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七章 懸崖邊的增長

“親愛的嚴肅投資者，相比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將發掘出來的金山銀山，年代末美國股市所産生的財富將顯得微乎其微……我將讓您在未來兩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這是美國記者安德魯卡彭特給他的投資俱樂部成員的一封信。安德魯卡彭特從未到過中國，但卻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一個以中國市場爲目標的投資俱樂部。爲了顯示俱樂部的鮮明特色，卡彭特乾脆將他的俱樂部直接命名爲“中國俱樂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隨後兩年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差點沒有讓他的投資者遭遇滅頂之災，更不要說他們期望中的金山、銀山了。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 中國熱”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經濟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則說明，到新世紀的初期， 中國熱”已經開始深入西方的民間社會。

　　“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奇迹、一個迷，而是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新典範，一個全球最熱門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經歷所寓示的那樣，中國——這個冷戰之後當之無愧的經濟增長模範生，可能還有另外一付不爲人知的面孔。

一、高增長背後的政治理性

迄今爲止，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經濟傳奇已經持續了26年之久，人們似乎早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許多人那裏，中國經濟甚至已經成爲高增長的代名詞。如果說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有人對這個奇迹抱有某種西方式的疑惑的話，那麽在此之後，中國經濟一如既往的持續高增長表現則在經驗的層面上徹底粉碎了這種疑問。於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神話作爲一種流行的信念，終於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是更多的在議論：中國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是如何向世界輸出了通縮，是如何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威脅。在這裏，中國經濟顯然已經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動機，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書寫自己獨一無二的增長奇迹。然而，除去這些膚淺信念的遮罩，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更像是一連串巨大的悖論，神秘而又讓人忐忑不安。因爲我們無法想象在一個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資效率如此低下、技術水平如此落後、現代金融系統如此匱乏、貪污腐敗如此盛行的國家中，高速經濟增長怎麽會持續得如此之長？在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改革的情況下，一個典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怎麽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在數量上爭論中國經濟增長（在GDP意義上）的真實性並沒有多少意義，對我們來說更加緊迫的是要搞清楚，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續的嗎，它對中國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麽？（中國經濟神話被含蓄地解釋爲中國走上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同與也遠遠優越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包含了某種獨特的智慧。真的是這樣嗎？26年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麽故事？）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一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那些建基於穩定制度環境之中的“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簡化爲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爲一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數。

　　（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數）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於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資料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 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爲活躍，第一是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一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

　　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 26 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並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官僚集團。

　　一俟官僚系統成爲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衆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一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一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機制，官僚集團幾乎成爲國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一傳統，並沒有因爲最近 26 年漫長的改革而稍有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爲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初始條件，也作爲中國改革中最爲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及經濟增長方式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除了 1989 年的短暫時期之外，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統一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一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其態度和行動一直在暗中規制著中國的改革進程。（事實上，這本身也是鄧小平刻意選擇的改革路徑。在鄧那裏，中國官僚系統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夠依靠的改革工具。雖然鄧也意識到這個工具不僅可能帶來腐敗，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 年到 1992 年年初這一時期中國官僚系統對鄧改革的頑強抵制表明了這一點>，但與甩開官僚系統可能帶來的失序相比，鄧似乎寧願選擇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給他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創傷強化了他的這種判斷。顯然，對鄧來說，依靠官僚系統推進他的改革只是一種局部尋優，其中無奈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所以，研究中國官僚集團（我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主要指由各級、各部門核心官僚以及國企官員構成的集團）的態度和行爲，就成爲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進而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爲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爲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升官、發財、擴充地盤。

　　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動了同一種行爲，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我們的視野中，鄧小平無疑是現代中國政治領袖中最激進的增長論者。這在他“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述中表現得格外醒目。 很清楚，鄧的所謂“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在鄧的心目中，除了經濟增長這個唯一的建構性價值之外，其他諸如政治改革、社會穩定之類的價值都只具有從屬的工具性價值。事實上，鄧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都是將其作爲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來看待的。同樣的道理，一旦發現政治改革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鄧就果斷抛棄了政治改革。這就是爲什麽在“64 事件”後，鄧絕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鄧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激進態度爲他的繼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遺産，也爲這個目標最後走向極端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那樣，鄧的繼承者不僅全盤接受鄧小平的“發展第一”的思路，而且還將鄧的激進增長論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不惜代價和不擇手段的“唯經濟增長論”；發展的內涵也由鄧時代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加簡單的“經濟增長＝GDP 增長”。導致這種極端發展的主要歷史原因，是“六四”之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對政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傷害，讓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只能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寄希望於即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潛在的邏輯聯繫是：經濟增長維持一天，政權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將政權合法性與變幻無常的即期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當然是一項非常冒失的政治戰略。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路徑依賴的困境。因爲事實是，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已經別無選擇。如果對於鄧小平來說，經濟增長還是最後一代共産主義領袖的政治理想的話，那麽對鄧更加弱勢的繼承者來說，經濟增長則完全變成了政權延續的條件。不僅經濟增長的內在意義已經與80年代大相徑庭，其中隱含的強制性要求也彰顯無遺。於是，在1992年之後，經濟增長作爲中國政治領袖對民衆的一種政治承諾，在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轉化爲對官僚集團一種事實上的考核和錄用標準。這就等於明白告訴中國官僚集團：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長資料來！這就是從 90 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國各級地方官員不遺餘力直至瘋狂做假地比拼增長資料的一個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終於在“發展”

　　前面加上了一個“科學”的定語。所謂“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的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已經意識到了“唯GDP論”不斷擴散的代價。他們準備在“發展”

　　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釋。不過，在長達十餘年的運行中，這種增長路線已經賦予自己以巨大的慣性。這不惟是因爲政治領袖無法從正統性上切斷歷史【這從“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新式語錄中可以看出】，更是因爲這種增長路線已經在經濟結構上、增長動力上鎖定了中國經濟。明確否定官員升遷的經濟增長標準，實際上就掐滅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其結果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失速，而其帶來的失業及其他問題將不啻於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一個重大的政治打擊。由於無法在短期內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承受力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脆弱。所以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GDP指標將仍然是考核中國官僚系統一個暗含的重要標準，雖然它可能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標準。這也暗示，中國的官僚系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會具有強烈“官僚強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後面）既然經濟增長指標成爲考核中國官僚的重要標準，官僚集團竭力追求經濟增長以博取升遷機會就是一樁標準的政治利益極大化事件。換言之，是一樁划算的買賣。然而，讓人多少有驚奇的是，對於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追求GDP最大化增長竟然是一件最不難的事情。個中奧妙在於：中國官僚系統仍然是一個具有強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謂“全能”，就是對官僚權力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具有強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強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資源。這種配置方式顯然只服從于官僚系統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原則。而在“增長第一”的政治壓力下，它服從的就只能是短期經濟指標的增長要求。據稱，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

　　爲此，中國在2004年還與歐盟及美國爭論得面紅耳赤。不過， 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這個結論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則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確，在26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這當然是一個事實。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中（這一點我們還要在後面具體論述，在此不詳）。一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活動中佔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設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統手中。鑒於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場以及上述關鍵行業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命脈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判明：與改革前相比，中國官僚系統的全能能力雖然在範圍上縮小了，但在層次上卻提高了，其隱藏在幕後的控制力不是減弱了，而是相對增強了。這就爲各級官僚系統在管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動員經濟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讓他們在短期內製造任何讓上級滿意的GDP紀錄。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投資一直佔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而中國官僚系統最擅長的就是“投資”。縱觀中國26年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中國官僚系統始終都是經濟活動中最狂熱的和最重要的投資者（直接和間接），雖然他們同時也是最不關心回報的投資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爲在所有這些投資中，中國官僚集團的個人成本趨向於零，而其收益則可能相當大。所以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集團的在這種投資行爲中獲得都將是淨收益。那麽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究竟有多大呢？

　　年的統計是國有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是 47.3％，接近一半（這是對國有投資比重一種最低的演算法）；而集體和個人投資（民間投資）佔有的份額是％。這被許多人認爲是國有投資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證。不過要是嚴格算起來，中國的絕大部分投資恐怕都只能算成國有投資，也就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其中原因非常簡單：因爲絕大部分投資事實上都是通過國家承擔最終擔保責任的國有銀行來完成的。轟動一時的“江蘇鐵本案”就是這方面的顯例。在這個案例中，一個資本僅僅3億元的私營企業，在一年時間竟然在政府的幫助下從國有銀行中貸款30多億，準備投資一個106億的超級專案。誰能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民間投資還是政府投資？“鐵本”最後的結局也證明了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最後的擔保責任。問題是，“鐵本”之類的所謂“民間投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普遍性。可惜，我們的統計當局還沒有敏銳到要發明出這樣一套甄別技術。

　　普遍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民間投資能力還遠遠沒有壯大到像那些幼稚評論所想象的那樣，這裏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國的官僚系統。（事實上，在大多數領域都嚴重投資過剩、資本回報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如果它真是民間投資的話）還蜂擁而至的話，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向來就是腐敗醜聞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資，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也不需要什麽論證。但國家審計署 2002 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一些資料還是讓我們暗暗吃驚。這份審計資料顯示：全國9個省的37個國債環保專案中，只有9個按計劃完工並且達到了要求，僅占全部專案數量的24%；而國家發改委重大專案稽查辦公室調查四川 1998 年動用首批國債資金建立起來的家垃圾處理廠後，結果發現竟然有 8 家無法正常運行。（與此同時，全國最近幾年興建的38個支線機場中，37個發生虧損，累計虧損達15.7億元。）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啓動之初，就有人鑒於以往政府投資的慘痛教訓而大聲疾呼，要求嚴密監控這些投資。然而，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還出現了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鬍子工程，就不能不讓人有些意外了。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準備的觀察家們暗暗吃驚的原因。

　　中國各級官僚系統的“盲目”投資（其實一點也不盲目）是一個喊了將近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洗心革面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臺了一個以取消審批制爲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爲“中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新起點”。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一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中國的官僚系統沒有控制那麽多資源，他們還能拿什麽去投資？所以應該解決的真問題是：剝奪官僚系統對資源的絕對控制。很不幸，我們暫時看不到這種前景，早在1996年時候，我們就注意到中國的經濟周期中的某種政治性特徵。具體的含義是，中國的投資高峰往往與各級官僚系統換屆、新官上任在時間上相當吻合，經常的情況是政治年也就是經濟年。這一點我們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已經反復見證。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緊接著就在1988年出現第一個通貨膨脹高峰。五年之後，1992 年十四大召開，經濟呈現全面過熱，導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惡狠狠”的宏觀調控。又五年，1997 年十五大之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抑制，經濟雖然沒有出現整體過熱，但同樣在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下，出現政府投資的大規模膨脹。如果按照這個規律，你預測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之後會出現某種經濟過熱的話，那麽你將比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更加正確。因爲事實的確如此。但你可能還是難以預料到，中國 2003 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産投資率會猛然提高到43.42％，一舉超過中國現代史上最爲瘋狂的大躍進時期。14面對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又只好停下腳步，解決這個新出現的老問題。看來，中國的經濟周期的確受到了中國官僚系統政績衝動的強烈影響。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經濟過熱，因爲它完全是一種政治規劃的結果。毫無疑問，中國官僚系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復出現。

二、財政的極大化

政治領袖們向中國官僚系統輸入的政治壓力，只是中國官僚集團努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他們的另外一個理性計算是：地方或者部門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這個貫穿于改革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又一個強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農村改革之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爲分權改革。其基本含義是，將以前計劃經濟（秦暉先生更加精確的將其稱之爲“命令經濟”）時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組織經濟活動的權力逐級下放、分散給各級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必須記住的是，這種分權改革就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內部的一次權力再分配過程。權力的來源、行使方式已經對經濟資源的全能整合能力都沒有改變。只是將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權切割成省集權、市集權、當前我國投資增長的主要特徵原因及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影響縣、鄉集權，如此而已。這就爲各級地方政府像計劃經濟時代在管轄區域內以行政方式推動經濟增長埋下了隱患。分權改革在經濟上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後果，一個是分散決策，即將計劃經濟時代中央的集中決策變成了各級政府的自行分散決策；另外一個則是多元利益主體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開始擁有獨立的自我利益。

　　單中心變成了多中心。事實上，中國鄉鎮企業勃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國基層政府自我利益的強大激勵。在中國的決策者那裏，分權改革或許只是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一種試驗性安排，但它卻無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益主體＋分散決策”的一個全新格局，而正是這種格局啓動了中國改革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進程：市場化。市場的形成和市場規模的擴展後來成爲傳統官僚系統之外又一個獨立的增長推動力量，並造就了中國經濟與毛澤東時代全然不同的新面貌。這是後話。

　　在毛澤東時代，地方利益是一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惡意味的詞語，並不具備合法性。但分權改革之後，地方作爲一個獨立的財政利益主體，積極性空前高漲。沿海省份由於市場擴展和分權改革所共同誘致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迅猛發展，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也創造空前的消費繁榮。這種看得見福利改進，與鄧小平一貫的實用主義判斷標準相吻合。於是，地方利益在中國的意識形態中逐漸擁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擴張，這不僅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極大憂慮，也幾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財政上陷入絕境。據信在 1993 年宏觀調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幾近枯竭。而與此同時，以踐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財政利益爲代價的地方建設卻凱旋猛進。這最終導致了1993年6月份那一次猛烈的宏觀調控，並引發中央與地方幾乎公開的利益博弈。這一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稅制改革作結。分稅制終結了主導性的分權改革模式，但也將地方獨立的財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分稅制改革主要著眼於中央政府自己的財政利益，而並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資擴張。當中央用分稅制在地方財政中拿走一塊之後，地方要想維持原有的財政收益，就必須擴充稅基，而擴充稅基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興辦企業、增加投資。所以分稅制改革實際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資衝動。90 年代中期之後，由於一系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級官員的輪換），中央與地方的利益衝突歸於寂靜。地方財政利益雖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作爲一種制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一個巨大的潛在推動力。這個動機與各級官員普遍的政績競爭合二爲一，讓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熱情被推到了一個新高度。如果說在前計劃經濟時期，僅僅中央政府在關注投資的話，那麽在改革之後，“地不分南北，官不分東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積極的投資主體。

　　如此這般，增長速度豈有不一飛沖天之理？毫無疑問，這肯定顯著提升了中國總體上的投資率。

　　實際上，中國1980年代迅速崛起的鄉鎮企業也是政府財政極大化的産物。

　　只不過在這裏，地方政府變成了基層政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所謂的鄉鎮企業現象就是，中國沿海基層政府在財政壓力下，傾全鄉（全村）之力向外部尋求財政來源的産物。由於鄉村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極少，這種財政極大化衝動更多地只能通過市場手段獲得。這也就是爲什麽鄉鎮企業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場導向特徵的原因。顯然，鄉鎮企業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創造，而更多是基層政府的創造。鄉鎮企業作爲另外一種小型官辦企業，是中國地方財政官僚化擴張的早期表現。這種舉全鄉（村）之力辦企業增加財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國改革時期被反復複製。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爲官僚機構在分權改革中並沒有被剝奪其全能性質，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機會在更爲廣大的範圍中複製命令經濟，依靠行政方式整合資源，爭取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擴充當地財政實力。於是，甲省上汽車專案，乙省也上汽車專案；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爭取化工企業；甲省宣稱以高新産業爲支柱，乙省也轟轟烈烈的高新産業起來，你爭我趕，不遑多讓。中國各地産業高度同構，産能嚴重過剩的現狀端賴於此。及至 2000 年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城市化階段，中國各地連城市面目也開始變得千人一面。到處都是鋼筋水泥，高樓大廈，活脫脫一個個工業怪獸。隱藏在經濟結構同構，城市面目同質之後的，其實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一位海外中國問題學者曾經用“蜂窩狀結構”來描述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各地方經濟結構的趨同傾向。在經過了 26 年的改革之後，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絲毫解決的迹象。難怪許多外部觀察家在今天的中國經濟中總是不斷能窺見毛澤東時代的影子。很多年以來， 調整産業結構” 經“ （常還會加上‘大力’的修飾字首）一直是中國官方文件中的關鍵字之一，但結局卻總是令他們相當難堪。原因其實相當簡單：各級地方政府有動力也有能力去推動這些可以帶來短期增長的重復建設。（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資功能基投資能力，讓市場發揮裁判作用，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結構就會自動出現。）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範圍內小一些，但其性質仍然是標準的全能政府，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個改革時期的投資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資主要依賴中央財政的撥款，爭取中央專案就成爲主要手段，在撥改貸之後，地方政府投資手段主要靠命令當地國有銀行貸款來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貸款權逐漸被上收之後，地方政府的投資手段被迫多樣化，在繼續爭取國有銀行融資以及中央財政的大專案之外，還開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機構（比如地方商業銀行）、外資等等。在年代中後期，中國官僚系統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訪最頻繁、隊伍最龐大的招商引資隊伍（許多地方乾脆設立了常設官僚機構：招商局），而他們許諾的稅收優惠，土地優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紀的城市化階段，地方政府終於找到另外兩件法寶又一次撬開了國有銀行的大門。一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土地可以抵押，特許經營權所帶來的穩定現金流也同樣可以用來抵押。

　　而這是中國低能的國有銀行最容易避免麻煩的貸款方式。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自１９９８年以來，銀行對政府的貸款（包括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每年猛升６１．６％，而每年對於企業的貸款僅上升１０．４％。這些貸款大量進入地方政府推動的機場、鐵路、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顯然，在如何套取銀行貸款方面，中國的地方政府表現得相當出色。中國地方政府的這種能力反映在宏觀資料上就是，在2003年的一季度地方專案的投資增速達到65％，相形之下，中央專案 12％的投資增速就顯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資爆增的態勢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嚴厲的行政措施隨即而來。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現了命令股份制商業銀行停止所有貸款業務的紀錄。這種強硬的舉動讓人想起了 11 年前的那一次宏觀調控，同樣的投資過熱，同樣的“嚴刑峻法”，真是“過七八年又來一次”。（如果11年前，因爲中國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過度投資還有某種理由的話，那麽在普遍過剩的今天，過度投資又所爲何來？這不由得讓人懷疑，號稱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國改革，究竟是讓中國的官僚機構進步了還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是明智的，因爲他們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資最終都將通過國有銀行的壞帳、國家財政的赤字（顯性和隱性赤字）、國家土地資源總量驟減的方式對國家主權信用造成重創。換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紛紛在趁“熱”打劫，竊取國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這種國家信用的唯一承擔者。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極大化是一種非常正常的衝動，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今天的中國，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極大化，都是以國民未來的預期收益減少作爲代價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孫後代的未來福利來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則卻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團所兌現。這大概就是聰明的溫家寶在 2004 年宏觀調控中要“堅持把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的原因。顯然，作爲一名在專業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溫家寶已經清楚的洞悉了調控的技術要領。但問題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衝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者經濟問題。“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看得住一時（就像朱鎔基那樣），但看不住一世。一遇機會，就會死灰復燃。中國2003年重新開始且至今沒有結束迹象的投資過熱就是一個明證。在這個與1992年幾乎一模一樣的投資過熱背後，浮現出的是同一個古老的政治問題——擁有太多資源且完全不受約束的官僚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在中國存在了數千年。要想根治這個問題，技術和經濟手段恐怕無濟於事。更爲吊詭的是，經濟高速增長本身正是中央對各級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中央政府自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過度投資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遠，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速度與防範金融風險之間走鋼絲。這是一個維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種種迹象表明，這個脆弱的平衡遊戲正在趨近終點。我們的判斷是：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利用土地投機（一個完全不可再生的資源）來強行推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已經說明，政府手上可資利用的要素資源已經趨於枯竭。因爲在我們看來，土地，是各級官僚系統以全能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後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資源，一旦這個資源被掐死或者消耗乾淨，官僚強制型的經濟增長就將無法維繫。這暗示，已經維持了 20 多年的以政府投資爲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油盡燈滅之時。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能用什麽東西來取代經濟增長的這個官僚引擎？如果經濟失速真的發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兩條路，要麽繼續強行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這意味著放任各級官僚系統的不智投資，要麽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經濟突然失速所帶來的社會痛苦，並開始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但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引發難以預測的風險。前途的確非常兇險。

三、隱蔽的計算

在激發中國畸高的投資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統面臨的政治壓力和財政壓力只是兩個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一個更爲隱蔽也更爲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們越來膨脹的對個人財富極大化的追尋。這個原因對中國投資率的貢獻雖然無法定量的測量，但卻是一個普遍的經驗事實。

　　個人財富最大化，是改革時期潛伏于中國官僚集團意識中一個最爲重要的理性計算。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一直以這個標準衡量、解釋直至扭曲和控制改革。1992 年之前，中國官僚集團的這個理性計算已經開始蘇醒，但由於中國的整體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所以這種計算主要表現在那些底層官僚之中。這些官員在傳統官僚體系中的上升機會有限、政治利益較少，因而也最早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他們利用分權改革中合約不完備的特點，以承包、興辦鄉鎮企業、三産企業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財富極大化。1992 年之後，中國的市場化趨勢已經不可扭轉，財富衝動作爲中國官僚集團的一種整體意識得以最終明確化。於是，尋租成爲中國官僚體系牟取個人財富的一種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蘇聯和東歐在此前的巨變爲這個時期的中國官僚們樹立了一個標準的未來圖景。他們幾乎一致認爲，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可避免。這使中國官僚的尋租帶有一種普遍的焦灼感，並顯得尤其迫切。事實上，1992 年中國創紀錄的經濟過熱，與中國官僚們這種突然爆發的末世心態有著密切的關係。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發展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當然也出乎中國官僚體系的預料。在經過短暫的混亂之後，中國官僚系統重新奪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國的改革權。持續的經濟增長、國際社會由旁觀到接受再到驚歎的態度轉變，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整體意識由焦灼到自信，最後變成一種權力的自負和驕狂（這當然是一種不詳的信號）。很清楚，中國社會在90年代的這種發展，一點也沒有冷卻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欲望，反而使他們有機會利用改革的控制權將這種極大化計算體制化。

　　事實證明，中國官僚利益集團不僅能夠容忍市場，而且還有能力控制市場。

　　在他們那裏，市場不再是一種可怕的異己力量，是一個不知道怎麽就會催生出某種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們手上一件可以任意擺佈的道具，是一個可以完全服從並服務于官僚集團利益的“制度創新”。準確的說，中國在90年代中後期的演變，本質上就是中國逐漸向一種穩定的階級尋租體制的演變。尋租，作爲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已經不再需要擔心同僚告發，因而也無需合謀（這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簽訂一份“一、三、五你貪污，二、四、六我貪污”的明確合約的地步，因爲他們心裏非常清楚，他們的同事也在幹著同樣的勾當。

　　現在，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時候利用任何機會進行盡可能多的尋租。

　　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不再需要利用體制內的權力到體制外去尋租了，他們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一種體制：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經成爲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一句話，他們是這個體制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的剩餘索取者。這一點，在新世紀的開端被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時候，大多數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不再有什麽體制內和體制外，一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下，並成爲這個體制的奴僕。這種結局可能要讓那些在 92 年一時衝動毅然決然下海的官員們後悔了。下海，可能讓他們一次性的得到了財富，但卻讓他們永遠地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給予他們的將是永久性的剩餘索取權。難怪許多精明的民營企業家在今天也紛紛要開始尋求“位置”。

　　我們一直強調，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是中國改革中具有操縱力量的行動集團。

　　當經濟利益極大化衝動變成這個集團的整體意志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將這種意志轉化成一種體制或者制度的理性，並成爲中國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變數。中國不可理喻的投資過熱，實際上就是這種制度理性使然。對於中國的官僚體系來說，投資活動，（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資金來進行的投資活動）是他們實現這種理性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位深知中國投資戲法的人士所諷刺的那樣，“沒有專案怎麽尋租呀？”所以，爭取“專案”，尤其是那些利用諸如銀行貸款之類公共資金所進行的“專案”，就成爲各級官僚（包括各類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最傾心的公務活動之一。中國東部某城市在爭取擴建2台30萬千瓦機組的“專案”，光在首都地區的“公關費用”就達到500萬。不難想象，這個專案總投資在20億以上的所謂專案中，將有多少變成各級官僚的個人財富。這些投資專案真正能夠帶來多少回報、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並不是各級官僚們的主要考量，他們的主要考量（甚至是唯一的考量）是，這些專案能夠給利益集團帶來多少尋租機會、能夠最大限度的帶來多少尋租額。那些寫在正式“可行性報告”上的誘人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於個人成本爲零，所以專案越大，個人和集團的尋租的機會越多，尋租的總額也就越大。這就是近年來中國大型項目、城市公共設施、大型基礎設施越來越多的誘因之一。當然，這也與中國官僚體系的財富胃口越來越大有關。在中國最貧窮的西部省份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里在短短幾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專案爲自己一舉積累了高達 6000 萬人民幣的個人財富，可見大型專案投資對中國官僚體系的誘惑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