財富的利誘刻意誘導出來的。1989 年之後，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教化力量雙雙失效，在這個時候，強大的威懾和世俗的利益便成爲這個政權實施統治最可行也是最後的兩種手段。威懾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不可以做什麽（比如“六四”上街之類威脅政府統治的舉動），利益則可以誘導人民努力去爭取些什麽，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統治者既然以一種馬基亞維利的方式統治，那麽人民也就迅速學會了一種馬基亞維利式的生存。經“六四”一役， 合作”，成爲部分人反抗政權的最高“不手段，而更多的人則一種表面馴服姿態與政權開始一種新的博弈，以一種補償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財富。人們知道，只要不衝撞政治高壓線，任何追求財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許甚至被鼓勵的；在另一邊，統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夠給予利益，人們就不會（起碼暫時不會）挑戰官僚政權的壟斷統治。

　　顯然，這是1989年之後人民與政權之間達成的一種默契或者說隱性契約。正是這種隱性契約，維繫了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平衡。在這種默契中，既沒有任何正式的遊戲規則，也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只有相機行事的機會主義靈感。機會主義雖然意味著個體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沒有任何準則和道德基礎的情況下，這種理性不如說是一種奸猾。政權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說機會主義策略對個體來說可能意味著理性的話，那麽將這種機會主義疊加、放大到一種民族的戰略，陶養成一種民族文化，則可能在長期中構成整體的不理性。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評論家曾經恭維鄧小平，說他“抓住了高速變動中的社會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這顯然只說對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

　　鄧小平依靠了槍桿子帶來肉體的秩序，但卻沒有帶來甚至瓦解了人們心靈的秩序。從長期來看，後一種秩序更加昂貴，也更難獲得。肉體的秩序可以短時間迅速重建，而心靈的秩序一旦破壞，則很難復原。 六四”之後，一切文化的約束，“一切內心的敬畏都從中國人的心靈中被驅逐出境，他們不再服從鬼神，不再服從信條，不再服從人類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話，不再服從任何東西。在一個崩潰的心靈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強大無比的制度都將被狡猾的人性所擊敗。中國改革中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爲這個原因。

　　事實上，人民與政權之間這種狡猾的博弈，就是 1989 年之後中國政治的核心內容。看上去，這個統治遊戲似乎天衣無縫，1989 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實踐更從經驗上對此加以證明。但稍做推理，人們就容易察覺這個遊戲賴以維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須不斷地提供財富增量以滿足人民的財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它必須有能力不斷“將餡餅做大”——這可以說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民之間，各階層之間達成的惟一共識。不僅官僚階層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進一步發展（注意，不是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也經常是中國官僚階層爲什麽經常贊成改革甚至主動推動改革的謎底），而且民衆也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爭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統治者誘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會成爲無源之水，難以爲繼。幸運的是，中國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這個關鍵條件的滿足，實際上就是 1989 年之後，中國政治相安無事，波瀾不驚的原因所在。對於這一點，中國的執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於這種清醒 ，“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以及與此同義的諸如“發展是硬道理”之類的口號，在1989年之後不僅被奉爲執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領袖們極其頑強的強調。

　　如果說1989年之前，發展”還是中囯共產黨人的一種執政理想或者一種追求的“話，那麽在1989年之後， 發展”則成爲權力得以生存、遊戲得以維持的一種生“死攸關的先決條件。對此，以直率著稱的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經做過非常形象的詮釋。一則未經證實的故事說，在 1993 年中國宏觀調控開始之後不久，朱鎔基在視察處於困境的東北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時候，聽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聲，性格倔強的朱撂下一句狠話：經濟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經濟沒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假未經考證，但它的確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發展”

　　的極端重視。以這個角度觀察，1990 年代後期在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趨於衰竭之後，中國執政者不惜代價、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狂熱，就是一種非常容易理解的現象了。因爲遊戲的主導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國執政者那裏，發展，不再是一種出自人民的普遍價值，而是維繫政權生存的一種手段。這實際上也注定了“發展”這一概念在 1990 年代後期的異化悲劇。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執政思維在今天的胡錦濤時代，得到了幾乎原封不動的繼承。所謂“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不過是用胡錦濤的嘴再講了一次鄧小平的話，可見其深入骨髓的程度。雖然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GDP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停滯的迹象，但常識和經驗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終究會有停滯的一天。

　　在這個時候，對於一個以利誘爲條件甚至是唯一條件的治理遊戲來說，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不過，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遊戲而言，另外一個隱藏更深的條件可能更值得觀察。這個條件就是在認可官僚集團在財富上的優先分配權的同時，必須讓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這杯羹只是巨大財富增長中的一點麵包屑。換句話說，人民從財富絕對增長中所獲得的滿足必須能夠抵消官僚優先分配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至少，這種相對剝奪不能超過人們容忍的極限。顯然，這是比“把餡餅做大”更加苛刻的一個條件。而對於操縱遊戲的中國執政者而言，更是類似走鋼絲的高難度技巧。這個隱藏至深的隱性契約雖然難以啓齒，但無論是領袖集團還是平頭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認。其證據就是，官僚集團的腐敗行爲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在最高領導層那裏都得到了超乎尋常的、長時間的容忍。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這種腐敗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問題就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年的一份非正式統計表明，在北京一家銀行中，上億存款的大戶共有 17 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199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和中國高層對官僚集團極其精英聯盟腐敗讓人詫異的寬容，十足的凸現了中國社會在這一時期盛行的機會主義政治文化。有趣的是，這種以社會公正作爲抵押的危險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實現了。這當然不是因爲剝奪者在剝奪時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爲中國人在物質財富上從無到有時的那種巨大邊際滿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財富絕對增加所帶來的滿足效應都有邊際遞減的時候，更何況還有剝奪的真相逐漸敗露所帶來的抵消效應呢？如果睜大眼睛，我們甚至可以發現，相當一部分人實際上在這個轟轟烈烈的改革遊戲中，受到了絕對剝奪。與改革之前相比，中國底層民衆尤其是農民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損失遠遠超過了他們貨幣財富的增加。

　　現在看起來，1989 年六月四號晚上的槍聲就宛如一聲發號令，在中國催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機會主義競賽。這是一場由最高領導人發動，官僚集團主導並親自參與，廣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機會主義比賽。在這場比賽中，什麽社會公正、什麽道德原則，統統都成了百無一用的書生之見。但俗話說得好，“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老獵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過手握權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團，也狡猾不過反應機敏、道德衰敗的精英分子。在當代中國，除了毛澤東之外，惟一能夠用個人權威約束官僚階層的領導人恐怕就剩下鄧小平了。然而，鄧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統來推動改革，那麽他對官僚階層的懲戒就只能點到爲止。所以我們看到，在鄧小平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對官僚集團的“搶蛋糕”行爲幾乎完全無計可施。而官僚精英聯盟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更使這種“搶蛋糕”行爲變得相當專業和隱蔽。這種的職業化行爲表現的相當無奈。以此觀察，這場比賽的結果在一開始實際上就已經注定了。只不過，被動捲入的大衆並不知道這個長期契約的後果竟然是如此慘烈，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會輸得一絲不挂。

　　人民是無辜的，因爲無論在權利還是在資訊方面，他們都與官僚集團、精英集團存在著天壤之別的不對稱。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經做了大學教授的同學，在飯桌上憤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夢初醒的樣子說：既然大家都在搶，自己也無法改變“搶”的規則，我們也埋頭搶吧。我的回答是： 你搶得過人家嗎？”。回想“起來，這真是一語成讖。精英分子尚且如此遲鈍，又何況對改革懵懂無知的平頭百姓？雖然到目前爲止，這場起於 1989 年槍聲中的漫長賽事仍未完全終局，但結果似乎已衆所周知。於是，清算比賽，推倒重來的呼聲漸次響起。如果說在這場比賽的開始，中國十數年來不斷湧現的致富奇迹對人民仍然示範著某種“你也能夠”的榜樣，因而起著某種正向的激勵作用的話，那麽在比賽接近終點，結果即將揭曉的時候，這些財富神話所示範著的更多則是如何盜竊，如何搶奪的另外一種真相。讓出局者看到這種真相是相當殘酷的，但你顯然很難阻止他們追問：

　　我們究竟是怎麽輸掉這場比賽的？

　　如果說，前面27年中國的政治體制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和推動經濟增長（做大蛋糕）的話，那麽從此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所受到的壓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後者顯然要比前者困難得多。支配中國統治機器運轉的政治邏輯正是在這裏悄悄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熟練運用了多年的統治秘笈將遇到新問題。舊遊戲結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遠？

　　年 6 月 16 日，鄧小平對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總結“六四”事件的經驗時說：“從這次事件看出，工人階級靠得住，農民靠得住，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

　　鄧小平這段話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實情。“六四”之前，作爲中國主體階層的工人、農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沒有受損，並沒有成爲“六四”運動的主力，至多，他們只是以道義聲援的方式加入了這次運動。因而， 六四”“運動雖然血流遍地，異常慘烈，仍然只是一場在中國精英分子之間展開的搏殺。

　　這種搏殺，同樣以劇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趙紫陽以及胡耀邦的殘部與黨內老官僚之間的這場惡鬥，險些弄翻了共產黨這艘大船。這讓素來以開“鋼鐵公司”（毛澤東形容鄧意志剛強的評語）著稱、見過無數大陣仗的鄧小平也難免心驚肉跳。驚魂未定之際，說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其中半是僥倖，半是恐懼。

　　出於這種高層分裂的擔憂，鄧小平徹底抛棄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開始重新強化共產黨的傳統決策模式。這個政治決策模式就是鄧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下來，並最終爲鄧小平所正名的所謂“核心模式”。鄧小平時這樣論述“核心”

　　的：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師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爲毛主席作爲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爲有這個核心，即時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党的領導，党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的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澤民同志”這段話其實就是“江（澤民）核心”的由來。

　　所謂核心其實就是最終決策者。在中共最高的決策過程中，核心起著彌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後仲裁的作用。按照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核心就是有“最後決定之權”的人。在鄧小平那裏，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體現在危機來臨之際，沒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出現兩種聲音甚至多種聲音。這樣一個核心與其說是在一個最高層新政策、新理論的發動者，到不說是一個隨時可以超越集體決策的最高集權者、獨裁者更爲合適。這是中囯共產黨決策不至於癱瘓的最後保險。在鄧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沒有他自己這個核心，共產黨在“六四”期間就可能遭遇滅頂之災。最深的創痛往往容易鑄成最牢固的個人經驗，完全可以推論，鄧小平對“核心模式”的信賴，主要是植根於“六四”這個創深痛劇的個人經驗。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曾經在最高層嘗試過某種分權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趙紫陽時期，軍委主席與党的總書記長期分立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但“六四”的經歷使鄧小平徹底回心轉意。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鄧才在離開政壇之前，極力扶持了一個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澤民明顯背離他的改革開放方向的時候，鄧也沒有換掉這個核心。相反，一旦江開始回歸到他的既定路線，鄧就全力維護和鞏固這個核心。

　　他甚至不惜讓一貫擁護自己的“楊家將”下場休息，以免繼續威脅江核心。不僅如此，有廣泛的傳說稱，鄧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後的核心，胡錦濤。作爲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鄧對核心模式的堅持和期許，應該是出自他對中國形勢的具體判斷。鄧或許相信，這個明顯具有獨裁色彩的政治決策模式，起碼還可以在中國適用兩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順利運轉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有一個能夠勝任“核心”的潛在領袖人物存在，否則， “核心模式”就可能卡殼。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無疑是具有這一資格的。毛將一個被人追趕四處流竄的反叛集團變成一個牢固控制中國社會的執政黨，不僅是共產黨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環。毛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經常聽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一個“首”字直白的顯示了毛超然於他人，甚至超然於共產黨的克理斯瑪地位。在毛時代，重大決策往往是毛的書房裏而不是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出的。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將毛比附爲“核心”

　　多少有些誤讀歷史的味道。事實上，更加符合鄧小平核心模式定義的人物是鄧自己。鄧在中共黨內的深厚資歷及其改革開放所贏得空前成功，都爲鄧擔當和鞏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權威基礎。不過，與毛核心相比，鄧核心顯然已經具有了更多的協調和協商的色彩。起碼，鄧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過政治局的正式決議被賦予的（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披露了這個秘密）。這其中，已經多少體現了政治局的某種集體意志。作爲一種非制度化的決策模式，鄧小平時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種依賴于鄧的個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換句話說，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隨時可能停擺。

　　實際上，在江澤民時代，核心模式就運轉得非常吃力。從 1989 年江澤民擔任共產黨總書記開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爲止，鄧小平對江核心進行了長達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這種扶持，江澤民個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奮、再廣結善緣，恐怕都無濟於事。江澤民從一個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終脫穎而出，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除了鄧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們的自然凋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經過江澤民多年的深耕，江澤民的同代競爭對手之間再也沒有人擁有與江一搏的權力基礎。這是江能夠保持核心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無論如何，江核心已經不是鄧核心，更不是毛核心，這個核心是一個經不起折騰的核心，更不要說出現類似“文革“和”六四“這樣的折騰。幸好，借助鄧小平市場化慣性的蔭庇，江時代的經濟發展相當平穩。經濟增長之強彌補了江核心之弱。經濟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時代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重要條件。這顯然不能說明核心模式是一個多麽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過是一種陰差陽錯的歷史巧合。事實上，承平時代的時勢是很難創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領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國也再不會有個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權威已經失去了基礎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澤民也試圖確立某種形式的個人崇拜，但很明顯，他遇到了強大的抵制，以不到 80 歲的年紀退出政壇——這個年紀大大低於他的前任鄧小平。不管江澤民退出政壇有多少自願的成分，但時代變遷，形格勢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換言之，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形勢已經不再允許出現超越規則，君臨一切的領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種新形成的某種“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來統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處尋找擴大自己權力的機會，但是決不可能明顯的踐踏、逾越這種法理。在 1990 年代中期，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中“後鄧時代”以及“鄧後時代”的說法頗爲熱鬧，但到了江澤民即將退休的時候，人們幾乎從來沒有聽到所謂“後江時代”這種提法，這種差異中所隱含的假設是：沒有人認爲江澤民在退休之後還會對他的繼任者發生重要的影響。人們的這種直覺並沒有錯，江澤民從最後一個位置退下之後，便迅速地從中國的公共輿論中消失。其影響力消退得甚至比人們預料的還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斷，江澤民在 2003 年正式退休，實際上是按照某種沒有公開披露的內部慣例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這個核心實際上是受到某種內部法理約束的法理型領袖。正是依靠這種法理，中共在江澤民之後推出了一個更弱的“核心”，胡錦濤。

　　雖然早在1992年的時候胡錦濤就被儲爲核心，但在他作爲“王儲”的大部分時間中，胡錦濤似乎並沒有機會大力培植其權力基礎。一個明顯的迹象是，在胡錦濤在正式成爲核心之後才開始大力提拔團派幹部。資料顯示，胡錦濤在在成爲總書記並接任軍委主席之後，提拔了大批共青團幹部，以充實其權力基礎。外界將其簡稱爲團派。幫派，即圍繞某個山頭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體，它以對幫派尤其是幫主的個人忠誠、人身依附爲前提，換取派系和幫主的保護，共用派系利益。幫派雖然一直在共產黨內普遍存在，但由於其淩駕於公共利益之上，並將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徵，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當犯禁忌的。鄧小平在年向江澤民交班的時候就特意叮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總結說，“我不是完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

　　的確，毛澤東可以不搞小圈子，鄧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爲他們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發揮影響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澤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難貫徹其政治意志。所以，不僅江澤民要搞小圈子，胡錦濤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們就很難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礎。有趣的是，胡錦濤大批提拔共青團幹部的舉動似乎並沒有引出多少物議。這與江澤民大舉提拔“上海幫“時所導致的普遍非議形成了鮮明對比。看來，經過江澤民時代，中囯共產黨人已經非正式的授予了黨內“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種特權。由於中共核心幾乎形成了某種默認的任期制度，這種特權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選總統或總理上任之後的組閣權。區別僅僅在於，組閣的人不是民選的，而是按照某種大家共同默認的慣例形成的。這種利用組閣權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顯然與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因爲向最高決策者邀寵而相互纏鬥的利益集團有很大區別。有人解釋說，胡錦濤擢拔團系之所以沒有受到非議，主要是因爲團系人馬比較清廉，這顯然是無稽之談。

　　如果說團派現在仍然沒有傳出更多的腐敗醜聞，那是因爲他們一直沒有機會，一直沒有可供他們腐敗的位置。所以，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共產黨已經默認了核心模式，也同時默認了核心的“類組閣權”“五湖四海” 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 （的正統文化已經被江澤民擊潰。

　　容易猜想，共產黨對核心組閣權的默認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澤民時代政治成功的某種鼓舞。在1989年之後已經成爲唯經濟論信徒的共產黨人看來，經濟發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標準。這種簡單的直覺式推論雖然顢頇，但卻給胡錦濤的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胡錦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