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五章 財富到哪里去了

年 8 月 27 日，美林集團亞太地區負總裁馬蓉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發佈最新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富翁已經接近24萬，比上一年猛增12％。這個增幅不僅大大超過中國9.1％的經濟增長率，也順利地爲中國贏得了又一項世界第一：全球百萬富翁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正如這份《全球財富報告》的名稱所要顯示的那樣，美林顯然是想借此說明中國正在成爲全球財富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個特別能夠滿足虛榮心的頭銜也正是許多中國人特別想得到的。而這種虛榮心由一個國際投行巨頭所賜予，則更顯得其確鑿無疑。然而，就在這個令人陶醉的報告發佈前幾天的8月24日，在離我的住宅不到 30 米的地方，一位 46 歲的男人跳樓自殺了。原因是：他每月元的下崗工資已經無力支付他女兒的學費。幾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區的另外一個小區中一對父子因爲同樣的原因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許，我們很難將上面兩起悲劇歸結爲某種單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貧困以及貧困所帶來的人類尊嚴的喪失肯定是其中最爲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來，此類悲劇事件屢見不鮮，已經很難成爲轟動性的新聞。

　　但上面兩起自殺悲劇的獨特性在於，它發生在中國南京——中國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這說明，由於貧困所導致的自殺現象已經開始向中國的城市蔓延。這個趨勢與近年來中國不斷攀升的自殺率相吻合。很清楚，這類聳人聽聞的自殺事件已經不再是中國下層階級出於生存恐懼所杜撰出的預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財富報告》渲染的是一個財富不斷膨脹的中國，那么，上面兩起自殺事件則以令人難忘的方式呈現了另外一個中國——一個馬爾薩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萬確的是，它們同時發生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城市。我們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絕對貧困之間建立必然的因果關係，但這種幾乎天天發生的讓人難以安枕的人道主義災難，卻不能不讓我們去思考：在中國財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發生了什么？

一、滾燙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階層分化和貧富懸殊，還僅僅是徘徊在書齋中的不詳推測。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這個幽靈開始悄悄步出書齋，啃噬中國社會。短短的十多年之後，貧富懸殊已經變成一隻巨獸，成爲中國社會揮之不去的噩夢。

　　反應在資料上就是中國的吉尼係數在 1990 年代之後開始急速攀升。從改革前的急劇攀升到 0.46 左右。據長期研究這一問題的中國學者楊宜勇等人預測，年，中國的吉尼係數將迅速逼近 0.47。對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堪稱世界最高！”。在所有對中國吉尼係數的估計中，楊先生的估計幷不是最嚴峻的。有更嚴峻的估計判斷，中國的吉尼係數在近幾年已經超越 0.50。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快步進入貧富差距最爲嚴重的國家行列，成爲所謂“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由一個整齊劃一的平等社會，轉瞬之間完成天壤之別的角色巨變，是中國 1990 年代創造的又一個世界級奇迹。不過，與那幅已爲世人熟知的經濟奇迹的炫目圖畫相比，這個奇迹帶給我們的卻要陰暗得多。在這幅圖畫中，在絕望中掙扎的底層與志得意滿，奢侈揮霍的上層構成了中國顔色的兩極，仿佛來自不同世紀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曾是這個民族對兩極社會最深刻的歷史記憶，不幸的是，21 世紀的中國真的在開始演繹這種歷史記憶的現代版本。的確，當人們發現中國的官僚們動輒用下崗工人一年的工資輕鬆的打發一頓飯局，同一個小區中的人們收入可以相差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爲數衆多的不幸“落伍者”

　　在生存底線上下沈浮的時候，我們相當確信，中國現實中貧富懸殊已經極具爆炸性，它遠遠不是冷靜客觀的吉尼係數可以描述，它正在展開的，是一場規模宏大的歷史活劇。有必要詢問：中國人20多年創造的財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國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後出現了嚴重的分配問題，而這個分配問題的性質已經與改革前期截然不同。這就是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分配已經呈現出明顯的零和博弈現象。中國經濟學家特別喜歡用帕雷托改進來描述中國改革，但實際上，這個令人愉快和懷念的時光已於 90 年代中期嘎然而止。當人們仍然沈浸在改革初期代給我們的歷史幻覺之中時，中國改革和經濟增長已經爲一種新的邏輯所取代。這個邏輯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增長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絕對損失爲代價的。這與我們 1990 年代中後期所觀察到的現實相當吻合。在這一時期，一部分中國人的生存狀況開始在絕對水平上惡化，但非常不協調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富豪也不斷湧現。這表明，部分中國人不僅被排除在經濟增長的果實之外，而且還受到了蓄意的剝奪。

　　檢視1990年代中國的財富流向，中國的貧富分化實際上有迹可尋。這首先表現在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與毛澤東時代通過統購統銷，人爲壓低農產品價格對農民實施的剝奪不同，改革時期農村財富向城市的轉移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實現的。一是深入農村基層但實際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體系對農民所進行的收刮，這一點由於各種發生在中國農民身上的殘忍事件已經廣爲人知。但事實上，在財富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這種最爲著名的剝奪卻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剝奪。第二種途徑，則是通過對流入城市的民工實施制度性剝削來實現的。

　　通過對數量龐大但政治權數幾乎爲零的農民工實施制度性剝削（壓低、拖欠工資、戶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視、公共醫療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獲得的財富數量相當驚人，有學者估計，僅僅壓低工資一項，城市地區就從農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財富4400億。3在中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房地産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這種財富轉移的一個力證。財富有農村向城市轉移的第三種途徑，是通過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剝奪來實現的。這種財富轉移一直存在，但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加劇，在最近幾年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突然提速而進入高潮。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這本來是中國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巨大的潛在資本。然而，在現行農村土地徵用制度下，城市當局可以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上徵用土地，然後高價出手，其中差價可以達到幾十倍之多。中國國土資源部一項調查說，在浙江省上虞市，“年土地出讓收入爲2.19億元，其中征地補償費只有591萬元，僅占賣地進賬的％。”有資料估計，近三年來僅此一項，城市就從農民手中取得 9300 億元。

　　而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體系中飽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國農民完全無鍾偉：新雙軌制複歸 中國改革不能承受之重商務周刊：中國改革走到三岔路口權享受的城市基礎建設之中。如果將歷史時期拉長到整個改革開放時期，通過土地流入城市的財富就更加驚人，統計表明在近 20 年以來，農民承包地被徵用的數量達到9800畝，以每畝地農民被剝奪財富10萬元計，那麽近20年，農民光通過土地徵用被剝奪的財富就接近10萬億。這個數位遠遠超過改革前23年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裏剝奪的8000 億。不過，中國農民的損失不是用靜態的數位可以衡量的，因爲這實際上是關閉了中國農民進入現代化的大門。完全可以預料，對農民工的剝削以及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剝奪，將是未來農村財富向城市轉移的主要形式。作爲中國弱勢農民所擁有的要素，剝奪了農民勞動力權利和土地權利，也就徹底剝奪了農民在未來市場活動中最重要的兩種潛在資本。這就從根本上將中國農民排拒在經濟發展的果實之外。而這一剝奪可能導致的更加危險的後果在於：它剝奪了中國農民以主體身份（而不是客體）參與現代化的可能性。這等於人爲的製造了一個龐大的社會底層。在這個意義上，後面兩種隱蔽的財富轉移要比第一種形式遠爲緊要。因爲在現有制度安排下，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尤其是土地的喪失），換言之，農民的財富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損者，就一定有受益者。這兩年，夾雜在“經營城市”的喧囂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爲億萬富翁的故事又開始繪聲繪色的流傳起來，其中大多數都與土地投機相關。這與1992 年之後的市井故事具有結構上的相似。與此對應，中國城市中又出現了一次高溫度的繁榮。不過，深入在這背後的土地故事，我們就不難瞭解這種城市繁榮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之上。

　　中國的貧富懸殊首先表現在城市與農村貧富懸殊上。這種差距在 1978 年到年的短暫時期一度縮小，不幸的是，這個短暫的歷史現象將中國改革者麻醉了長達20年之久。與中國衆多改革者們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後財富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轉移實際上幷沒有停止，而是以更隱蔽的方式、更大的規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續進行。知道這一點，我們就絲毫不會對中國城鄉差距持續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實感到驚訝了。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爲緩解城鄉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標之策。2004 年之後，中國各省政府紛紛推出減免農業稅的試點，以提高農民收入，降低城鄉差距的爆炸性。但誠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這幷不能消解中國農民人力被剝削、土地遭剝奪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國四川省漢源縣發生中共建政以來最爲嚴重的農民暴動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問題。我們不能確定，具有明顯古典“農民起義”性質的漢源事件，是不是預示著農村土地財富轉移過程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時期，但它的確將這個問題上升到了一個相當緊張的高度。如果不能將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種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轉換爲農民的投資，從而在根本上解決農民在現代化中的主體性問題，中國的城鄉分配差距在未來十數年中將長期處於燃點狀態。

二、向市場階級尋租

財富在城鄉之間的轉移只是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財富在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的轉移，或者說財富從社會不同階層向官僚利益集團彙聚。這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團對市場階級的剝削。改革以來，由於市場化將絕大部分中國人口捲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場交換獲得收入的龐大人口，我們姑且將稱之爲市場階級。正是這個階級創造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絕大部分財富。然而，這些財富中的相當部分卻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團的口袋。

　　以北京的計程車行業爲例。有記者曾經計算過，如果北京的計程車司機按照中國現行《勞動法》規定的時間出勤，每月收入約6450元，但其成本卻達到元，這意味著計程車司機工作一個月下來，不僅不能盈利，還要倒貼550元。如此，爲了維持生存，計程車司機唯一的辦法就是“自願”延長勞動時間，“今天拉 10 趟，明天就拉 11 趟”，以至於北京計程車司機的每天工作時間普遍在小時以上。基於這個原因，有人將計程車司機比喻稱“現代包身工”。那么究竟是什么讓計程車司機們淪落爲“現代包身工”，簡單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計程車司機的7000元成本中， 份錢”卻占到了4800。而在這4800元的“份“錢”中，計程車公司及其相關利益者獲得的特許權收益（淨利潤）達到 3300 元之多。很清楚，這種特許權利潤流向了圍繞計程車管理部門以及計程車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團手中。5“份錢”的確是一個相當形象的名詞，它象徵著官僚利益集團特許人們進行市場活動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經計算：北京近 20 萬計程車司機每年要爲官僚利益集團創造特許收益261．6億元利潤6，而他們所獲的工資則僅僅爲60億左右。這種勞動力收益與特許權收益的對比，無疑是觸目驚心的。

　　這種對市場階級的剝削不獨於北京，也不獨於計程車行業。另外一組資料可以從宏觀上印證這種深重的剝削。根據仲大軍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資料，在年中國10萬億的GDP中， 城鄉居民分得5.6萬億元，而其中工資總額只有“萬億元，其餘的4.4萬億元都是通過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個人手中的”7。這本來應該分配給勞動者但卻流向了少數人群的4.4萬億中，有多少是屬於上述北京計程車行業的特許收益，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個小數目。勞動收入階層的收入與“其他”收入如此懸殊，難怪有人直指，中國存在一個負價值的白領階層。白領是一個打擊面相當寬泛的說法，在中國，這個負價值階層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官僚集團及其市場代理者。

　　在中國西部的四川萬源市——一個每年財政赤字高達 1.6 億元的貧困縣級市，官方爲了舉行一場所謂“紀念萬源保衛戰勝利 70 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資萬元。所謂集資，不過是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強行向下攤派價格奇高（最低元）的門票而已。在這個貧困縣，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不過區區 400 多元，而在這次演出中出場的一位明星獲得的酬金卻達到 42 萬元之多。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財富士如何通過政府權力向少數人手裏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計程車行業的市場特許權收益以及萬源的集資演出等等案例，雖然純屬敲詐勒索，但畢竟是“半合法”的。相較於此類對市場階級的“半合法”

　　剝奪，財富向少數人轉移的另外一個通道則要赤裸裸得多，這就是在中國泛濫成災的官員腐敗。有學者估計，自從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及其代理者每年所獲得的法外的“腐敗收益”高達 1 萬億左右，占到 GDP 的 10％以上。

　　揭開北京計程車業壟斷黑幕揭開北京計程車業壟斷黑幕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比重緣何相差懸殊與上述對市場階級的直接剝削不同，腐敗收益主要是通過對國有存量及流量資産的侵吞，通過對財政資金的巧妙貪污，通過對屬於社會公衆的銀行資産的盜竊而來。這種腐敗收益是通過“負性”的政治機制來實現的，而其代價則表現爲“中性”的銀行壞帳和日漸深重的稅收負擔。2004 年，僅 181 家中央企業申報核銷損失就達4000億之巨，占中央企業淨資産的10％以上。毫無疑問，這些在企業損益表上表現爲損失的財富相當大部分已經轉變爲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個人收益。在中國，各類“化公爲私”的技法雖然層出不窮，但大多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出籠的，以至於有人憤激而譏稱： 改革即分贓”。對於此類假改革之名行分贓之“實的手法，大多數人早已了然於心。需要指出的是，當權貴們的盜竊和搶劫在事實上合法化的時候，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官僚上層彙聚，就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後果。

　　在解釋“中國人爲什么勤勞卻不富有”這一問題時，華裔學者陳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國現存制度設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北京計程車行業的案例是這個解釋一個非常貼切的例證。不過，陳先生的觀察中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勤勞而不富有。事實上，部分中國人的富有已經達到讓發達國家都瞠目結舌的程度。在美國，在澳洲，來自中國大陸的神秘富豪在置業時一擲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一位在華爾街頂級投行服務的朋友曾經告知，一位自稱“沒有什么錢”的中國大陸客戶一次拿出的理財金額是萬美金。這給這位去國多年見識過不少發達國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極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說，大部分中國人的貧窮是因爲制度爲他們設置了昂貴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樣的道理，少部分中國人的速富則是因爲制度讓他們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幾乎爲零。進而言之，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一手爲中國市場階級的交易活動豎起了高高的壁壘，另一手卻放任和鼓勵內部人進行盜竊和搶劫（在科斯的世界裏，這實際上是交易成本爲零的一種至高境界）。這無疑是科斯定理在現代中國一種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繹。一邊是交易成本爲零，另外一邊則是交易成本高昂，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中國不出現急劇擴大的貧富鴻溝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國，少數人貪索斂聚，富可敵國的故事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上演一回。今天，當中國人自以爲自己的時代充滿了現代性的時候，我們卻從那一扇從未封閉過的後門回到了過去。

三、寧贈友邦

在一次會議上，有一位公司領導人向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發問：“中國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費的水電給外國投資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産出租和水電費方面也同樣給予一些減免？”吳作棟的回答非常乾脆：“我們不能進行這種以提供不計經濟回饋爲基礎的競爭。假如我們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費的水電，新加坡能源公司從哪里取得資金？它會向政府拿錢。然後，我們再和另一個人在很不經濟的基礎上競爭，最後，我們就破産了。”吳作棟強調說，“政府必須計算過後，使競爭在一個可行的長遠的基礎上進行。”

　　與吳作棟的“吝嗇”相比，中國的政府官員就要顯得闊綽和大方得多。

　　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活動中，賤賣土地（幾乎相當於白送），減免稅收直至水電增容費用的免收，已經成爲各地政府競相使用的手段。這頗有點像貨幣的競爭性貶值過程。甲市將開發成本20萬元的土地以每畝5萬元賣掉，乙市就可能以3萬元賣掉。在中國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優惠政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爲口號。當有記者問該市領導“優惠政策有沒有底線？”時，這位領導的回答與吳作棟總理的回答同樣乾脆：“沒有”。

　　兩種回答雖然同樣乾脆，但卻將那位中國地方官員的荒唐襯托得一覽無餘。

　　不過，放在中國的具體背景中，這位官員的荒唐卻是一種理性行爲。因爲對於這位元掌握了轄區土地控制權的地方官員來說，土地是一種無價格的要素，卻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是一種毫無價值的“閒置資源”（至於爲什么會這樣，則是一個需要篇幅討論的問題，在此不贅），但如果賣掉，哪怕再廉價，土地價值就進入了核算體系，就能導致GDP的淨增加，然後引進投資，又可以增加一次GDP。這樣算起來，廉價賣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樁合算的買賣。不過如此一來，流進來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則是真實的財富。很難確切的計算這種以“優惠政策”的名義送出去的財富，但考慮到中國一年6～700億美元的FDI,數目恐怕相當驚人。

　　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經濟學家謝國忠先生的測算，這些優惠政策所帶來的財富損失相當於人民幣升值 20％。送出去那么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國內居民用於住房的土地價格自然就越是高漲；送出去那么多稅收，加諸于國內居民的稅賦自然就越重，貧困階層的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資金來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很容易推論，任何財富流失都將最終傳遞給中國的弱勢階層。

　　除了對“友邦”的直接饋贈之外，中國向外輸出財富的另外一個通道是對“家奴”的出口。在持續增長了26年之後——據稱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了不起的經濟奇迹之一，中國的勞動力工資水平仍然只相當於美國和日本的 1/50。經濟學家們幾乎衆口一詞的將此理解爲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所謂比較優勢，但大量來自中國出口工廠中的新聞報道則證實：這種所謂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是一種可以自由使用奴隸的比較優勢。據《華爾街日報》記者王必得（PETERWONACOTT）發自中國南部的一篇報道稱，在那裏的一個中國出口工廠中，許多工人每天經常要工作18個小時，而他們每月的工資起薪僅僅爲32美元，這甚至比當地極不人道的最低工資標準還要低 40％。顯然，無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還是與出口産品的總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經常只占出口産品總成本中的10％），中國的勞動力價格都被嚴重低估了。不管這種低估的原因是什么，嚴重低估的勞動力價格都意味著財富的巨大流失，對中國這樣一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而言，就尤其如此。生産越多，出口越多，財富流失越大。無法估計中國由於勞動力價格低估所造成的財富流失，但以中國現在每年 5000 億美元左右而且還在不斷增長的出口規模來看，這個流失不僅巨大還會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本之所以是一種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爲它是可以重復使用，最能動的要素。如果將“人”貶低爲一種自然資源（甚至“賤”於自然資源）， 並作爲一種值得炫耀的“比較優勢”加以出口，不僅是一種最大的財富流失，也意味著這個經濟體長期競爭力的喪失。

　　從歷史的常識出發，我們似乎從來還沒有看到過那種依靠虐待本國人民就能夠發達起來的國家。然而，問題的詭異之處在於，這種以財富流失爲主要內容的外向型經濟，似乎正在成爲中國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決定性條件。這很可能說明，無論在經濟結構上，還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組合上，中國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障礙。

　　引進外資、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裏是一種國家戰略，而在地方政府那裏，則成爲擴張地方財政能力和創造政績的最快捷手段。在整個改革時期，只有在外向型經濟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終保持著高度一致。兩股力量合在一起，終於使這個戰略扭曲到不計成本的地步。

四、銹蝕的團結

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中國雖然形成了以一個以市場交換爲主導的財富創造機制，但具有強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結構卻紋絲不動。與計劃體制相比，市場機制的財富創造能力成級數放大，於是，傳統政治結構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現級數放大效應。這毋寧是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沒有阻止貧富分化，而且主導和加劇了這種分化。這實際上是中國 1990 年代後期以來貧富劇烈分化的內裏乾坤。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由舊式政治結構主導的“新”的分配機制趨於定型化。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這個機制初步發作的社會後果。也就是說，今天中國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偶然現象，而是一種體制化的結果。在這種體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贓結構之外的龐大人口，隨時都有可能被抛離於遊戲之外，而這個體制爲他們設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種僅僅能（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産的標準。中國各省設立的所謂“最低保障線”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近乎殘忍的標準。如果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以及精英階層繼續對這種危險的社會分化熟視無睹，一遇天災人禍或者經濟危機的洪流，中國龐大的底層人口將徑直被驅趕到只能鋌而走險的生存絕境。事實上，一個社會貧富分化的危險性從來不在於富人有多富，而在於窮人有多窮。當有人一點都不臉紅地吹噓自己在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時候，中國爲窮人確立的貧困標準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這個標準只是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美元標準的1/4左右。撇開世界銀行的這個“國際標準”不談，任何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元到 882 元的收入，離餓死還有多遠？而這正是當今中國貧富問題最爲兇險之處。在中國的都市人口及上層精英那裏，經濟繁榮不但習以爲常而且理所當然，但在那些主流媒體看不見的底層那裏，生存危機卻無時不在，隨時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這個社會實際上已經非常脆弱。不幸的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卻仍然生活在“繁榮永無止境”的幻覺之中。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極其險惡的程度，並且馬不停蹄地不斷刷新經濟史的記錄，中國經濟學家鄒恒甫甚至轉引民間調查機構的資料認爲：“考慮到高收入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有些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爲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59。”按照一般的標準，0.4 以上的基尼係數就屬於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中國0.59的基尼係數很可能意味著一部分人已經陷入人間地獄般的身存災難。對於亞洲的經濟奇迹，克魯格曼先生曾經有形象的描述：亞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靈感創造的。如果這個說法的確是準確的話，那麽以血汗澆灌中國經濟神話的“汗水階層”應該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結局卻非常諷刺，他們獲得的回報被壓縮到了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産的最底線。

　　更加值得我們警惕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正在以代際的形式向下迅速傳遞。

　　位於中國城市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名貧困女生，2004 年一年的飯卡消費記錄只有 8.35元。在長達兩年的時間之中，沒有人發現這位女生是以撿剩饅頭才能勉強度日的。這個故事曾經震驚了許多人。然而，這個看上去似乎十分極端的故事並不孤單。有資料披露，從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間，中國首都某大學月生活費低於150元的貧困生的比例從16%激增到41%。作爲新一代人的一個抽樣群體，大學生中的貧富差距不僅反映了 1990 年代末期以來整個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的現實，也是對中國社會未來階級圖景的一種勾畫。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那麽未來的中國社會將肯定不是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溫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進。

　　中國的嚴峻的貧富懸殊問題，並不僅僅只是在危機時刻才會顯示出它的政治打擊性，經常的情況是，它只是給一個脆弱社會結構的最後一擊。而在這之前，它往往會以一種不那麽具有爆炸性的經濟形式表現出來。在中國，它就是消費能力的長期低迷。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長期爲“原因不明”的內需不足而深感困擾。表現在宏觀上，則是消費率長期低於正常水平。更爲反常的是，中國的消費率不僅沒有追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反而不斷顯著下降。到 2003 年，中國的消費率已經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這個數位不僅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遠遠低於發展階段相似印尼、菲律賓等國。現在，那個“不明”原因終於開始浮出水面，許多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國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源自於中國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幾乎沒有消費能力的底層社會。這個在改革時期創造了最多財富的底層，被不由分說的剝奪了應得的份額，成爲在消費上無足輕重的階級。

　　在一個國家，當 GDP 的 1/4 供養著 99％的人口，而 1/3 的 GDP 卻被僅僅％的人口佔有的時候8，這個國家低得離譜的消費率就不是什麽難以索解之謎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逆向異動的服務業比率（這個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 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爲窮人是消費不起什麽服務的。對於中國低迷的內需和畸形的經濟結構，一向喜歡發表驚人之言的中國學者王建解釋到：“中國從産值比重的特徵看已經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國家，但是從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比重看，還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國家的特徵。産值比重代表社會供給能力，而勞動力比重則代表購買能力，如果社會的産出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國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體還在農村，只能吸納人均500美元的産出，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就始終面臨著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雖然將這個問題表述爲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業結構和産值結構的矛盾”，但在我們看來，它與收入差距指的幾乎就是同一回事。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結構的失衡在先，消費率的低迷在後。分配結構決定了消費結構。在如此低迷的消費率之下，要想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鴉片一樣地不斷提高投資率（包括不計成本地吸收 FDI）。這進一步扭曲了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而提高投資率雖然能夠在短期內維持速度，但會形成更加龐大的過剩産能，而爲了推銷這些過剩産能，就只能以剝削本國下層人民以及掠奪本國自然資源爲代價，用極其低廉的價格向國際市場傾銷。這又加大了中國經濟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可見，中國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資率，畸高外貿依存度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個極其脆弱的惡性循環過程。而其總源頭，則是中國國內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衡。換句話說，中國怪異的産業結構不過是中國國內異常分配結構的外在表現。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主要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率已經被推至極限位置，低勞動成本以及剝削本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所謂比較優勢也已經被擠壓至極限位置（中國2004年幾乎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民工荒”現象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提醒我們，持續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