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八章 官僚之門

一、誰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領導人因爲 GDP 壓力而強烈主張市場化之外，1990 年代末期中國的市場化也從“市場”內部獲得了強大的動力。1990 年代中後期，與官僚利益集團一體兩面的中國權貴資本已經相當成熟。這不僅是指他們的資本實力、人才儲備，也同樣是指他們對市場洞察和操縱能力。在經過20年的蟄伏和磨練之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通過與權力的裏應外合）以資本的名義在市場中大顯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後期，要素市場、媒體、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仍處於行政權力的高度壟斷之下，而這些領域所能夠帶來的財富積累速度遠非一般商品生産領域所能夠比擬。權力壟斷造就的操縱條件，巨大利益帶來的內部激勵，共同激發了中國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場化”進程。就這個在廣泛領域內展開的“市場化”的強制性而言，我們與其將它稱之爲市場化，倒不如將它稱之爲一場服務於特定目標的“政治運動”更爲準確。在這裏，市場化本身也變成了政治。這種“市場化”的政治特徵在一個荒唐的例子中可見一斑。2003年12月，中國江蘇省的經貿委的一位負責人曾經豪邁地宣佈：“江蘇省將重點發展民企，力爭在3～5年之內，打造2000個銷售額超過億元1億元，200個超過10億元，個超過 100 億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經濟上當然是荒謬的，但在政治上卻是正確的。也正是這種“政治正確”，爲中國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動力。在中國，政治正確不僅意味著合法，也同樣意味著政府爲某種特定的市場主體提供了信用，或者隱含擔保。所以，當江蘇省那位可笑的經貿委主任代表政府宣佈要打造民營企業的時候，政府實際上就是在爲民企提供隱含擔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擔保，民營企業還愁不能在短期內“蓬勃發展”嗎？而借用政府信用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究竟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實在是一個讓人擔心的問題。

　　信用，雖然隱藏在交易活動的背後，但卻是交易活動和市場擴展不可或缺的條件。換句話說，作爲一種對交易後果的一種保證，任何事實上的交易都必須有潛在的信用提供者。現代市場活動之所以能夠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其實質乃是信用的擴展。沒有信用，現代大規模的、複雜的市場活動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公司而言，信用實際上是被當作一種巨大的資本來使用的。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資本應該通過市場活動逐漸積累、內生而成。但中國短暫的市場發展歷史卻決定了，無論是市場本身，還是公司都不具備這種信用資本。如此，要想市場化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就必須從市場外部注入信用。在對政府有高度依賴和信任文化的中國，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錢的資本。所以，只要政府願意提供這種資本，市場規模都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擴展。在 1990 年代中後期，各級政府對於GDP，各種權貴資本對於利潤，都有著極其迫切的要求，於是，你情我願，兩相默契，一場對政府信用亂砍濫伐的“市場化運動”終於不可遏制的奪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團大規模的，無償輸送昂貴的信用資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市場化一個不爲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在各個領域得以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的隱含條件。這一點，在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中表現得相當典型。

　　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以民營面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産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一不是因爲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爲它們注入了市場信用。

　　正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注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願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注入的信用，現在已經成爲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一家，就讓政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並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一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並沒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

　　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一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爲合適。

　　政府爲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 90 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藉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一種國家信用），進行不真實的規模擴張。經驗和資料都表明，在中國 2002 年開始的最新一次經濟擴張中，中國高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一邊以自己的公共服務特性大肆廉價圈地成爲新一輪土地投機中的主角，一邊又以自己的壟斷經營地位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而一躍成爲信貸擴張中的生力軍。在中國江蘇省，一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一家只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爲本科的學校貸款竟然達3億之巨。有強烈的迹象顯示，爲了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官僚利益集團甚至不惜將國家信用廉價提供給普通消費者。這一點在與官僚壟斷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産、汽車市場上表現得相當明顯。由於房地産以及汽車等行業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顯著作用，地方政府紛紛將其納爲支柱産業，所謂支柱産業不過是“准政府産業”的一種委婉叫法。既爲支柱，政府爲其提供信用或者隱含擔保就是一樁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實上，被政府鼓勵因而也經常變得毫無約束的消費信貸，對這兩個市場的超常規繁榮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資料顯示，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中，中國個人房地産信貸消費增長了幾十倍，到年年末，這個資料已經急速攀升到2萬億人民幣。這種毫無約束的信貸消費，雖然面臨極大的財務風險，但卻非常符合政府營造繁榮表像的需要。

　　消費貸款雖然是一種普遍使用的金融技術，但在中國的銀行業幾乎完全壟斷的情況下，它實際上等同于一種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勵房地産和汽車市場發展的情況下，信貸消費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變成國家信用的廉價注入。這種情況已經在汽車的消費貸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資料表明，在 2004 年前九個月中，汽車貸款所導致的不良貸款已經占到商業銀行所有新增不良貸款中的 80％。雖然在住房貸款中，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但如果房地産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住房消費貸款所導致的損失肯定會遠遠超過汽車行業。

　　非常明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要素市場、以及汽車、房地産等大宗消費品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由政府廉價提供信用的情況。而這些領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化最爲快速，並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由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廉價輸入信用，是 1990 年代中後期中國市場化的一個普遍模式，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市場化進程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隱性條件。這些信用，有些間接地表現爲政府聲譽，有些則是直接的財政擔保、銀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出讓。由於這些領域充斥著官僚壟斷企業，這種信用輸送的流向實際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式更加精確的含義應該是：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對信用的操縱。操縱了信用，當然也就操縱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觀察家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存在嚴重的金融控制，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金融操縱。這不僅是中國強制性經濟增長的宏觀保證，也是財富再分配的宏觀保證。

　　雖然我們無法就此對這種操縱的後果加以預測，但有一點現在就已經非常清楚：這些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官營企業，將被官僚利益集團洗得乾乾淨淨，唯一剩下的東西，將是國有銀行的鉅額壞帳。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過去曾經風光無限而現在卻奄奄一息的國有外貿公司、國有物質公司那裏看的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經常被當局稱作改革的代價或者歷史遺留問題）。政府信用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體納稅人創造的財富爲基礎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市場化過程中向特定主體輸送信用，其實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團輸送財富。財富再分配就是這樣通過市場的名義發生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補充一個更加準確也更加完備的定義。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名義操縱了一系列交易條件，並在這個過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團提供了信用的市場化。這個定義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市場化過程尤其適用。這種市場化雖然具有交易、以及貨幣，價格等等市場表徵，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服從和服務于官僚利益集團的權力理性的。發展什麽樣的市場，怎麽發展市場，發展市場的先後秩序都牢牢操縱在官僚利益集團手上，簡言之，這種市場是一種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合意的市場。無需否認，這種官僚主導型的市場化帶來了繁榮，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種繁榮僅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榮。然而，正是因爲這種繁榮的“經驗”，大大強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奇迹的正面印象。與此同時，它也導致了我們一種深刻的知識困惑：這種中國歷史上似曾相識的，但卻從未見諸理論描述的市場模式，究竟會將中國經濟帶向何方？

二、新經濟：官僚所有制

在中國迄今爲止的26年改革中，強勁和持續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最顯著的外部特徵，不過，在這個不變的標準形象背後，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卻在向一個相反的方向發生變遷。

　　從1978年中囯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體制變遷的一個突出標誌就是體制外的崛起。這是指當時處於體制下層和邊緣的人群迫于生存壓力，進行自發的市場化過程。農民萬元戶、鄉鎮企業、以及城市中的個體戶，這些帶有強烈身份色彩的稱呼，是這一時期中國市場化主體的形象說明。由於這批人于傳統官僚體系幾乎沒有任何瓜葛，這一市場化過程主要在傳統官僚體系管轄的空白地帶和外部出現。無論從其主體成分，還是按其從事的行業性質，這一階段的市場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體制外”特徵。所謂體制外，其實就是處於傳統官僚體系的管轄和保護之外。這一時期，體制外的市場化發展很少威脅“體制內”——傳統官僚體系以及其他負有保護責任的國有企業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這一市場化的紅利，傳統官僚體制因此對這一過程採取了默許、觀望和被動適應的姿態。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體系出現了相當明確的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二分：即體制外的市場擴展，和體制內的自我維持。事實上，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謂“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分析範式，也只是在這一時期才是最爲適用的。

　　年之後，政治風向的變化和體制外的示範，使中國官僚體系擺脫了以前的觀望猶豫，開始憑藉各自控制的體制內行政資源主動投入市場化體系。

　　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門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軍隊下海的壯觀景象，是中國官僚體系態度轉變的一個明確信號和有力象徵。自此之後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中國官僚體系熟悉、參與並全面融入市場化進程的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也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並逐步形成“權力＋資本”的官僚利益集團的一個時期。這種圍繞各級政府權力和部門權力而形成的數量衆多，分佈廣泛的官僚利益集團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集團不是爲一樁買賣而臨時結合起來的烏合之衆，而是通過長期的人際磨合，利益共用而形成的相當穩定的利益共同體。1990 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的事實，大致可以爲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從 1992 年開始在中國市場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成熟起來的官僚利益集團，到 1990 年代末期已經變得相當強大。一種武裝到了牙齒的力量終究是要展開它的獵殺計劃的，於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終於露出了他們的吞噬本性，開始按著他們的意願主動控制和操縱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定型狀態。事實上，中國 1990 年代末期的諸多領域帶有明顯強制色彩的市場化，就是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嘗試進行全局性操縱的結果。

　　這並不是在指控存在這樣一個具體的陰謀集團，他們周密策劃了一次巨大的洗劫活動。而是在指出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經濟內部存在著一股極其默契的合力，推動著我們朝一個可疑的方向急進。也正是感受到了這種具有裹挾性的操縱力，我們判斷，中國的經濟性質在經過 26 年的改革之後，已經發生某種具有終局意義的嬗變。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中國歷史，可能是中國起自 1970 年代末期最新一次改革的收官階段。到這裏，中國經濟由改革而二分的“體制外”和“體制內”概念，顯然已經不再適用。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已經渾然一體的，足以自我迴圈的體制，我們正在重新進入一個一元的體制。顯然，它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種經濟活動中的主導性而言，或許它更恰當的名稱應該是官僚經濟。

　　如何判斷一種經濟的性質，是一個讓人困擾的問題。不過，還是有人提出了一種比較直觀而頗有洞察力的視角：誰在組織社會中的經濟活動？更精確一點，這個問題就變成：誰在主導社會的經濟活動？以這個視角來透視中國經濟，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發現。26 年的經濟變遷之後，中國從大一統的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和計劃的混合，由中央部門的統一命令變成了各級政府及部門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這種經濟表現出了如何晦澀的形態，我們仍然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各級、各部門（包括各種企業）官僚仍然是參與、組織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角。

　　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中國各級官僚在經濟活動極其活躍的作用中一覽無餘。就此而論，中國的各級政府是世界大國中最爲商業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於對官僚監督的嚴重缺乏，政府的干預經濟的公權力實際上變成殼各級官僚個人的在經濟活動中的私權力，所以，與其說是各級政府在組織經濟活動，倒不如說是各級官僚個人在組織和主導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中國今日之經濟，是圍繞著各級官僚以及各種官僚利益集團的個人利益而被組織起來的。而他們組織經濟活動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過的政治權力。在這裏，官僚利益集團不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國家。與此相對，所謂現代市場經濟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經濟活動的，而他們組織組織這種活動的基本手段則是平等的公民權利。以公民的權利還是以官僚的政治權力來組織經濟活動，是中國經濟區別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分野。以我們上面談到的“經濟組織者”標準，大概沒有比“官僚經濟”更適合中國經濟的定義了。許多分析家們迷惑于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和市場領域的形成，因而對中國經濟發生誤判，但實際上，民營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絕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被組織者，而市場也不過是官僚利益集團實現集團利益的一種形式。

　　區別於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中國的官僚經濟是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不是那種政府與市場的混合，而是官僚個人與市場的混合。在這種經濟中，官僚不是以監管者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是以參與者、操縱者、尋租者的角色出現。如果說，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各級官僚還是整個命令鏈條中的被動執行者，那麽在今天中國的官僚經濟中，掌握了極大自由裁量權的各級官僚以及圍繞它們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則是主動行動者。

　　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出現這種新的官僚經濟形態並不值得奇怪。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市場是一個嵌入的市場，換言之，中國的市場是一個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國家中的市場。中國的全能政治結構是先於市場結構並作爲其最“硬”的約束條件而存在的。在這種條件下引入和擴展出來的市場經濟結構，就必然具有強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的，在中國的改革時期，這種“政治特性”的具體內容就是不受監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躍。於是，官僚經濟的出現就成爲中國改革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發展。

　　看上去，中國官僚經濟似乎是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一種形態，但應該明確的是，官僚經濟絕非是一種由計劃到市場的過渡形態。官僚經濟並不是那種假以時日就一定可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那種經濟形態。這不僅是因爲它在微觀上具有強大的自我複製能力，更是因爲它可以在宏觀上對自己加以複製。敏銳的觀察家已經發現，官僚利益集團近年來對中國宏觀政策工具的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加。這種影響在金融、證券、房地産等領域表現得相當有力。這實際上是官僚經濟爲自己進行宏觀複製的一種迹象。而作爲中國26年改革中的一種“時尚”，官僚經濟甚至可以爲自己克隆出一套穩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礎。這就是說，它可能是一種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加強能力的穩定結構，一個完全卻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結構。沒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劇烈的政治振蕩，就很難改變原有路徑。在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視野中，官僚經濟很像是那個幾千年從未動搖過的古老政治結構與一個具有現代消費色彩的市場，在 1990 年代中國改革試驗中又一次曖昧的姻緣。生活在當代中國的人，無法將當下的中國經濟與一個古老的幽靈聯繫起來，但非常不幸，在現代技術和消費繁榮的外衣裏面，這個古老的幽靈可能真的復活了。記住中國經濟的這一官僚性質非常重要，因爲它是理解中國當今一系列經濟問題的一個邏輯起點。

　　市場所以有效率，是因爲它能夠按照價格信號將資源自動配置給最優者。這裏的所謂最優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較優勢者。他們可能是最節儉者，可能是最勤勞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這就是市場“競優”的本質所在。但官僚經濟既然將市場的基礎由“權利”偷換成“權力”，將市場的中心由公民和組織的權利偷換成官僚壟斷的權力，那麽，這樣的市場的實際上就變成了“競權”的市場。

　　這就是說，這種市場是按權力的大小，按離各種權力中心的遠近來甄別“最優者”的。如此，在中國的市場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競爭格局：離權力越近者競爭力越強，反之則競爭力越弱。因爲權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資本中心，即資訊中心。

　　權力像一個黑洞，將各種資源吸附在自己身邊。顯然，這是對市場配置本意的一種反動，市場信號的失靈更是不在話下。1992 年之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受到普遍的忽視。那就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倒閉的同時，另外一些國有企業卻在不斷壯大。這引出了一個問題：同一種所有制的企業爲什麽會具有不同的競爭力？

　　可以提供的一種解釋是：這是由於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國企，）以及“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政策的結果。所謂“大”，所謂“非競爭性領域”，不過是政治權力體系中具有不同權重的另外一種說法。這樣看來，一些國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國企的壯大，就只能是政治權力在重新劃定保護範圍過程中，不同國企在這個新圈子中競爭有利位置的結果，而不是國有企業之間市場競爭的結果。

　　自1978年改革開始，中國出現了計劃與市場的兩分，出現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兩分，相應的，也就出現了民營和國營的兩分。對所有制的這種兩分，實際上一直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範式。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實力對比不僅被當作衡量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一個指標，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國有這兩個位於光譜兩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沒有位於中間的所有制形式。這種“錯置具體性的謬誤”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裏，顯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由於官僚集團對資源（尤其是要素資源）的長期壟斷，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和新生的民營企業都出現了顯著變化，他們都從光譜的兩端向官僚靠攏，其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其實就是傳統的農民和城市中的個體戶。他們在年代之前能夠成長起來，所憑藉的完全是勤奮以及大量傳統體制不屑于作爲的市場空白。很清楚，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資本（甚至是純粹的勞動力）之上的發展和積累不可能走得太遠。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借助要素資源的規模化使用。26 年以來，中國經濟格局已經天下大變，但有一點卻始終未變，這就是官僚集團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在這種隱形市場結構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的民營企業要想克復要素瓶頸，更上層樓，與官僚集團的結成某種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就勢在必然。否則，他們大概就永遠只能是個體戶或者勤奮耕種但收入微薄的農民。在一個權力壟斷了關鍵經濟資源，而權力又不受監督的社會中，權力就會是一個黑洞，足以將任何東西納入其中。於是在 1992 年之後，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紛紛向權力靠攏，並努力在各種權力的勢力範圍之內，尋找自己的最佳位置。

　　由獨立而贖買，由贖買而結盟，畫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向官僚集團逐漸靠攏的基本軌迹。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産品領域的市場空白基本被填補完畢，中國的市場化逐漸走向高級化階段的時候，中國民營企業與官僚集團的結盟開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樣。這種投靠和結盟的結果，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的蛻變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現。這種所有制的一個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業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時期內以一種不公開的形式共同擁有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在這種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賤價出售的土地、或以廉價銀行資金，或以其官場上的影響力或者“關係”在企業中享有收益權。換句話說，權力是作爲一種可以被反復使用的關鍵要素而分享企業收益的。一位元美國作家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企業把注意力集中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特殊關係上，拒絕建立橫向聯繫，放棄了爲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可以對這種情況做出經驗性證明的，一種現象是，中國企業在任何一個新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首先拜訪的總是當地政府和部門領導，而不是市場。不過，這位美國作者恐怕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在發展中的獨特困境。這種困境在中國互聯網的三大門戶網站的成長歷史中表現得相當戲劇化。在一個具有如此高成長前景的互聯網行業中，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資本市場成長起來的。這個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事例，其實體現了中國企業在利用中國要素資源上的一種普遍的無助。理解了這種無助，我們就不難理解下面這則匪夷所思的新聞了。這則新聞披露：“從事軟體業的內地民企金蝶國際(8133)表示，已和內地建設部合作，成立一家從事內地城市建設及建築業應用軟體業務的合資公司，……新公司總投資額一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數支付，中建互聯則提供有關技術、客戶網路等”。一家純正的民企和一個純正的政府部門合組商業機構雖然的確匪夷所思，但卻將其中“權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質刻畫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紙黑字的坦率的契約形式曝露了中國“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顯得有些極端，但我們並不能據此以爲這種所有制在中國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在仰融案、楊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來幾乎是批量生産的民企醜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彌散性。完全可以判斷，在那些已經“做大”以及準備“做大”的絕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權已經以一種“結構化”（體制化、長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這種結構性的收益與一次性的贖買顯然有天淵之別。

　　在中國新生的民營企業向官僚所有制靠攏的同時，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也以同樣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變。中國傳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傳統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所謂的國企廠長和經理，不過是行政官員的另外一種稱謂。但隨著市場導向的日益重要，企業自主權也日益擴大。不過，就像我們觀察到的那樣，這種企業自主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變成了企業官僚不受監督的腐敗權，國有企業遂在實質上淪爲企業官僚所有。以國企領導人爲核心形成的官僚內部人利益集團，變成了國有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國企領導從傳統的執行官僚變成現在國企主要的實際所有者，是傳統國企與今日國企的最大區別。而這種區別，證實了國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質。與中國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則是更純粹的官僚所有制企業。

　　以産權特徵而論，所謂官企，就是那些産權屬於以官僚爲核心成員所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所有的企業。毛澤東曾經在上個世紀 60 年代早期判斷，中國已經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在那個市場幾乎被完全消滅的時代，毛澤東的判斷顯然僅僅只是一個假想敵。而這個假想敵，在市場不斷擴展的當代中國卻以一種隱晦的形式真的出現了。

　　在2004年秋天郎咸平教授掀起的那一場火爆爭吵中，中國著名企業海爾集團的所有制性質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按照傳統的劃分，集體企業的海爾當然屬於典型的民營企業，但問題是，一個民營企業怎麽會被青島國資委赫然列入監管名單？對於這個疑惑，青島國資委的辦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說”，屬於“內部秘密，不便對外透露”應付。然而，如果我們理解了 1992 年之後在中國逐漸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們就不再會對這個問題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僅是新興民企和傳統國企的轉軌路徑，更是那些在轉型過程中尤其是在新興行業中大規模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直接體制目標。這一新型的所有制，遍及金融、證券、風險投資、基礎設施、文化産業、通信、IT 幾乎所有新興行業。我們無法計算這些新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龐大規模，但他們共同的所有制特徵卻無一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麽企業形式出現，其共同點就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擁有剩餘索取權。在這裏，國企和民企的傳統思維範式顯然已經過時。而導致這種範式失效的原因，則是因爲，權力作爲一種蟄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國進入劇烈而普遍的發作時期。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與許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體系開始在“尋錢”之後並沒有絲毫放棄權力的意思。他們是要將權力和經濟利益更加緊密的綁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規模上，以更穩定的形式尋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樣，金錢對政治權力的贖買實際上是失敗了。相反，它鼓勵政治權利在更大範圍內尋求金錢和權力。這其實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因爲這兩者在中國幾乎是可以互換的通貨。

　　人們曾經以爲金錢對權力的贖買是一次性的，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相當幼稚。由於這些利益實際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權和錢只能更緊密的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在城市改革中誕生的“官僚所有制”，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在農村改革中産生的具有同樣過渡特徵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鄉鎮企業是底層政治官僚與農民結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場導向，那麽，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是更高位階的政治權力與精英結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極強的權貴性質和掠奪性質。這種掠奪性質在中國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經營模式中已經以“洗錢”的隱喻被深刻的彰顯出來。

　　觀點：市場社會的形成，中國缺乏社會，所以社會對政府和市場本身修正、抵制、補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會抑制問題。這個嚴重影響了産業結構的健康。

三、老鼠倉

如果說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的企業目標指向國家工業化和社會充分就業，而新興民企指向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話，那麽在特殊轉軌環境中誕生的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有一種非常特殊的企業目標：洗錢。這裏的所謂洗錢，就是利用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最大限度的財富據爲己有。說得更明確一點，轉軌時期的所謂洗錢，就是指將公共財富以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在最短的時間內轉爲個人所有。

　　與鄉鎮企業類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興的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産權事實上處於某種懸置狀態。對這一點，官僚企業的控制者們都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攫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就成爲一種最理性的計算，而企業本身的長期發展等其他價值就隨之變成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換句話說，官僚企業的實際控制者唯一重要的考慮就是如何將這種有期限的控制權最大程度地貼現。在這裏，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貼現和洗錢工具。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有一種老鼠倉的說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國轉軌期間官僚企業的洗錢模式。簡單說，老鼠倉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資金）資金高價買進自己低價購入的股票，以達到短期內迅速積累財富的目的。這其中有兩個要點，一是開老鼠倉的人（及其合謀者）必須掌握了公共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是財政資金、國有投資、銀行貸款，也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從公衆那裏募集而來，，）第二個要點則是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來進行。否則，那就跟傳統的貪污無異。顯見，權力是老鼠倉模式得以成立的條件，因爲它掌握了公共財富；而市場則是實現老鼠倉的手段，因爲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將財富名正言順轉爲己有。二者缺一不可。一種謬種流傳的說法認爲，中國官僚體系內部仍然存在一種強大的抗拒市場化的力量。但老鼠倉模型告訴我們，中國官僚企業不僅不排斥市場，而是需要市場、喜歡市場。只有通過市場，他們才能安全的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就只能從事很容易露餡的貪污。用企業控制權將公共資産暴露在所謂的市場高風險之下，同樣通過控制權將這種高風險的收益化爲己有。這是老鼠倉的核心。

　　老鼠倉模式，雖然是從股票市場發明而來，但其操作過程卻經典的再現了轉軌時期官僚企業洗錢模式的要訣所在。以這個模型爲參照，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轉軌時期所有的洗錢行爲，幾乎都是這個模型的擴展和變型。在這方面，最爲典型的範例莫過於中國券商。

　　作爲新型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一邊以其壟斷性連接著權力，一邊又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這種特殊地位爲官僚利益集團利用券商洗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他們利用各種公共資金投入證券市場，然後利用證券市場的“風險”，將這些資金變成官僚利益集團內部人的個人財富，或者行小集團的個人財富。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一個朝陽行業在經過了 10 幾年的積累之後，爲什麽非但沒有發展起來，反而陷入整體性的破産危機？我們更無法解釋，一個陷入整體性破産危機的行業，爲什麽內部人能夠積累起如此巨大的個人財富？號稱中國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證券，從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內部和外部製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裝了一系列的僞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將近100億的黑洞。當然，南方證券在十餘年存續期中所轉移的財富遠不止億之巨。局外人並不知道的是，南方證券作爲個案的情況與券商作爲一個行業的情況驚人的相似，而這個行業中的許多企業已經被中央銀行及地方財政反復救援過多次。中國有句老話，叫做“窮廟富和尚”。對此，轉軌時期的中國券商作出了最富時代意味的“改革式”詮釋。毫無疑問，券商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老鼠倉，因爲其轉移財富的功能遠比它作爲券商本應該具有的功能要顯著得多。

　　在中國改革20多年的歷史中，老鼠倉在不同行業和不同的歷史時期反復出現。從國有物質部門、國有外貿部門到國有銀行、國有券商、其歷史結局無一不是創造了一批富翁之後，再留下一筆鉅額壞帳。如今，這種老鼠倉模式又開始在電信、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蔓延。一篇報道曾經披露，中國某省高速公路一個普通收費員的月工資可以達到 8000 元。這篇報道激起了廣泛的驚訝。但如果將中國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個供行業分利集團洗錢的老鼠倉，我們就絲毫也不會對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國高速公路投資基本上都是利用財政撥款、銀行貸款、或者是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而來，屬於典型的公共資産。將（通過政府權力或信譽並以公共福利名義）公共資金利用“市場”名義儘快的化爲小集團的個人財富，正是這類官僚企業的本來目標。滑稽的是，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竟然將這種赤裸裸的洗錢行爲稱之爲“企業的自主行爲”。這種“企業自主的洗錢行爲”在中國壟斷企業中動輒數十萬的年薪中表現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這種所謂的“企業自主行爲”其實是企業完全失去了財務約束的表現。可以判斷的是，這種毫無財務約束的“企業”行爲帶來的後果，將是公司被不斷淘空、繼而是公共資金對它們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對這種淘空之後的挹注，在中國有一個同樣市場化的叫法：資産重組。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資産重組，已經是中國國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標準的洗錢劇目。

　　當然，現實中的洗錢行爲並不都像上面這些典型案例來的這麽直接，而是會呈現更加複雜的形式。爲了安全起見，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爲更多的是透過設立數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過民企和國企合資、資産重組、相互擔保、上下游的銷售代理，子虛烏有的專利或者技術買賣等一系列的“市場行爲”來實現的。總而言之，公司越多、關係越複雜、相互聯繫的鏈條越長，接駁公共資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錢行爲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熱中，中國各類官辦公司就開始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出來。但在那個時候，這類以三産之類名目衍生出來的官辦公司對市場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他們更多的是爲小集團提高福利待遇的一種輔助手段。但隨著民營企業的合法化和對市場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團開始越來越主動，越來越目標明確地設立各種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資源的方式洗錢。1990 年代中後期，這種爲小集團或者官僚個人而設立的影子幾乎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有論者言及，“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團體性投資是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資産形成的基本特點。”大致可以判斷，這些所謂團體性投資，實際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團爲自己所設立的老鼠倉公司的投資，是那種隨時可以轉移爲私人財富的公共投資。由此可知，洗錢，已經不是那種讓人拍案驚奇的個案故事，而是作爲一種穩定的“職業”、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而具有宏觀統計上的意義。洗錢作爲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非常有助於解釋中國高投資、低效率的經濟悖論。以轉移財富爲目的的洗錢企業需要不斷投資，但卻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爲了膨脹總量，然後把水搞混。2004 年年末，中國著名的奶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被抓。對此，一位知情人士評論說：“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鄭俊懷的女兒鄭海燕在杭州有一家商貿公司，不斷有伊利公司的錢流入。”而另外一位因爲伊利公司前獨立董事（這位前獨董正是因爲不滿伊利公司內部財務混亂而辭職的）從專業人士的角度分析說，很多迹象表明，是鄭俊懷（伊利公司董事長）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錢，然後給金信信託，用來收購上市公司股權，鄭俊懷才是金信信託背後的人。”就伊利這一具體案例來說，我們無法評論伊利公司高管人員這種自我盜竊的行爲是否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老鼠倉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質。

　　中國改革20多年以來，中國人依靠汗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對這種汗水構成嘲諷的是，通過國有銀行、公共財政、資本市場的聚斂功能，這些財富卻爲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爲提供了穩定的增量來源，爲洗錢這種職業在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其中隱藏的洗錢流程是：先“化私爲公”、然後再“化公爲官”，進而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